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突出重点，分辨真假的小难可以略去，只攻大难，即史实有定，如何评定是非。这在上一段已经说过，是要搬出“理”，即评定的“原则”来。原则有性质之别，为了化繁为简，只说对立的两种。一种是子曰、《诗》云之类，包括流行于各时代的街头巷尾多数人不想就认为毫无问题的种种说法以及伟大的什么人的所谓指示，其共同的特点是接受带或多或少的权威性的现成的。另一种是经过“自己”思索，有所肯定，追问为什么这样就可信可行，最后挖掘到一个根本的，自信为处处可通而且难得推倒，然后就以之为尺，量旧事新事之值得分辨是非的。显然，所谓具史识，这识的基础要是后一种；前一种人云亦云就不成，因为错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至此，性急的读者会揪着辫子问：“你个人的原则是什么？还是快亮出来吧。”为省事，我也乐得绕过繁琐的思辨，既已图穷，干脆抽出匕首，这是“人文主义”。这个名称很多人用，可能各有各的理解，我说我自己的，是：评定事的是非(或对错、好坏)，要看这事能不能使所有有关(包括受间接影响)的人获得幸福，趋向文明，能者是，不能甚至反其道而行者非。这是个概括的原则，但用得其当，它也未尝不可以对付具体。姑且算作举例，以之为基础形成史识，评论史实，就会与某些实用主义的教条大异其趣。比如根据某一教条，凡是农民起义都是好的。(推想是想论证造反有理。其实这也难得成为普遍的原则，因为这理要有条件，条件是：被造反者是别人，不是自己。)换为人文主义就不是这样，而是要就事论事，冤亲平等。比如举不很远的。张献忠是农民起义，可是几乎把四川人杀光了，说句不怕高论家耻笑的话，如果我不幸生于其时，就宁可作朱氏或爱新觉罗氏的顺民，而不愿往四川分享农民起义的光荣，因为我无大志而舍不得小命。同理，歌颂太平天国，我也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我读过一些其时的史料，其中最值得吟味的是李圭《思痛记》，大量的史实使我们感到，为了还能活，小民只好甘心作咸丰皇帝的子民，而不敢到金陵去冒点天灯的危险。舍不得小命，两害之中取其小，不光彩吗？人文主义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常常不管本性可疑的光彩不光彩。
至此，史识的破题，以及其背后的理据，说完，连我自己也禁不住要问：“大热天，不到林下去风凉，叨唠这些做什么？”以下说事出有因，是今年(一九九五)三月，收到《读书》，我老规矩，翻翻，拣自己有兴趣的看看，其他一目十行，旅行到结尾，心里说“知道了”，放下。这一回却有点特别，是读了其中一篇之后，打电话问编者，想知道作者的情况，并说：“如果方便，愿意同他谈谈。”承编者好意，告知作者在上海，而很巧，过不很久，这位作者就来北京，编者的好意全始全终，在东四北孔乙己酒店备一桌绍兴菜，约我和作者见面，席上除绍兴花雕之外，还有几位常在《读书》上耍笔杆的。且说我这次赴会的所得，酒、菜等唯物的不计，是见到这位我推为有见识的上海作者，并听了不少其他谠论。谈闲话也不当跑到“其他”，还是回到我欣赏的这篇文章，题目是《乱世的两难选择》，副题是“冯道其人其事”，作者葛剑雄。历史上冯道出名，来由主要是三种：一是官作得大，经历的事多；二是欧阳修作《五代史记》(通称《新五代史》)，骂他“无廉耻”； 三是主持用雕版技术印刷《九经》。三种之中，第二种力量最大，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他为士的阶层提供个反面教材，立身处世要以他为戒。这种看法，限于著史的，由欧阳修直到范文澜，可以说没有例外。我孤陋寡闻，看了葛剑雄先生这篇文章，算是第一次碰到例外。葛是谭其骧先生的学生，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一次听谭其骧先生说：“欧阳修对冯道的评价是不公允的，还是《旧五代史》说得全面，只看《新五代史》是要上当的。”话简，概括，会不会深远到认为冯道的立身处世也未尝不可取？但不同意欧阳修的骂则是确定的，这就是未随波逐流，或说有自己的史识。
葛剑雄先生当然也有史识，而且说得明确。这篇文章字数不少，这里撮其要，是先举史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仕宦的经历，“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七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一方面是为人，是做了不少好事，也抄一些为例：“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这完全是孔孟眼中的“仁者”形象，只是因为改朝换代，他没有君辱臣死，无数的人就从欧阳修之后，骂他为无廉耻。所以葛剑雄先生就提出个疑问：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败亡则竭节致死和灭迹山林之外，就不能走冯道的第三条路吗？葛先生的意见是可以走第三条路，他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说：
