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三期《读书》有葛兆光先生说沈曾植一文：《世间原未有斯人》。葛文由沈曾植的被学术史遗忘，说到思想史对学术史的干扰，对沈的被遗忘寄于同情并由此引发出对遗老遗少的感慨。但葛文有些就事论事，就人说人。近年确有李泽厚先生概括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的现象，对这种现象我不便评价，但对厚爱学术史的学人来说，重新评价一个被遗忘的学者也需慎重，不能将责任完全推给思想史。就说沈曾植，他是前朝遗民，忠于大清，张勋复辟，袍笏登场。当时上海是清末显贵聚集的地方，但真正有志“复辟”的人并不多，而沈是领袖人物。再说遗民，为什么同为遗民的王国维、罗振玉没有被学术史遗忘，而独忘了沈子培呢？王国维《沈乙庵七十寿序》说沈“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已有人指出此评价未免偏高。沈的被遗忘，实于他著述问世不多，常人难以见到有关。罗振玉长孙罗继祖说：“沈懒不著书，现所见到的仅是一毛片甲。祖父中年和沈在上海南洋公学有一度共事之雅，晚年共历沧桑，沆瀣一气。”(《庭闻忆旧——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页156，　一九八七年吉林文史版)一个学者的被遗忘原因是很复杂的。
　　说《读书》
　　山西作协　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