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很可玩味的话。看来，当时的人少见多怪，所以说出“屙屎都碰到委员”这样的怪话。到现在，这话则不能说怪了。试看今日中国，显然不比湖南农民运动兴起时。而且，屙屎碰到委员甚至碰到主席的事早已经至少是三十年前的旧闻了。假如还有朋友还对“屙屎碰到委员”这样的事情感到不好理解，只能说是智者千虑之一失了。
既然是智者竟然都有所失，看来这个问题很可以谈谈。不过，屙屎与委员的关系问题过于重大，且牵涉一些复杂而敏感的原则问题。因此，这问题尽管可以做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可现在似乎不宜公开讨论。但是，屙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却是毫无争议的、严肃的、而且是男女老少皆宜的学术问题，而且，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扎实的比较研究成果。就屙屎撒尿的厕所文化研究简而言之，据说富有进取精神的西方人一般好拿出“人定胜天”的劲头，把厕所弄得像厨房一样，甚至比厨房还干净，厕所空气不发出芬芳，至少也努力使它清新。耽于官能审美的日本人则对从厕所发出的声音特别敏感，于是有日本卫生设备公司想方设法设计抽水马桶，使它能够来了人就自动地哗哗作响，俾如厕者不担忧他人窃听自己于厕所之中发出之音响，从而化如厕之尴尬为行云流水之潇洒。在中国，人们则倾向于自然主义。所以，到中国旅游的很多外国人，大字尽管不识两个，却往往能在鼻子的正确指引下，循着人类排泻物的自然气味跟着感觉走，顺利地在众多建筑物当中辨认出“厕所”。“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这个命题，中外文人争论了多少年。有了中国厕所的例子，这长久以来争而不决的问题看来也“可以休矣”。
谈文化谈到厕所以外的领域去，就容易碰上些更复杂的问题，因为关于“多元文化”的争论，在很多时候并不像“比较文学”或“比较厕所学”那么纯净，那么“文化”。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和各种出版物上，大致留心的人都可以感觉到，是政治斗争或政治计算在或明或暗地规定着多元文化的争论。比如说，在黑人做奴隶的时候，当然不会有Afrocentrism(非洲中心主义)和Euro－centrism(欧洲中心主义)之争。妇女没有投票权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有所谓的“女权主义”。女人有什么不满，或者忍着，或者发发小牢骚，但是不能大发，否则会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①“西方经典的作者清一色的是‘死掉了的白种(欧洲)男人’”，这样的话也是要等到女人和非白人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才能说的。否则，谁说这样的话，谁就会被认为是疯子，弄不好也得上楼。“死掉了的白种(欧洲)男人”，这话说得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说得有没有道理可以另当别论，但最先说这话的人痛恨欧洲白人、痛恨男人的心情溢于言表，大概可以不用怀疑。
这样一路谈下来恐怕要很空洞。这空洞属于绝对正确而了无信息的“空洞”，同时这空洞也很有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味道。正在为此心虚的时候，来了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天的《华盛顿邮报》，其中一篇文章的大标题是，“我们能不能摆开谈？”小标题是，“摆开谈最好，否则，多元文化的美国要有大麻烦。”这文章配了一幅大插图，四个人坐在一起，像是交头接耳密谋，又像是吵得不可开交，他们口里迸出的词是“冲突，价值观，问题，多变，认同，多样性，移民……”由此看来，文化争论的后面确实有斗争，尽管不一定是阶级斗争。文章的作者雅各比(Russell Jacoby)抱怨说，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大学生，整天言不及义，对移民、种族、妇女地位等大问题避而不谈；其原因既有美国牛仔文化的敏于行而讷于言(不过三言两语便掏枪把对手放倒的事情越来越现实，大概是牛仔文化的当今最佳体现)，也是有人担心美国本来民族关系就够复杂的了，若是再大张旗鼓地谈，可能越谈越火爆，有可能大打出手，弄出前南斯拉夫那样的局面，所以大家有时间在一起宁愿胡扯，努力回避任何可能显示意见分歧的话题。
不过，美国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国家，于是也就有不怕惹是生非的人以谈这话题为乐。这其中的一个人就是《哈泼斯杂志》(Harpers’s Magazine)的编辑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波伦在五月十五日一期的《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发表的文章(第52—55页)，分析了当今美国园艺界的争论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冲突和斗争。
