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原人飘洋过海到交趾，往往是以现在的福州为中转站。《后汉书》曾详载桓晔、袁忠从会稽赴交趾的航程；《三国志》中王朗从会稽航海往东冶；许靖避乱，从中州到交州；……全都途经闽地。这一通常的路线给中原人留下了一个错觉——福州乃至整个福建，都不过是茫茫烟海中的一丸孤岛罢了。所以《山海经·海内南经》说：“闽在海中。”直到东晋郭璞注《山海经》的年代，中原人对福建的地理位置，似乎仍然是懵懵懂懂的一笔糊涂帐。
无独有偶，在中原人打尖歇脚的闽江沿岸，后世也生活着一群船民。他们浮家泛宅，逐潮往来。由于长年舟居，上限于篷，下囿于舱，日常起居大都蹲踞而行，曲膝盘坐，腿部难得伸直，久而久之，便形成为脚趾分开、腿部弯曲不直的姿态，岸上居民形象地称之为“曲蹄”。“曲蹄”有类前述之“交趾”，“曲”乃弯曲之意，兽之足为“蹄”。不言而喻，此一名称带有浓厚的歧视色彩。
“曲蹄”是福州民间对水上居民的俗称，而见诸载籍的大名则是“<SPS=1148>(蛋)民”或“<SPS=1547>户”。他们的确切来历虽已难以确证，但却不乏种种离奇的传说。其中的一种说法是——福州<SPS=1148>民为闽越王无诸的遗民，当汉人南侵时，有郭、倪二姓九十七人(系闽越国权臣)竭力反抗，后见事无可为而被迫亡命江河，遁迹于水上。郭、倪二姓潜逃入海后，留下的土著妇女皆为汉人掠为妻孥。这些妇女“身在曹营心在汉”，每届新年就将金、银裹存在<SPS=0926>(<SPS=0926>是用糯米包馅的一种面点)中，其上点染红斑作为标记，等待水上<SPS=1148>民上岸唱歌贺年。倘若遇上溷迹其间的亲属，就将染有红斑者相赠，以暗通款曲。后来，岁月的流逝使得谁亲谁疏已再难分辨，她们便不再将金银裹存其中，但唱歌贺年的习俗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除了新年之外，<SPS=1148>户是难得上岸的。平日里，他们或扁舟一叶，或枯竹数根，破浪冲涛，浮生江海。有的在闽江港汊内居栖无定，用钩、绳、长罾等寻捕贝类、鱼虾等水产品；有的则驶出闽江口，在巨浪狂涛间求生。后者在出海捕鱼时，一般是连家眷都一齐载去。也有一些稍有积蓄的<SPS=1148>户，将老幼安置于“后家”。所谓后家，是指在荒畦僻港的沙滩上，打稳四根木桩，或垒砌四柱石基，将老旧的废船搁置其上，并由这船上架了跳板通到岸上。这泊定的旧船，便成了归巢倦鸟永久的一枝之栖。更为有钱的<SPS=1148>民，先是舟岸杂处，逐渐发展为建造瓦房，进而离开眼前的邻水区域而散布于陆上民居之间。当然，弃舟登岸带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因为<SPS=1148>民的陆居，即意味着与岸上人家争夺生活空间的倾向。特别是明清以还因人口压力的增大，这种陆居行为便遭到岸上居民的强烈反对。为了防微杜渐，后者对水上居民作了种种限制：一般只准在岸边水上植木，搭盖简陋的“竹架篷”，不许营建瓦顶房屋(含有不许久居之意)，更不许“僭越”起盖翘角的屋式，有的地方甚至还不让他们结庐岸上。除了不许陆居外，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比如上岸不能穿鞋，雨天不准打伞，喜庆不得张灯结彩，走在路上要弯腰缩颈，靠道旁行走，不准穿戴衣冠，甚至连发式都有严格的限定：
福州所称卖渔嫂，即曲蹄婆，以其生长船中，两足俱曲，故名，为贱种，子孙不得应试，例不登岸，作半爿髻以别田婆，有梳髻带中簪者，田婆辄殴之。(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五)
