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看惯了小说，听多了沉塘、鞭扑之类的故事，总想象着厉行族法宗规的祠堂该是相当令人生畏的建筑。不过，当我第一眼看到真正的祠堂时，却完全是一种异样的感觉。
那是歙县大阜村的潘家祠堂。大阜是个相当不起眼的村落，只有在大比例尺的歙县地图上才可以找出。但在一、二百年前，由于它地处府、县城到深渡的公路边，在崇山峻岭的徽州算是交通相当便利的位置，所以很早就孕育出簪缨望族与商贾世家二位一体的宗族。迄至今日，大阜村仍然麇聚着世系行辈脉络清晰的潘氏族众，他们会向偶尔到访的好事者，津津乐道地细述着家族先辈中的名人轶事。据说，清代乾隆年间的体仁阁大学士、太傅潘世恩的祖籍就在此地。
在一个春雨霏微的季节里，绕过一段泥泞的徽州巷道，豁然映入眼帘的是祠堂的正门——美仑美奂的五凤楼门厅，雕梁画栋，华美异常，与那些“森严、肃穆”等书上描绘的字眼，似乎都不相干。在我眼里，富丽堂皇的宫阙式门楣，倒像是潘氏先祖慈眉善目的音容笑貌，正温情脉脉地注视着每一位亲情骨肉。或许，这正是宗族社会长期存在的魅力所在？
穿过幽暗的中进大厅，最后一进是建在台基上的寝堂。在古代，宗庙有庙和寝两部分，合称“寝庙”。《诗经·小雅》就有“奕奕寝庙”的句子，描摹宗庙的高大美盛。对此，东汉经学家郑玄解释说：“凡庙，前日庙，后曰寝”。后世宗桐中的寝堂，大概也就渊源于此。在传统的宗祠建筑中，寝堂台基的高度至少不下三、四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殿庭雄伟，非承以较高的基座，不能满足视觉上的凝重感，更无从表达中国人对慎终追远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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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厅与寝堂之间是由阶石组成的两侧踏步连接。站在台基一侧的踏步上，仰视悬挂在瓦檐上的天际线，那种复杂的感受迄今犹存心中——狭长的一方天井，兼具采光、通风和排水诸多功能。四面屋顶上的水视源源不断地将雨水导入天井，而绝不外淌，这是不肯让财源外流的“四水归堂”——作为徽派建筑的一个特色，显然折射出黄山白岳间这个商贾之乡的世俗价值观。而从家族繁衍的角度视之，“四水归堂”还寓意着人丁兴旺，家族渊远流长如川之不息。所以徽州人常说：“家有天井一方，子子孙孙兴旺”。
祠堂是三进五开间的合院建筑。高大厚实的封闭外墙，包裹起一个重门叠院，阻隔了嘈杂喧阗的外部世界，营造出以家族为中心的人文意象。外界的光线透过一方天井，静静地、柔和地宣泄在舒展着枝枝桠桠的银桂树上。
在我想来，祠堂作为家族精神维系的焦点，而天井又是祠堂建筑中天地的象征，中庭所植必然是“一草一木总关情”。记得绩溪县上庄村胡氏祠堂的前院内，就生长着一棵树龄在二百年以上的罗汉松，据说那是当年建造祠堂时胡适的先辈从歙县带土移植的。迄至今日早已是古朴苍劲、枝繁叶茂，村中族众虔诚地称之为“胡氏”，潜意识流露中显然凝聚着族人对血缘香火源流的追溯。由此看来，谁说草木无情？站在银桂树前，分明也让人滋生出一份历史的厚重感。不是么？正对着银桂的就是祠堂的中心部分，以前是安放潘氏列祖列宗神主牌位的。遥想当年，每逢春露秋霜开祠致祭，家族成员就沿着脚下的踏步鱼贯而上。在馨香俎豆的氤氲香火里，在先祖与后昆跨时空的心灵交流中，看着天井中馥郁芬芳的银桂，一定会从这树上分枝、枝上分杈的婆婆树影间悟出些什么来……
徽州是中国家族制度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世商业气氛最为浓烈的地区。而且，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宗族亲缘制度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达是同步的。这一点，并不仅仅限于徽州，令人惊奇的是，在中国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几个地区(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珠江三角洲)，宗族反倒有了普遍的发展，这与人们通常的印象——商业的繁荣会逐步瓦解中国固有的家族组织的想法大相径庭。以徽州为例，在明清时期，一方面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凌<SPS=0711>初：《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七卷)；但在另一方面，当地又是“家多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商业发展与宗族制度，呈现出同生共荣的奇特景观。有的村落还不只有一个宗祠，除了总祠外，还有支祠和家祠。例如张艺谋在拍摄电影《菊豆》时，外景所选择的黟县南屏村，就是保存有众多祠堂的徽州村落。据清朝嘉庆年间编纂的《黟县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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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族各有众厅，族繁者又作支厅。所谓厅，也叫“厅厦”，亦即祠堂。南屏村的祠堂分为“宗祠”、“支祠”和“家祠”。同一姓氏的直系亲属围绕着自己的“家祠”建造住宅，而“家祠”的建筑则环绕在“支祠”周围；“支祠”是同一姓氏、同一支脉繁衍的后代亲属所共建，它们簇拥于“宗祠”的周围；而“宗祠”则为同一姓氏的总词。通过家祠、支祠、宗祠之间一层层的统属关系，徽州人的血缘组织呈现出宛如银桂般的枝枝桠桠——这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祠堂是一个家族的中心，通过开祠致祭和其他的家族活动，将族众牢固地纽结在同一祖宗的牌位之下，形成了一个个严密的血缘组织。直到今天，徽州同族人还常说，彼此原先“是同一个祠堂的”，实际上也就是指族众间的血缘关系。而维系这层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则是卷帙繁多的家谱。
