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为插图的事读了热维埃芙·拉波特的《暮色已迟》(中译书名改为《画布上的泪滴》，三联，一九八八年)。这是毕加索晚年的女友所写的一本回忆录。书里写道：
毕加索，出于他豪放的性格，对来访者都一概地敞开大门予以接待，对于法共组织，自然更应如此……有一次，阿拉贡来访，他要求毕加索绘制一幅斯大林的画像。毕加索便遵嘱着手工作，阿拉贡也按时前来取画，但是当他看到毕加索向他递过来的作品之时，不禁目瞪口呆。不过，尽管如此，阿拉贡还是将这幅画像带走，以便交给法共中央审阅。
几天之后，阿拉贡又来看望毕加索，但显得神情沮丧。法共中央对那幅画像没有给予好评，这使毕加索大为生气。“真是愚不可及！我在斯大林画像的前额上添了一绺头发，为的是让形象具有无产者的气息，而那些人却不愿意斯大林元帅是一员无产者。”
他出言不逊地还说了几句非难“那些人”的话。
“我看干脆就把这幅画一砸了事！”
至于《斯大林画像》最后的结局，我现在已记忆不起了。
读到这里我怦然心动。因为我记得自己是见到过这幅画的(当然不是原作)。那么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一定是在五十年代，是不是在邻座那位法文编辑的桌子上？像是与绿色套印的《法兰西文学报》有关。一期期去查报显然做不到。幸好手头有本法国一九九○年出的《二十世纪艺术大事记》(让-路易·费勒编)，时间总不外在毕加索入党(一九四四年十月五日)到斯大林逝世之间。于是我便从一九四四年开始翻查。果不其然，翻到一九五三年，一张斯大林的画像赫然在目，一看就知道是毕加索的。
现在来看，这画像丝毫没有“出格”的地方，连风格都很现实主义。想不到在当时竟引起一场波澜。
据《大事记》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主编《法兰西文学报》的阿拉贡决定尽快出一期专号。他约法共党员毕加索画一幅肖像，还给他送去了照片资料。从画的左下角可以看到毕加索是三月八日画完的。三月十二日，画像刊出在专号上。《大事记》说这件事引起了议论纷纷。苏驻法大使还提出了抗议。三月十八日，《人道报》登出党中央书记处声明，里面说：“法国共产党书记处完全不赞同三月十二日在《法兰西文学报》发表毕加索同志所画的伟大的斯大林的肖像。法国共产党书记处对伟大画家毕加索的忠诚毫不怀疑，他与工人阶级事业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对阿拉贡同志，对中央委员会成员和《法兰西文学报》主编准其发表感到遗憾。另一方面，该报为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领导了一场英勇的战斗，法国共产党书记处愿向那些立即让中央委员会了解其不满的无数同志表示谢意和祝贺，他们的来信复本将转交给阿拉贡和毕加索两同志。”
《大事记》也刊登了几封这样的来信。从里面可以看到，有人认为：“在这幅画像里，我们既看不到天才，也看不到敏锐的智慧，也看不到慈祥以及在所有斯大林照片中所看到的幽默……”有人认为：“我们的毕加索同志完全忘记了他是为最先受到这可怕打击的工人们在讲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我们热爱斯大林，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还有一位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的安德烈·富歇隆的在信中说：“这幅画像不是真的想要描绘伟大的斯大林。这一纠正是绝对必要的……我和我的妻子在看到这幅画像时深感震惊……作为斯大林同志特点的至高无尚的善良和高贵通通不见了……刊登一幅照片本来要更好些，或者最好刊登一幅苏联画家的忠实的画像——幸亏在他的祖国这样的画像并不缺乏。”
阿拉贡将书记处的声明与群众来信都一一刊登在《法兰西文学报》上。在四月二日与九日的该报上，还刊登了他的自我批评。
至于毕加索，《大事记》里引了他当时说的几句话：“我带了一束花来参加葬礼，它不讨人喜欢。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通常，人们并不因为花不讨人喜欢而责骂送花的人。”也就是我国俗语里“当官不打送礼的”那个意思了。
接着，我查阅了阿莲娜·S·哈芬顿的《毕加索传》，从这里我得知，几年之后，他对让·科克托(法国作家、画家)说：“一个因为画家错用了色彩或错用了线条就对他施以惩罚的政府准是个印象主义政府。”他还说：“作为一个诗人，阿拉贡怎么能够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公众应该是真实的评判者？”拉波特所说的“不逊”之语是否就是这几句？在没有见到更多的材料前，看来我们只能满足于这些了。
从《毕加索传》里可以看到，毕加索也不是不懂“内外有别”的。对来访的新闻界，毕加索仅仅说：“家庭内部总是有争吵的。”“我认为党有权谴责我。”他还说：“这肯定是由于误解，因为我丝毫没有不良的居心。如果我的画像使谁震惊或者不快，那是另一回事。那是一个美学问题，是不该从政治观点来判断的。”毕加索的政治水平不低呀！现将《大事记》里所登的画像复印刊出在这里(见本文起首图片)。我想我国的广大读者这之前不大可能见到过。《大事记》显然是从《文学报》翻拍的——这上面还看得出有报纸粗糙印制的“网眼”。至于毕加索的原作什么颜色，尺幅大小，是否真的已被“砸掉”，倘不曾，又为何人何处所藏，这些问题就得由毕加索专家来回答了。
李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