“田婆”是旧时福州四郊的农妇，她们戴着如碗大的耳环，头挽螺髻，分插三条簪。簪为银制，中间垂直一条押螺簪，左右两条平行斜插，如剑状，俗称“三把刀”。“三把刀”平日以卖菜、挑粪为生，城里人目之为“蛮婆”，但在<SPS=1148>妇面前，却俨然是阿Q之于小D。何以然？这是因为——清朝法典将全社会成员规定为七种不同的法律身分，亦即皇帝、宗室贵族、官僚缙绅、绅衿、凡人、雇工人和贱民七个等级。在这种等级制度的基本框架中，除了有君臣界限、官民界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良贱界限。虽然在前两个界限中，“三把刀”与“卖渔嫂”同处一个战壕；但在后一个界限中，两者的“家庭成分”却悬若霄壤。“卖渔嫂”是“贱种”，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特别低下，是一群没有独立人格的个人。较之作为凡人良民的“田婆”，地位亦显卑下。在清朝典章中，“贱民”这个概念被正式法律化了。此种良贱之别从制度上将“贱民”排斥在“四民”之外，从而也就排除了他们得膺名器、厕身衣冠士林的可能。
应当说，从某种程度上看，科举制使得传统中国成为一个极具流动性的社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绝非痴人说梦般的幻想。然而，“欲高门第快读书”，却不是每个社会成员皆能享有的同等权利。儿时的一首福州童谣这样唱道：“一粒橄榄丢过坑，曲蹄也想做先生。手拈笔仔斗斗战，卖写三字‘窦燕山’。”“窦燕山”是《三字经》开头数句出现的一个人名。这首童谣意思是说：<SPS=1148>民子弟颤颤巍巍手握小笔杆、连“窦燕山”三字都写不出，想当“先生”岂不是痴心妄想？“先生”亦即教书识字的启蒙老师。在一般民众心目中，教《三字经》的私塾先生是最有学问的。而欲成为饱读诗书的“先生”， 首先就是要学会书写“窦燕山”。其实，就是会写了“窦燕山”又能怎样？各种履历表上皆有“家庭成分”一栏，即便是在晚近的二、三十年之前，它还是构成个人就业、深造的重要前提或限制。比如，“黑五类”子弟即或聪明绝顶，也还是甭想受推荐、上大学(这一点甚至在早期的高考制度中亦留有痕迹)。其原因自然是因为——无论是推荐、高考或更早的科举考试，都是为了培养国家干部或选拔官吏，这就要求候选人必须是“根正苗红”、出身清白的良民(尽管其间的标准不同，但“唯成分论”的思路却无二致)。特别是在传统社会，<SPS=1148>民因被打入贱籍另册，无从跨越良贱之限这道高大的门槛，便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可能，只能永远处在“等级池沼的沉淀层”。
为了逾越鸿沟，个别富裕的<SPS=1148>民不惜以重金贿赂同姓土著，冒充民籍。例如，清初闽地秀才金镜，因穷困潦倒与卖渔人通谱，时人为之语曰：“月照池塘，渔人错认金镜。”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当时，闽中文风蔚盛，“福建秀才”遂与荔枝、龙眼、橄榄一起，竟至成了闽地特产而蜚声远近。倘若换个角度视之，则对于读书人来说，科举竞争亦更显残酷。从前人们渴想“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现在的境遇却是“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寒窗无人问”——科举上的成功尤其是那些仅获初级功名者，仍然难以祛除穷措大的酸窘。这才让一心想冒入仕籍、“混进革命队伍”的卖渔人有可能将错就错，视倒映于池水间的一轮满月为梳妆打扮之“金镜”(铜镜)，借以改头换面报捐应试。