在徽州，每一个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有一部、乃至数部家谱。一个家族经过数代的繁衍，人口压力很快地就超出了当地的生态承载能量，于是他们不得不东迁西徒，开拓新的生存空间。这样，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迁徒，大宗派生出小宗，而小宗又新派生出更小宗，就像枝叶繁茂的银桂，树干分出树枝，树枝又分出树杈，树杈再分出树杪，……。在古徽州，类似的派生过程几乎是亘古不变。其结果是使得聚族而居的大姓，尤其是汪、程二氏，支祠都以数千计。族大丁众的家族的家谱，如同他们的祠堂一样，也分为通谱、世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统宗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一姓一氏的谱乘往往多达成千上万种。名宗右族纂修的族谱，刻工精美，卷帙浩繁。
一个宗族的族谱往往编号分颁以下各支脉收藏，每年祭祖时，要各带所编发的字号原本到统宗祠来会看一遍，称为“会谱”。各宗族每年都有固定的“会谱”日期。举个例子来说吧，歙县有个地名叫“篁墩”，因地处交通要冲，进出徽州的外来移民几乎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例如，南宋理学家、婺源人朱熹在自序家世时，就毕恭毕敬地书上一笔——“世居歙州歙县黄(篁)墩”；近代农民领袖洪秀全的远祖，也曾风尘仆仆地途经其间。因此，“篁墩”在徽州移民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洪洞“大槐树”之于山西移民、宁化“石壁村”之于客家人，在新安人的“寻根絮语”中，这一地名总是反复地出现。传说，唐末农民起义时篁墩为黄巢部将占据，为了躲避战乱，自东晋以来就世居其地的程氏族人纷纷四散逃命，这也就是程氏后人散居徽州各地的原因之一。不过，篁墩作为新安程氏的始迁地，大概是在兵燹乱后，仍然有一支回到此处居住，后来在这里建有程氏统宗祠(大约毁于五十年代末)。当地有位村民告诉我，到一九四六年，单单是篁墩程氏这一支脉以下就有一百零八派，广泛分布于东起绩溪、西至婺源(今属江西)的原徽州一府六县境内。每年定于四月三十日，在程氏统宗桐“会谱”，祭祖团拜、上墓挂钱。届时，各派无论路途多远都要派人前来，济济一堂共叙昭穆。通过一年一度的团拜会聚，宗族大大小小的各个支脉，不断地强化了这样的一种意念——“宜兄宜弟，如手如足。我们都是从同一个根系上繁衍出来的，同族是一家”。会聚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商议续修族谱。一个家族的家谱必须定期续修，续修的间隔时间一般规定为三世(亦即三十年)。三十年为一代人的成长时间。之所以规定每隔三十年续修一次家谱，是想趁着族中耆老健在，新的一代又已长成的当儿，将三十年中家族里血缘关系的嬗变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以免因年久失修引起世系行辈的紊乱。朱熹所说的“三世不修谱，则为不孝”，这在徽州几乎成了一句通用的族法宗规，被郑重其事地记载在许多族谱上。修谱时要发出“知单”，广泛通知分布在各处(包括徽州本土及迁居全国各地)的族众，以了解他们迁徒、从业的现状，甚至还要专门派人四出联络。
毫无疑问，不论是修纂族谱还是构建宗祠，都需要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现存的绩溪上庄村胡氏宗祠是太平天国以后重修的，据胡铁花先生(胡适之父)的自述，那次重建历时十一年，共费制钱一千三百三十万(约合银元一万三千三百元)。虽说是全族按丁派捐，但实际上，“整个胡氏一族都仰赖于四百几十个经商在外的父兄子侄的接济”为活(唐德刚编校译注：《胡适的自传》第二章)。因此，在此类活动中，财聚力厚的徽商总是扮演着主角。民国《歙县志》记载：
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席丰履厚，闾里相望。其上焉者，……在歙则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恤贫乏。
徽商的巨赀捐助，使得那些星散各地的枝枝桠桠，有可能会聚于共祖的神主牌位前，会修出囊括各个支脉的宗谱——这就是直到今天人们还能看到大批卷帙浩繁的徽州统宗谱的原因所在。
