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鸣放之初历史所的会上就有人提到：前岁顾先生由上海调来北京时，迟迟未能成行，当时有位领导就说：顾颉刚不来，难道还在等着变天吗？反右运动开展后，顾先生在历史研究所院中贴出了长篇大字报，作自我批判，长达数十页之多。其中有云：这次运动有许多平日亲密的友人纷纷沦为右派，我自己是个漏网之鱼。以“漏网之鱼”自命，在运动里尚属罕见。
文革中，顾颉刚、谢国桢和我被禁闭在一起学习小红书。据我所见，顾谢两位身处逆境中的反应迥然不同。顾先生终日正襟危坐、愁眉苦脸、一言不发，一似重有忧者。到吃饭时就打开自己的布包，从中取出两个冷大饼，夹两块豆腐干，喝一点热水吃。谢先生则似乎毫不在意，当有人监视时，谢先生也埋头看小红书；一旦无人监视时，依然是谈笑风生，若无其事。有一次不知怎么兴致勃勃地谈到了赤壁之战。他讲起当时诸葛亮是二十七岁，周瑜是三十六岁。我接口说，可是京剧这出戏里诸葛亮是老生扮，周瑜却是不挂髯口的小生。我一时谈得兴起，竟然未注意到这时已有旁人在场。谢先生忽然喝了一声：好好学习。于是，我们两个人又低下头来读小红书。幸而谢先生警觉，才避开一场可能的麻烦。后来我与谢先生成为忘年之交。下干校之后，谢先生还用毛笔楷书写过几首诗私下赠我，至今仍保留着作为纪念。顾、谢两位先生已归道山十有余年，这里只是如实记录下自己当时的片断印象，作为对王文的补充。
说《读书》
清华大学 何兆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