当然，这毕竟是极为个别的例子。大多数的<SPS=1148>民因受到诸多的限制和压迫，却只能是自成族类、自为风俗。不平等的高下阶梯，使得他们无缘与岸上居民通婚，只能自相配偶。妇女出嫁时，用两船相接，上铺毡席，由父兄背负而过，不许见水。兄死而弟未娶，嫂问弟愿留己否。倘两情相悦，则兄终弟及；不留或无弟，均即归其娘家。丧葬虽然也是土葬(福州上渡、下渡有“舸黎山”，据说即<SPS=1148>民葬地)，但与岸上居民却略有不同。对此，晚明时人谢肇<SPS=0663>曾指出：闽中丧俗，死者七日则备一祭，谓之“过七”，至四十九日而止，其间或有延僧作道场功德者。“过七”也叫“做七”，惯例是棺木放在家中要过七重漆，每漆一次耗时七天，“漆”与“七”在方言中谐音，“过七”系一语双关。出殡时要将红朱漆就的棺柩装在彩结棺罩下，或八人抬，或十二人抬，吹吹打打，招摇过市。根据民间传说，正常人死亡，必须经过七七四十九天，魂魄方能完全散尽。只有做了道场功德，才能使死者无罪升天；否则，未曾散尽的阴魂就可能为崇人间。<SPS=1148>民因经济拮据，一叶之篷不蔽其身，百结之衣难掩其体，陡遇丧事，焉得延请僧道？所以往往一死即葬，阴魂自然也就难以散尽。当时福州俗有“无鬼不成灾”的说法，故而在瘟疫频仍的近数百年间，岸上居民便视<SPS=1148>民为“曲蹄瘟”，一些方言小说(如《闽都别记》)或评话等，更是将水上居民塑造成勾人魂魄的恶鬼，从而重描了涂抹于<SPS=1148>民身上的歧视色彩。
除了婚丧礼俗外，水居人家的年节习俗也与岸上居民略有差别。相传灶神掌一家之善恶，年必更代，期满朝天言事。水、陆民间祭灶皆用“红嘴绿鹦哥”(叶绿根红的菠<SPS=1523>菜)和“金砖玉兰片”(即方形的炸豆腐，俗称红豆官)，但福州有“官三民四曲蹄五”之谚，也就是缙绅之家或一般编氓祭灶分别在二十三、四日，而<SPS=1148>户只能在最后一天祭灶。看来，即使是与天堂疏通关系，陆上居民也仍是捷足先登。
只有一件事是岸上居民所不及的，那就是<SPS=1148>歌。从前闽江三县洲一带每年中秋夜都有“盘诗”的习俗，亦即互唱歌谣相赛，以多寡决胜负。有一首福州<SPS=1148>歌这样唱道：“柴做扁担铁做<SPS=0574>，送妹担水两头摇。……一心想食妹嘴水，警畏小妹恶挺肩。”相对于岸上居民来说，水上人家生活朴野，较少礼教的束缚，故更能直抒胸臆，表达心中的爱慕。这种直抒胸臆的<SPS=1148>歌，在烟波浩渺的南方水面上流传甚广。广东的“咸水调”(也名咸水叹、后船歌)，亦即<SPS=1148>歌的一种。《羊城竹枝词》曰：
渔家灯上唱渔歌，一带沙矶绕内河，阿妹近兴咸水调，声声押尾有兄哥。
这种口口声声哥哥妹妹的真率陈述，具有悠扬顿挫、回还吞吐的风格。不过，由于表达上过于直率，“所以必至的流弊，往往就是鄙野与猥亵”。(钟敬文：《中国<SPS=1148>民文学一脔——咸水歌》)也正是这种“鄙野与猥亵”，在“繁荣娼盛”、狎邪之风盛行的晚明社会，无疑便具有了相当大的“旅游开发”价值。据清人赵翼目击，广东珠江绣帏画舫不下七、八千艘，皆以脂粉为生计，虽以“<SPS=1148>船”为名，但从业者却“实非真<SPS=1547>”。同样的，在福州“女闾三百竟多假托其名”。花烟间俗呼“白面厝”，亦叫“曲蹄婆厝”。清人施鸿保《闽杂记》曰：
……南台有一种船，其篷以板为之，前后有门，左右有窗，中有床榻几案，妙妓三五，随以应客，第往返于洪塘、水口间，名曰躺船，凡迎送官吏及富商大贾皆雇之。红灯绿酒，脆竹清丝，选梦征歌，销魂荡魄，不啻粤之绿篷、浙之红亭也。
