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就国内而言，韦伯理论的主要影响似乎不在文化或精神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而是在另一个使国内学者更有兴趣的问题上，即领袖形成的学说上，也是所谓“克里斯马”说上，这也许与我国最近二十年来领袖神坛的倒塌有关。
这里不想谈韦伯理论中基督教新教伦理或儒家思想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不想谈领袖形成学说，因为那是政治学家，或者经济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只想从翻译的角度谈谈“克里斯马”这个名词的翻译。
所谓“克里斯马”(Charisma)，几乎所有的词典里的解释都是相同的，说得噜苏一些是“一种神奇的近乎天赋的领袖魅力”， 简单地可以译为“领袖魅力”。我不知道当初在介绍韦伯的领袖形成学说时，为什么要把它音译为“克里斯马”？是不是原文有“神奇的”、“天赋的”含义而觉得简单地译为“领袖魅力”过于平实，不足以传达其“天赋神佑”的色彩？但是采用音译的结果，并没有能解决这个难题，反而增加了不懂原文的读者的困惑。也许这正是采用音译的目的。增加该词的神秘性和讨论的莫测高深性？
其实，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克里斯马”并无特别神秘之处。不论是古代自称是真龙下凡的天子，或者现代政治领袖，他们如果说有“克里斯马”的话，多半是宣传媒介“炒”出来的。只不过古代的大众媒介比较原始，靠人们口口相授，等到见诸文字如本朝史籍或说书人的话本，已是身后的事。而到了科学昌明的近代，媒介手段日新月异，其影响和效力就更大更及时了。别人不说，就以希特勒而论，没有戈培尔的费心出力，他会有那样大的号召力？当然，希特勒有他的如簧之舌，可以煽动群众，盅惑人心，使在场的成千上万的听众听得如醉如痴。但是也有其他领袖并没有他的那种口若悬河的口才，而是讷讷寡言，或者嗯嗯啊啊，词不达意，语无伦次甚至不知所云如艾森豪威尔者，若没有现代宣传工具的吹捧，歌功颂德，是很难想像他们会受到群众的盲目拥护，奉为神明的。
当然，这里面还有时代的因素：太平盛世出不了希特勒，如果不是由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筹莫展，希特勒再有“克里斯马”恐怕也难成气候，说不定以一个没有出息的油漆匠终其一生的。曾任初期的德军总司令事后说得好，“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这是无法逃脱的”。这就是中国俗语说的“气数”，也就是新词“大气候”。
“领袖魅力”拆穿了就是这样，与“神授”，“天赋”无关，大可不必躲在“克里斯马”外衣之后，故作神秘。
“汉语优势”说
常常听到有人在谈翻译理论时主张“发挥汉语的优势”。
我不知所说的“汉语的优势”指的究竟是什么。中外语言和文字各不相同，根据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在语言和文字上各有不同的特点，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汉语有这个特点的话，其他语言也有那个特点，很难说这种或那种特点就是优势，否则就是以自己之所“长”抑人家之所“短”了。
在“汉语优势”论者的心目中，也许“汉语优势”指的是汉语中成语，特别是四字成语多一些，在译文中恰当运用的确可以增加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但是话也得说回来，外语，至少就我所知的英语而论，成语也很多。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人家是口语化的成语多，而咱们是文字化的成语多。如何恰当运用两种语言中成语的互译，已经有不少专著，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牵涉到“汉语优势”论的，我想说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个“优势”不能过于发挥。否则以词害意，弄巧成拙。比如最近读到一本论述二十一世纪世界大势的好书，译文流畅可读，可以说是佳译，俱是其中把“materialism”译为“纵欲无度”就是所谓“汉语优势”发挥不当的一个例子。该词原意“物质至上”，在哲学上译为“唯物主义”，在生活上可以译“追求物质享受”，甚至“吃喝玩乐”，比如说“American materialism”就是专指“美国式的追求物质享受”。但是“纵欲无度”在汉语中一般都是专指男女在色欲上的放纵这个含义。如果说，追求物质享受会造成穷奢极欲的弊端的话，在色欲上的“纵欲无度”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不是全部。
译文中汉语成语运用得当可以增加流畅性，但如用得太多，反而令人生厌，而运用不当，则又易生歧义，或者以词害义。
译余废墨
董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