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就这样，葛先生明白表示，不同意欧阳修死揪着“政治道德”，骂冯道为无廉耻的评论。这是葛先生有不人云亦云的史识，尤其不随波逐流，颂扬效愚忠于一姓，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而说到“我心”，又像是还有许多话已经上升到嗓子眼儿，不吐不快。干脆就顺着葛先生这条思路说下去。
往下说，应该有点新意，或说深意，这新意是：知识分子，所事之君败亡，不只可以不从死，而是不可以从死。这样说，有些熟悉历史的人或者要大吃一惊吧？比如据传闻，崇祯皇帝完蛋于煤山，柳如是劝钱牧斋以身殉之，钱牧斋不听，后来的所谓正人君子都赞扬这位河东君明大义，为钱牧斋的不能舍生，以致沦为“贰臣”惋惜，而我，却公然站在钱牧斋一边，这不是甘居下流吗？就说是下流吧，对不起，我想奉告，事实是我还要流得更远。比如我不只一次反问：“钱牧斋，除了没随着崇祯皇帝死之外，你还能举出他什么劣迹？”问题当然不到此为止，因为还可以接着问：“公认为于己有大恩的父母死了，誓同生死的同床共枕人死了，不从死，于人格无损，何以帝王败亡，不从死，就于人格有损？”这显然是因为帝王的权太大，就有能力要求臣下忠于一姓(如汉周勃之诛诸吕)，甚至忠于一人(如明方孝孺之不奉燕王朱棣诏)，说得更鲜明些，忠君就成为至上的美德，忠到从死就能获得最高的荣誉。有谁曾经追问，这样的信念是怎么来的。信受奉行，除去有利于某一姓某一人的专制统治之外，还能找到人文主义性质的理由吗？不问，说句愤慨的话，是因为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受骗(或兼自骗)，已经到了“心死”的程度。不幸是心死而行不死，且撇开动机，结果就成为，为历代的专制魔王作了帮凶，为历代的专制制度作了护身符。但评人又不当抛开动机，所以视忠君为美德，为荣誉，如欧阳修之流，只是可怜，而不是可鄙。我也勉强算个知识分子，说同行的昔人(今人也不少)可怜，不得不说说理由。以下说理由。
先说忠君的信念是怎么来的。说来可笑，忠君的信念流行之后，君也是内有五脏、外有四肢的平常人，知道的人也很少了。如果知道，这样一个平常人，干什么(直到任意杀人)都对，总会感到很离奇吧？见怪不怪，主要是来于两种情况。一是统治者权力的无限膨胀。就古代说，群雄并立的时候就差一些，如士的阶层，还有离开此国、投奔彼国的自由；君有权，但非至上，所以孔子虽然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却也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还进一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如《史记·秦始皇本记》所记，胡作非为，臣下都唯命是从，还有人敢说为君要有为君的样子一类话吗？不说，是因为都总结出经验，求利禄，求安全，就要听话，颂圣，而听话、颂圣惯了，不得不然生长，就渐渐变为当然。另一种情况是，总会有御用文人编造种种神话，说坐上宝座的人都是天纵之圣，奉天承运，伟大，正确，能够使国运昌盛，小民幸福，所以做什么都对，直到赐自己死，还要山呼万岁，以示感恩。就这样，至晚到秦始皇，广大被统治的人民，尤其是多有入朝机会的知识分子，就视忠君为天经地义，不改朝换代之时，乐得死后得个“文忠公”之类的谥号，改朝换代之时，忍痛舍生，以求挤入忠义传。
时间长，错的变成对的，并且根深蒂固，以致没有一个人敢问，或想到问，这样纵容一个人胡作非为，对吗？或心怀人文主义，问，合算吗？可怜，也可怕，是忠君变为无条件的好。于是，如欧阳修，就大骂不从某一君死并事多姓的冯道。奇文共欣赏，抄其中的主要部分：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案这是一句空话，有哪个帝王是以礼义治人？臣下当然也不敢这样要求)；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这是说，亡国皆由大臣不廉不耻，与君无关。)予读冯道《长乐老叙》(应作《长乐老自叙》，“长乐”是冯姓的郡望，疑取为号，义双关)，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予尝得五代时小说一篇，载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凝家青、齐之间，为虢州司户参军，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见其妇人独携一子而疑之，不许其宿。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路人见者环聚而嗟之，或为弹指，或为之泣下。开封尹闻之，白其事于朝，官为赐药封疮，厚<SPS=0903>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