在福京铁路未曾修建之前，自福州洪山塘上至水口驿是溯闽江而上、外出福建的传统交通要道。因沿线山蹊未辟，往来皆水路。而闽江自上游而来，沿途滩多<SPS=0644>众，至水口则出险就平，无惊湍骇浪之患，故而这一段水路正是寻欢作乐的好地段。<SPS=1148>民往来于鸥波烟水间，恃渡客运货营谋生活。“科题婆，掏(拿)竹篙，没钱赠(赚)，包企哥(勾搭嫖客、相好)”——这首迄今流传于福州西南郊的民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一些饥寒交迫的<SPS=1148>妇难免亦兼操贱业。她们因面目黧黑而被称为“乌面”，与陆上勾眉敷粉、<SPS=0927>厌管调弦的“白面”相对。在这种形势下，关于福州<SPS=1148>民的来历，又添加了一个新的说法：
初，(闽)王<SPS=1002>与伪后陈金风、侍人李春燕，三月上巳修禊于桑溪，五月端午斗彩于西湖，皆以大姓良家女为宫婢，进迭奏之音，歌乐游之曲。及闽亡，宫婢年少者沦落为妓，世遂名之曰“曲喜婆”。(后音误为“舸底”，又曰“诃黎”。盖“曲”字闽音读如“舸”、“诃”二音，“喜”字读如“底”、“黎”二音。)<SPS=0928>履窄袖，犹唐宫人遗妆也。(张际亮：《南浦秋波录》卷一)
闽王<SPS=1002>故事，于史有征。《资治通鉴》卷二七五：“闽主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宝皇宫。”清人郭柏苍更确切地指称：水晶宫位于福州北街。晚清时期北街有石沟二道(俗呼龙湫沟)，尚可通行舟楫。父老相传，十国时，闽王与宫人由沟中潜达西湖，行人每闻地下弦索声。语似不经，但数年前在福州确实发现了闽王御用的“夹道”，据考证，那便是从王宫通往御花园——西湖水晶宫的河道。不过，所谓“乐游之曲”，却不得其详。只是在民国年间编纂的《福建歌谣甲集》中，保存有这样的一首歌谣：“西湖南湖斗龙舟，青蒲紫蓼满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长奉君王万岁游。”据说就是当时留下的。
尽管<SPS=1148>妇源于闽王宫事颇可置疑，但西湖南湖斗彩舟之类的歌谣，无疑为篷窗绮梦蒙上了一层眩目的光环。<SPS=1148>民的连家船往往是在近岸处迎送江潮，斜睁落日，这原本是出于无奈，但在有闲阶层的眼里，却无疑有着一种浮居泽国的诗意。于是，冶叶倡条踵起趋合，亦以竹木架屋类舟居，用竹索或缆绳系在岸上，飘浮于水面，随着潮涨潮落而浮动起伏。置身其间，但觉门临江水，窗对远山，江色山光，尽在帘栊几席之间。丝竹之声，与风潮相上下。“陆上玩得不够，就可以游水里，西上洪水桥，是去竹崎关、水口的要道，东下尚书庙，又是登鼓山的捷径”。(郁达夫：《闽游滴沥之六》，一九三六年六月)珠帘风月，几可与秦淮水榭相埒。
由于大批曲中诸姬云集闽江上下游，为朴野质直的<SPS=1148>歌平添了许多色彩。特别是五口通商之后，随着闽北山区的开发，福州南台成了茶叶、木材的集散地，商业繁荣，水上人口也急剧膨胀。南台的洲边、湾里一带，墙花路柳，粉阵迷魂，招惹无数浪蝶狂蜂纷纭杂沓——
三更水面小船过，知是排里舸里婆。绝好满江风定后，扣舷齐唱《到春来》。