美国园艺界正流行一种所谓的natural gardening，这里姑且译做“自然园艺术”。这种园艺术所追求的，是所谓的自然之美。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尽量不对花园进行人工干预，二是让北美本地植物占领花园。这样的意思看上去绝对无害，逻辑上也很顺理成章地自然。其实则大不然。想建立一个与野地有所区别的花园，就必须动用人工。否则，花园与野地的区别就会消失。也是一位园艺爱好者的波伦通过身体力行明白了这个简单的道理。为了使自己的花园免于变成荒地，波伦把原先“自然”散落各处的花草重新栽成一垄一垄的，以方便清除杂草。波伦喜欢上了这井井有条的花园，并撰文赞美这花园的好处，于是招来严厉批评。波伦说，他接到的一封来信指责他的行为“不负责任”，因为这样的井井有条的花园“离开了化学物质和技术手段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批判信在众多的来信当中还算客气的。
这类指责的出发点表面上都是出于保护环境的崇高目的。然而，波伦说，尽管当今那些力主“自然园艺术”的人声称是要效仿实际的自然植物生长环境，但是，这些人心目中的自然植物生长环境看来是以某种艺术模型为基础的。波伦说，这种把野地环境理想化的“自然园艺术”很难不让人得出一个结论，这结论就是，“自然园艺运动”是反人类的，其目的是把人和历史从地上抹掉。波伦接着指出，这种“自然园艺运动”并不新鲜，它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国，其理论基础尽管包裹着科学术语的外衣，骨子里却是蛮不讲理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一批德国庭园设计师在一九三九年提出，“要让德意志民族拥有具有德意志特色的花园，并协助具有德意志特色的花园免遭不健康的外来影响。”
波伦表示，他并不想说当今的美国“自然园艺术”是一种隐蔽的新纳粹运动，但是，当前的美国园艺界确实有人在不怀好意地攻击外来的植物物种。尽管许多外来物种已经成为美国生态环境的和谐的组成部分，这些人却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大谈少数外来植物如何成为“入侵者”、“恶魔”。波伦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在这里提到的德国例子也算是表明，我们应当小心，不要因为意识形态化装成了园艺科学就上它的当。……假如我们美国人非要有具有美国特色的花园不可，那也用不着必须仇外……”。
“入侵者”、“恶魔”这样的词，不仅仅是仇视外来植物的表现，也很有可能是“指桑骂槐”地仇视“外人”，给“外人”一个坏名声。杀狗的程序是，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给狗找一个恶名然后杀了它)。古今中外杀人的程序也是一样。(所以西方人爱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大概因为是患难朋友。)当然，如何定义“外人”，就像中国当年定义谁属于应当打击的“百分之五”一样不是科学，而往往是血淋淋的无法无天的政治。“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困惑的时候容易说胡话，所以，最好谈现在。
在现在的美国，仇外，准确地说是仇视外来移民相当有市场。有相当一些美国人把自己的各种困苦归咎于外来移民。失业了，是移民的罪过，因为外来移民把有限的工作机会抢走了。工资不高是移民的罪过，因为移民往往一小时给个两三块钱就干，所以把工资给压低了。找不到好工作是移民的罪过，因为新移民中往往有些能干的脑力劳动者，太能抢好工作。仇视移民理由很多，很方便，也不危险，也很解气。很多聪明的政客，当然乐于“反映人民的心愿”，利用移民问题做文章，以便争位或者保位。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已经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起诉，要求联邦政府赔偿几十亿美元。其理由是，这两个州按照联邦法律处理移民、因而导致州政府破财。美国舆论界普遍认为，这两位州长采取如此这般的政治大动作，主要是为了重新当选州长而迎合相当多的对移民有偏见的选民。②
不过，在这里还是要再说一遍，美国毕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国家。在反移民的叫嚣甚嚣尘上的时候，同样面临选举的纽约州州长就在移民的问题上却与很多美国人大唱反调。据《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州州长科莫(Cuomo)说：“……坦白地说，就移民问题向联邦政府提出起诉，这会向人们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我爱移民。凡是移民，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都不应当受到鄙视。”前不久当选的现任纽约市市长朱利亚尼(Giuliani)说，“纽约的一些最肯干、最能干的人就是非法移民。假如你来到纽约，积极肯干，而碰巧没有合法身份，那么，你就是我们纽约想要的人。”