毋庸讳言，徽商对于构筑祠堂、纂修宗谱的热情，有其报本返始的初衷。日本著名的经济史家藤井宏教授曾将徽商资本的来源，归纳为共同资本、委托资本、援助资本、婚姻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和官僚资本七种类型。安徽师大历史系唐力行研究员则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借贷资本，也应是徽商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他的考察，这几种资本大都与徽商的宗族势力有关。也就是说，徽商借助宗族势力的扶持，能够比较顺利地获得资金上的通融，从而克服商业流通中资金短缺的困难，使得经商之势经久而不衰。有鉴于此，他们在发财致富后投注大批资金构建宗祠，编纂族谱，也未尝不是慈鸟反哺般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莫非这就是五凤楼门厅所展示的祠堂的另一侧面？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建祠修谱的热衷，显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相当现实的功利目的——亦即通过兴修宗祠、编纂族谱，加强宗族关系和宗法观念，使自己的商业活动得到全宗族的关心和支持，以求取更大的发展。
明清时期，商业发达地区的商人多以商帮的群体力量参与商业竞争。在当时，全国各地有许许多多的大小商帮。其中较为著名的主要有徽商、晋商、陕商、江右商、龙游商、宁波商、洞庭商、临清商、闽商和粤商等，今人称之为“十大商帮”(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商帮是商人以地缘为纽带组合而成的松散群体，它的形成“意味着商人阶层已以群体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页44)这种现象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六世纪以来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不过，商帮地缘组织的发展，并没有瓦解宗族血缘观念存在的基础，相反地却加强了宗族血缘观念；而宗族血缘观念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又有利于商帮的发展，增强了各大商帮的凝聚力。
以“徽州帮”为例，它是以宗族血缘为基础、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封建商帮，其活动的大本营是在江南一带，故而这里广泛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著名谚语。不过，除了江南这一重点经营的区域外，他们还周游天下，构建起一张覆盖全国各地的商业网络。根据唐力行先生的分析，徽商活动的范围主要有五大区域：一是浙、闽、粤；二是两湖、云、贵、川；三是晋、秦、燕、豫；四是日本、东南亚；五是各大商业都会。从商人构成上来看，既有坐贾，又有行商。他们需要借助宗族势力，展开商业竞争，为商业活动收集必要的情报。换言之，在宗情族谊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说到底还有一层现实的经济利益：
族谱编纂、宗祠建设的盛行，与徽商网络的建立和扩张是同步的。……商人只有“善察盈缩，与时低昂”，才有可能赢得大利。商业经营，尤其是长途贩运，对市场的正确判断和预测更是成败攸关，仅仅依靠单个人的力量，要迅速地获悉关于各地物产丰歉、供求的变化、价格的变动、运输线路、运输费用的涨落等等的情报，几乎是不可能的。……徽商要得到可靠的情报，其最方便的办法，便是利用宗族关系构筑网络。这就需要强化从商族人之间的联络。修纂族谱就是联络族人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在徽州，每个家族经过若干年后便要重修族谱。……这可以看作是构筑网络、收集情报的一种手段。修祠，对徽州本地始祖的祭祀，为各地族人的集中提供了机会，也对扩大从商族人的联络具有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宗谱便成了徽人行商的联络图。(〔日〕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译文载《安徽史学》一九九一年第四期)
我曾抖落厚积的尘封，披阅清代的一部徽商家谱。在泛黄的册页中，于残损断续的字里行间，影影绰绰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场景：在灯红酒绿的扬州城，在月白风清的淮安关厢，侨寓异乡的家族成员频送秋波，对翠华临幸的康熙和乾隆，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在名花美酒、曼声长歌之际，在与鹾务官僚飞觞传茗、诗酒文宴之余，竭力攫取着“官商”的专卖权益；在滨海泻卤的两淮盐场，在不绝如缕的苏北运河，督课煎丁、催征船户，到处奔波着风餐露宿、行色匆匆的家族成员；而在上江繁华的各大盐运中枢，在乡僻荒野的江南三家村盐店，也处处晃动着囤积居奇、锱铢必较的“徽州朝奉脸”。……他们都出自新安江上游的几个偏僻山村，却垄断了长江中下游地跨数省、每年多达数百万至上千万斤的食盐销售。而且，也就在这部家谱的卷首，不厌其烦地辑录了富裕的淮、扬盐商与桑梓亲族商议重修族谱的信函往来。在这里，产、运、销一体的商业网络与骨肉亲情的枝枝桠桠被奇妙地纠缠在一起。