林枢《南台竹枝词》自注曰：“台江妓女水居多住木排，夜深辄泛小舟扣舷，唱《到春来》曲，土人呼为舸里婆。”“舸里婆”多为陆上娼妓冒籍或寄居船上者。《到春来》系小唱，李斗《扬州画舫录》说它是一种“哀泣之声”，乾隆中叶曾风靡于扬州。当时，一些扬州人挟艺至福州谋生，流行小调如《银纽丝》、《打斋》、《纱窗外》、《小小鱼儿》、《花鼓》、《看相》、《弥陀寺》之类，亦纷纷传入福州，与<SPS=1148>歌相互交融，形成了旋律流畅的“<SPS=1148>歌”。<SPS=1148>歌非常适宜于盘答(对唱)和描景抒情，这与以“盘诗”互答见长的<SPS=1148>歌颇相类似，后来遂成闽剧声腔之一类。正因为如此，《南浦秋波录》谓优童曰戏旦，称彼类之子为“舫底囝”。而<SPS=1148>民出身既微，又以娼优为伍，自然更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好在福州有一句类似谶语的俗话称：“曲蹄能做官，中原变北番。”意思是<SPS=1148>民想步入宦途，除非泱泱中华沦为异族统治。或许是巧合吧，出身满族的清朝第三任皇帝雍正终于下诏开豁贱民，在法律上承认他们与凡人具有平等的地位。然而，数百年的习俗相沿却远非一纸豁除即可遽返积重：<SPS=1148>民的三代子孙还是得不到和凡人相同的应试、出仕的权利；绅衿地棍对他们也仍可任意欺凌，而彼等则呼吁无门，只能<SPS=1659><SPS=1667>舟中，畏威隐忍。在顽固的民俗传承面前，神秘的谶语也失去了应验的魔力！
迨至满清末叶，另一批“番人”在南台菖蒲墩设立天主教堂，当地一些<SPS=1148>户皆加入为教友，借作护符，冀免无赖之徒之逞雄欺压。原先，闽谚有“风大才识得妈祖婆”之说，福州<SPS=1148>户以操舟为业，故多在船上奉祀“妈祖婆”(天后、圣母)。据说，每当飓风倏作，唯有此神能制止暴风，压平大浪。自改奉天主教之后，圣母玛利亚图像便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天妃林默。然而，无论是中国的天妃还是西方的圣母，都无法让他们摆脱受欺凌的苦难。流传至今的不少民间歌谣中，都留有福州“野仔”(流氓)欺凌<SPS=1148>民的情节。光、宣之际，一些有识之士呈递状帖于福建省谘议局，请准<SPS=1148>户与良民平等，谘议局以不平等乃习惯之相沿、非法律所规定予以否决。确实，尽管从习惯上<SPS=1148>户历来是被当作“贱民”来看待，但在《大清律例》中却从来就找不出直接的根据(就像以前的一些“摘帽右派”，却不知早先何时及何以被定为“右派”)。当时，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开捐聊以点金，一、二富裕的<SPS=1148>民遂跃跃欲试。但社会上随即流传出一首歌谣，横加冷嘲热讽：
摇船摇船啦，曲蹄做老爹(老爷)。少爷担粪桶，小姐去踏车(水车)。厅中<SPS=0929>客(客人)喊恭喜，房中奶奶脱跣胶(光着脚丫)。
民谣头一句亦用“乡下厝，竹篱笆，未见乡下做老爹”，大意是说乡下人一旦为官，家中子女尚忙于耕务，即他的女人也是跣足的。来客登堂贺喜，因招待乏人，不知所措，可谓“骤贵不离原气象”。其中所言担粪、踏车、厅中、房里，皆系乡间农人的生活，与<SPS=1148>民的水居生活多有不符。可能的情形有二：一是不同版本的主题置换。即此谣最早是嘲乡人暴贵而作，而张冠李戴移植于<SPS=1148>民身上；二是厚赀捐纳的暴贵者多已是陆居之<SPS=1148>民。迄至清季，移栖陆上的<SPS=1148>民已大为增加，闽江两岸有不少地方因<SPS=1148>民的陆居而形成为固定的聚落。不过，他们虽然陆居已久，且自讳从水上迁来，但狃于旧俗，仍然与尚在水面浮荡的其他<SPS=1148>民一起，构成了城市中的边缘群落，其境遇犹如旧时寓居上海棚户区的“江北人”……
一九九一年底，福州市帮洲最后一批一百零八户船民迁居岸上，从而结束了水上居民世代在闽江漂泊的历史。是时，距雍正皇帝之一念侧悯，已逾二百六十二年。
一九九五年仲夏于复旦园
王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