一些年前，我与一些男女作家一起出国访问。我们的女作家被问及关于女性文学、女权主义等问题。我们的男女作家的脸上都现出了麻木、困惑、讥讽、无可奈何与不感兴趣的表情。没有一个女作家承认自己关注女权问题，(似乎我们这里早已没有什么女权问题或者女权问题是一些低层次的不值得我们的优秀女作家去关心的问题)，承认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承认性别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更不要说是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了。我当时的绝对主观的感觉是，她们不愿意承认这些的心情恰如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妇联的工作干部。当然不会有哪一个才高九斗的正在看好的强力型女作家愿意调到妇联去搞婆婆妈妈的那一套“妇女工作”。她们爱搭不理、支支吾吾地回答着外国女性的提问。
于是我插嘴说：“我们的女作家很多，又都很棒，比男作家还要棒。她们是作家而且是极好的作家，她们领风骚于整个文学界而不限于文学女界；她们不是也不甘心仅仅是女作家哪怕是极好的女作家。”
于是我看到了提问者的困惑与失望的表情。那糊涂劲儿与我们方才的样儿并无二致。
也许我的话根本翻译不过去。许多民族的语言一切名词都要区别阴性和阳性，或者是男作家，或者是女作家，或者是复合的男女作家们，而我们的语言培养的是不分性别属性的对于作家、人、学生、服务员、发言人直到动物的中性属性的认可，中性才是本体本质，而男作家女作家、男服务员女服务员……中的性别称谓，只不过是修饰性的定语。比如发言人的特性、价值与引人注目之处全在于他是发言人而与他们的性别无关。英语里要区分男发言人(spokeman)女发言人(spokewoman)对于我们炎黄子孙来说无异于自找麻烦。
我还在回答一个向我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过：“在我们国家，女作家的风格可能一般比较细腻一些，此外，不论在取材还是主题还是使命感方面，女作家与男作家并无区别。”(我想我是怀着对于我国妇女半边天的充分自豪与弘扬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极大优越性的自觉来这样回答问题的。)是的，我们男女作家一起写四人帮的肆虐，写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写公社的悲喜剧，写官僚主义的麻烦……同悲喜而共哀乐。至于妇女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阶级问题，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成功，童养媳没有了，买卖婚姻没有了，“姊姊妹妹站起来”(这是五十年代一部反映取缔妓院的大型记录片的题名)了，妇女有了与男人平等的公民权、财产继承权、教育权与就业权利了，女政治局委员女司机女飞行员女兵女警察都有了……至于女作家，她们比男作家还“厉害”呢……我们还有什么妇女问题(除了边远农村)吗？
刘慧英的书稿改变了我的许多认识与观念。我惊讶于我在女性问题上的皮相与粗疏，粗读了这份书稿我不禁惭愧于自己的视而不见与麻木不仁。正像刘慧英以丰赡的材料与雄辩的论述所表明的，男权价值标准男权历史意识在生活中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真是数不胜数触目惊心！却原来，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实现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是那么困难，比在法律上制度上社会保障上解决妇女问题困难得多！
郎才女貌(我更愿意说是才子佳人)模式在当代文学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发扬光大和这种模式包含的女人附庸于男人的陈腐意味；诱奸故事模式所透露的女性的无力无望无独立价值(窃以为表现了男权的虎狼意识与视女性为需要慈悲保护施恩的羔羊)的意蕴；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回避；以为社会解放可以自动解决问题的天真与对于更深层次的问题的视而不见；女性的孤注一掷式的爱情乌托邦以及这种乌托邦的破灭带来的激愤与失望；女性仍然缺乏爱的自由的事实；既要保持传统的女性标准(容貌、品行)又要符合半边天的新的社会要求劳动出工要求与鼓励丈夫情人献身投入(参军、加班、以及从推迟婚期到牺牲生命)的要求的女性的两难或多难处境；对于自然母性的价值判断的困惑；从寻找男子汉到低毁男性的女作家所流露的传统观念对于男子汉形象的理想化的假定、依赖与对于女性自身的缺乏信心；将性与爱分离开来的传统意识特别是对于女性的性意识性爱的各种各样的歪曲丑化糟践；圣女(作者创造了一个有趣的词——愚爱)型与荡妇型(狐狸精、色情间谍美人计至少是尤物型)女性形象所表达的传统男权观念；以献身事业为名“始乱终弃”的伪善、自欺欺人与厚颜无耻；从宣泄自我到自我的隐匿。(在我们的语言中女人似乎比人低一等，女作家似乎比作家低一等。著名戏剧大师曹禺的剧作《明朗的天》中有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妻子吵架的场面，男人骂道：“女人不是人，女人是女人！”随着我们的女作家的功成名就与俨然人物，谁能不越来越倾向于掩盖自己的女性意识呢？)所有刘慧英的书提及的这些，我们不是司空见惯的吗？我们(包括那些在自己的作品中形象地触及到这些问题的男、女作家)又有谁不是常常倾向于回避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回避了突破男权传统的樊篱与男权历史意识这一有点麻烦的问题而满足于浅尝辄止的一般性结论(如认为一切不幸都是某种恶势力所造成的)吗？惜哉！
刘著的价值在于提出了这些我们视而不见的问题。她开始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观照与思考；它表达了智慧的痛苦；它使我们的男性公民恍然大悟地开始思考女性们的严峻处境。它从托尔斯泰到曹雪芹，从丁玲到铁凝，广征博引而又是鞭辟透里地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考果实。读之令人击节。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靠咒骂、靠干干脆脆地转变观念、靠一念之差的调整或是新名词的引入就能解决的。刘慧英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并不是单纯的男权观念使然。恰恰相反，男权观念的形成不但有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有它的多方面的、在当时很可能是合理的根据，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失去它的产生与维持依据。我们很可能会为这一切而嗟然叹息，比叹息更重要的却是为我们这里终于有人提出了这些比起“婚姻自由、同工同酬”来说更属于深层次的问题而欣慰。
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我们的头脑在进步；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却也是确定无疑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我们的女性文学会出现更新更好的面貌。刘慧英的书是有意义的。
(《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欲读书结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