显然，通过修纂族谱，构筑宗祠，徽商就能够鸠宗聚族，借助宗族的整体势力建立起商业垄断。胡适先生曾说过，他的家乡绩溪上庄胡氏一族总人口约在六千人上下(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虽然大半务农，“但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经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例如，在上海，胡氏族人“率常数百人”(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拾遗》)。胡适先生家中原是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川沙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虽然是小本经营，“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胡适的自传》第一章)所以他深有体会地致函绩溪县志馆，反复强调要注意徽州人举族经商与建立商业垄断的关系：
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按：“都”是乡村基层组织)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其间各都虽不各走一路，然亦有偏重，如面馆业虽起于各村，而后来成为十五都一带的专业；如汉口虽由吾族开辟，而后来亦不限于北乡。然通州自是仁里程家开创，他乡无之；横港一带亦以岭南人为独多。(《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胡适之先生致胡编纂函》)
绩溪是徽州比较贫瘠的县份，平地仅占全县面积的百分之一点五，粮食产量严重不足。正是因为有大批家人经商在外，端赖于他们的接济，才维持着一个个类似于上庄村那样六千人聚居的规模。应当看到，在商业促进宗族发展的同时，宗族势力也推动着商业的繁荣。当然，这种情形不仅仅发生在徽帮身上，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诚如唐力行先生所指出的：“借助宗族血缘组织参与商业竞争，是中国近世商人的一个显著特征”。(页90)各大商帮以血缘为核心，以地缘为辐射，通过构筑商业网络，将一个个分散的区域市场沟通起来，逐步形成了突破区域范围的大市场，而大市场的形成，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萌芽到成熟的最重要的历史前提。
在这一过程中，商人的群体组织也随之产生。最初的商人组织是与商人的宗族血缘组织相重合，而血缘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则为商人的地缘组织(会馆)和业缘组织(行会与公所)。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乡土中国》)。但在宗法观念和乡土观念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会馆虽属地缘组织，却仍然带有相当浓厚的血缘色彩；而行会与公所等业缘组织，同样也无法摆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网络。攀亲缘、叙乡里——特别重视亲属情分和同乡关系是中国近世商人在经营活动中的一大特点。而且，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过程中，还是在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历程中，中国近世商人的这一特点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特点，对于近世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启动和初步发展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亲缘与地缘又是与资本的人格格格不入的。西欧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正是斩断了亲缘与地缘的羁绊，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成长壮大起来的。……而在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不得不依靠亲缘和地缘关系来建立市场。这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陷入了一个挣不脱的怪圈。一方面亲缘和地缘网络帮助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启动，另一方面亲缘与地缘又制约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页319)
力行先生的这番见解，令我不得不转换视角，重新审视眼前的一切——
我听说，桂花是我国特有的观赏花木和芳香植物。目前在徽州一带具有保护价值的桂花古树约有二十余株，大多生长在户外的岭畔村头，树高都在十数米以上。而眼前的这棵银桂，虽然也是绿叶扶疏，清香飘逸，虽然亦曾历经了连村民也说不清的岁月年华，但仍然局<SPS=1667>于“四水归堂”的瓦檐下，在先祖目肖的冥视中，轻摇着蟾宫折桂的残梦……
莫非是天井间的光照不足？抑或是祠堂内的空间有限？
一九九四年仲春于复旦园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唐江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史丛书”，一九九三年八月第一版，6.30元)
王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