想不到科莫和朱利亚尼竟然能为倒霉的移民如此仗义执言。不过，移民们看来最好先别急着唱：“他们为移民谋福利(更不要在这里“呼儿嗨哟”)，他们是移民的大救星。”因为，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九九四年六月十日，A1版)，在这两位先生亲移民的言词背后有政治、经济原因。纽约的移民数目相对不多，因而相对容易吸收，尤其是被大肚能容的纽约市吸收。再者，外来移民是纽约市的一份骄傲，也是纽约特征的一部分。很多纽约人很知道他们自己的先辈当年也是以非法身份来到纽约创家立业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外来的合法、非法移民使纽约很多濒临死亡的街区复活，原先政府要花纳税人的钱派警察到那些少窗缺门的黑洞洞的“鬼楼”里抓毒贩子。现在，很多这样的“鬼楼”又还了阳，成了像模像样的商店或住宅，人们走到那里不用再提心吊胆，政府不但不用再花大钱雇人去那里抓那些比跳蚤还灵巧难抓的犯罪分子，反而可以安坐收税。纽约人当然知道，这“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这里又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有什么样的选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客。”科莫和朱利亚尼当然不傻。
关于文化，《纽约时报》还有另外一条消息。海地军人扶植的总统Jonassaint表示，海地可以用伏都教(Voodoo)咒语来对付入侵者(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A四版)。起源于非洲的伏都教是加勒比海地区和美国南方黑人当中流行的巫术信仰。据《纽约时报》报道，Jonassaint夸口说，伏都教咒语能够使海地免遭敌机攻击，还有一些看不见的海地勇士将抵抗敌人，让敌人寸步难行。
看《纽约时报》的语气，显然是不相信伏都教咒语的力量。这里面说不定潜伏着文化偏见也未可知。不过，读这一段报道不禁又让人想起了可爱的中国。想当年，义和团有人试图用巫术对付八国联军入侵没有成功，那肯定是当年他们不懂科学，所以巫术高手的绝技没有能够发挥出来。现在，准确地说是前几年，中国有一位气功大师在广州发功，使千里之外的北京清华大学的一个实验室里的水分子结构发生了可以科学地观测到的变化。这都是上了中国报纸的新闻。还有传说说，有的大师能够发功，使远道而来的导弹和飞机出现航向偏差甚至栽到地上。这些人据说都是国宝级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身份和绝技都对外秘而不宣传。不过，作为爱国者，很希望这些大师现在能够站出来为国家做出贡献。而对这些大师，国家也应当适当地封他们个师长或旅长的干干。假如这些大师被证明确实有挥手下敌机之类的本领，中国岂不是可以节省大笔的军费么？
美国在海湾战争当中大出风头的爱国者导弹，一颗据说就要二百万美元。假如中国研制同样的导弹，就算中国科研人员聪明能干，中国导弹工厂效率特高，造出的同类型导弹比美国的便宜一半，那也得要一百万美元，相当于将近九百万元人民币。而一位大师，怎么说也能顶五枚导弹。有五位大师保卫领空，中国就可以节省两亿两千五百万元人民币。而节省下来的军费可以有很多用处。不说别的，至少可以在全国建造足够多的全盘西化的厕所，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有专为残疾人设立的专座，有免费的手纸供应，有专人经常打扫，没有刺鼻的臭气。
①在电影《简·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女人最倒霉：最下下的结局就是上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metaphor？这是属于比较文学当中的“相互影响”？还是像当年中国常听到的“工业(或农业或任何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那样，是属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上下”辩证法？又是一个大值得研究的问题。
②就总体而言，非法移民究竟取之于美国政府的多，还是贡献给美国的多，这在美国也是一个争论激烈、没有定论的问题。争论的双方尽管都在努力拿出科学的数据，但由于观点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他们拿出来的数据也大不相同。由这里也可以看出，所谓“科学”，其实也是不可迷信的。
丁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