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近来有人在研究王国维，我看这与王国维在本世纪初是最早引进西方话语的人有关，而王国维的功与过由此也可见一斑。研究王国维为什么选择叔本华哲学来表现自己的生命感受或许是重要的，但是留意王国维为什么只能用他人话语来表现自己的生命感受，或许更为关键。试想，如果封闭的国门没打开，或者打开后却没有看见叔本华的书，王国维该怎样言说自己的痛苦呢？他会不会选择另外一个哲学家(如尼采)，在他的《红楼梦评论》、《静庵诗稿》中表现相似的感受呢？也许，囿于我们今天只能研究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显得有点学究气，但这个问题实实在在应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正面临一个将西方人所有重要话语都言说殆尽，却没有找到任何现成话语可以表达当代中国人对现实的复杂感受的状况。顺着这个状况逆推到王国维，我们就不得不怀疑：究竟是叔本华哲学切实无误地表达了王国维自己的生命体验，还是王国维的生命体验正好借叔本华的哲学有了一个宣泄的渠道？从作为文学家的王国维读康德的书不忍卒读来看，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这种可能意味着，从王国维开始，中国学人引进西方理论，主要是借一种既定的话语来宣泄对现实反叛的冲动。至于这种冲动能否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超越，冲动本身所蕴含的中国人自身特定的话语内容问题，王国维的天才情结与现实的矛盾是否是中国文化本身固有的传统等等，一百年来中国学者一直是忽略不计的。于是在王国维之后，又有鲁迅之于尼采，寻求变革的知识分子之于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人道主义以政治化的面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登场……这种思潮此起彼伏的状况似乎说明：每一种思潮的高扬，只是对前一种思潮功用缺憾性的弥补，带有很强的生存运动性；而每一种思潮都由于先天性残缺(主要是异域性)，无法完成对前一种思潮失败性的真正挽救。这样，每一种思潮只能造成短暂的冲击效应，冲击过后，一切又恢复原状，思潮本身，便成为我们不断充实又不断失落这种运动的工具，我们于是便逐渐成为离开思潮便不知怎样生存的类。在此意义上，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中国文人的抗争悲剧，其实不仅是恢复了生命意识的中国文人的悲剧，更主要的，是中国文人无法用自己的话语表现自己的生命感受、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悲剧。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西方任何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是中国任何历史时期曾有过的问题。尽管中国也处在“世纪末”这一全人类共同的背景下，但是中国人的恐惧毕竟更多的是“文化末”的悲观。从王国维开始，中国人的忧患与绝望就与民族文化的生死息息相关，在这个问题尚未真正解决的情况下，“世纪末”的情绪一方面只具有符号的意义，在中国的语境下造成各种文化性误读，进而成为一个带有媚俗色彩的概念；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毕竟处在世界同一时空下的中国来说，西方意义上的“世纪末”问题的渗透，也无疑加剧了我们面临的文化问题的复杂化，从而使得任何西方既定的话语都难以真正贴切我们的现实。由于任何一种西方话语都有她赖以否定的特殊文化意境，直接移植西方现成的话语成果，不但可能造成对西方理论话语理解的肤浅化和僵化，最重要的是对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而言，它最终只能造成新知识与旧知识碎片意义上的堆积，问题于是也显得堆积如山起来。这种状况，更加剧了我们说话的吃力感和徒劳感。
可能就会有人说，到底应该怎样说自己的话语呢？对这种心理我表示深切的理解，但同时又为难，“说自己的话语”的确没有一个具体的程序可供操作。如果说模仿是人性的普遍本能，那么唯独在“说自己的话语”的问题上是反模仿的、反本能的。“自己的话语”不仅是“结果”意义上的，而且也包涵使“结果”待以诞生的那个特定的“方法”。如果有人问尼采和萨特是怎么诞生自己的思想的，尼采可能会说出“重估一切价值”，而萨特则很可能无话可说。但即便说出又能怎么样呢？说出来的可能没有说出什么，而无话可说却可能是在进行真正的说。二者是很难进行真正的交流的。
这样看来，“怎样”就不可能是一种具体的方法，我们也不可能通过适于某人的具体方法去寻求不同的结果。唯一能涵盖各种具体方法的方法，首先只能是一种全方位的否定意识和意向，是一种离开既定性的冲动，在这种冲动中，“自己的话语”以未诞生的形态被保留着、体验着、孕育着。此时你可能还说不清楚这“话语”是什么，但是你却可以意识到，你“在”一切既定的话语之外，——这种思维方式会不自觉地将你的话语形而上的凸现出来。你可能会终身不能将自己的话语外化出来——与一百年来我们的喋喋不休相比，无话可说将具有真正的意义。按照老庄“无生有”的思路，我们起码可以视我们这个时代为真正新时代的开端，“文化末”之悲观未尝不可转化为“文化初”之欣喜。
一切都不用多说，只愿你从此一试。
抒臆集
吴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