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新五代史》卷五十四《冯道传》序论)
欧阳修所谓小说，意为出于笔记传闻，所以说“世固尝有其人”。有其人，也就有其事。这样的事，今代少读史、常出入舞厅和卡拉OK的年轻人，一定感到新奇，难于理解吧？可是旧时代，如欧阳修所说，有不少人(包括妇女)就认为应该这样，能这样是好样的。何以评断为好？因为头脑里有个评价标准，曰“两性道德”。这两性道德是建立在男权的基础上，所以对男和女的要求就不一样：男，有妇之夫可以纳妾，嫖娼，女，有夫之妇被夫之外的男人摸一下，就要把被摸的肢体砍去。砍，血淋淋，可怕吗？正人君子如欧阳修之流，却以为很好，因为“之风”还可以使冯道之流的士大夫“知愧”。求不愧要如何？是所事之君败亡，随着死。死也就成为好样的，因为合于评价的标准，“政治道德”。这样的政治道德也是建立在君权的基础上，所以为君，几乎都胡作非为，用老百姓的血汗享受，乱杀人，还要说“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臣下就不成，要“君辱臣死”。总之，昔日，我们的两性道德和政治道德就是这样荒唐，而以读书明理自负的知识分子却视为天经地义，总是太可怜了吧？
其实应该说“可悲”，因为，两性道德已是死老虎，可以不再打，忠君的政治道德，直到现在，看法不同于欧阳修，并深恶而痛绝之的，还是几乎没有。仍以明末清初为例，都认为陈子龙是好样的，因为死了，退一步也要学习顾亭林，不仕，有谁敢想，走钱牧斋的路也未可厚非？这里有异族入主问题，且放下不管，单说对于朱明，如顾亭林，还不只一次偷偷去祭十三陵，痛哭流涕。他是精通历史的，难道把朱元璋、朱棣乱杀人，把也是忠君(另一君)的，男，剥皮，下油锅，女，送往军营轮奸，折磨死后喂狗，以及正德皇帝乱抢民女，天启皇帝信任魏忠贤，开东厂，杀死那么多正派人，崇祯皇帝愚而好自用，做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等等，向北跪拜之时，就都忘了吗？不忘而一笔勾销，就是因为心中有忠君思想盘踞着，以至于认为，既然坐上宝座，就无论干什么都是正义。这样，道德规范的适用范围就分了家，管众人的，对帝王都不适用。可悲的是包括理学家在内，都以为这是天经地义。
一不做，二不休，我们无妨进一步，看看这样的荒唐信念给我们带来什么。古今可以分说。古，至晚由桀、纣起，到既胡涂又狠毒的那拉氏老太太止，小节可忍的且放过，单说错杀人，总是任何统计学家也算不清的吧？可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却是千篇一律，“君王明圣”。自然，帝王胡作非为，主要不当由君王明圣的呼喊声负责，但是也可以想见，如果朝野的人人头脑里都没有忠君是无上美德的信念，倒行逆施的路就不会这样平坦吧？岂止不平坦，连坐宝座也就不能安稳了吧？所以，由效果方面看，因为忠君思想既普遍又根深蒂固，两千多年来，帝王的宝座就坐得更稳，一个人说了算并为所欲为的专制制度就更加巩固，而小民，也就永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改变命运的希望。古如是，今呢，我是担心心理状态这玩意儿，旧时代寿终正寝而阴魂不散，比如，“文武衣冠异昔时”之后，有些人不还是可以以充当驯服工具为荣，在某时某地望见或亲近天颜，就郑重记入日记，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吗？这是忠君思想的现代化，其结果自然就成为老调重弹，堂上说煤是黑的，堂下山呼是，改为说煤是白的，也山呼是；堂上说往东走对，群起东行，改为说往西走对，一齐向后转，举步往西。
太可怕了！所以其后上上下下，都喊应该走向民主，改人治为法治。我常常想，任何变动都不像说的那样容易，尤其生活方式的改变，要以教养的普遍提高为基础。这所谓教养，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这分辨的事物也包括历史，因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而评论史实，就不能不有史识，不然，如果不加思索，仍死抱着传统信念，随着欧阳修大骂冯道，说钱牧斋不随着崇祯皇帝死是无耻，就实际等于为压榨小民的专制帝王和专制制度唱颂歌，真是太可悲了。
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