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子，原是古代官员出巡时逐站传索供应的一种文件。《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说到官宦子弟汤大爷与汤二爷到南京参加乡试，“三场已毕，到十六日，叫小厮拿了一个‘都督府’的溜子，溜子一班戏子来谢神。”“溜子”作为官场上的某种凭信，必定要经过一番勘验。这与“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么哈么哈”之类的黑话对答颇相类似，故而初登崔旅长门坎的“胡彪(标)”被称作“溜子”，想来当与此有关。不过，本文所说的“(祁太)溜子”，指的却是清代中叶以后的山西票商。
山西地处万里长城的内侧，农、牧分界线之间不同生产方式所特具的互补性，使得山西商人得天独厚，早在太史公笔下就已崭露头角。及至十四世纪中、后期，明朝政府为了对付退居漠北蒙元残余势力的威胁，在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固原和山西的偏关等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为了解决屯军的饷糈配给，推行“开中法”，号召各地商人输粟支边。商人为免飞挽之苦，相继在北方边地招民屯垦，就近纳粮上仓。由于山西土厚水深，气候干燥，谷物经年不腐，所以“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及开，市者坌至，如赶集然”。(谢肇<SPS=0663>：《五杂俎》卷四)据说曾经有位粮商亢某拍着胸脯自夸道：“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以窖粟起家的土财主之骄儿如意态，溢于言表！
明朝隆庆五年(一五七一)，蒙古俺达汗与明政府握手言欢，后者封他为“顺义王”，在沿边各地开设茶、马互市与之贸易。俺达汗和三娘子建有呼和浩特城，汉人名其所居曰“归化”。它与清初增筑的绥远城，合称“归绥”，一直是山西民众前往内蒙各地经商和屯垦的重要通道，俗称“西口”。此后，归绥与“东口”——张家口，也就成为中原与蒙古通商的两个主要市场。后来产生的陕北榆林小曲《走西口》曾唱道：
哥哥(你)走西口，小(来)妹妹也难难难难留，
止不住伤心的泪蛋蛋儿(呀哈)一答(那个)一答一答地往下流。
祁县、太谷、平遥一带的晋中方言喜用叠音，例如“玻璃蛋蛋”、“南瓜蔓蔓”、“西瓜瓣瓣”等，皆是其例。上述的“泪蛋蛋儿”，似亦受此影响。不仅如此，这首小曲还直接吸收了山西民歌《绣荷包》的音调，并广泛流传于长城内外。就这样，大批的山西人吻别心爱的“妹妹”，携带着铁锅、茶叶、绸缎、布帛等日用品，在东、西二口及其他各边镇换取蒙古人的马匹、牛羊、皮毛和马尾。对此，近人胡朴安曾辑录：
归绥旧为土默特蒙古属，自昔汉人均以为贸易转运之场，迁徙无定。嗣后商务日盛，土地日辟，始渐有编户之氓，惟多属燕、晋之民，故其俗多类内地。(《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九)
直到今天，在北方各地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盛志，后有西宁城”等俗谚(“复盛公”和“晋盛志”都是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号)。由此不难看出，三晋贾客的鳞集骈至，曾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北方沿边城镇的繁荣。
山西商人外出经商发财致富后，往往携带巨资返归乡里，窖藏货币，成为不折不扣的土财主。明人王士性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广志绎》卷三)——指的即是十六世纪末叶的情形。此后，晋商的财富显然又有所增殖。
清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中俄签订《恰克图互市界约》之后，东、西二口更成了中俄贸易的要冲。尤其是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在晋帮商人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陆上国际茶业商路。山西人北上出大同，经“西口”可至朔漠大荒的恰克图。这更刺激了晋中民众从商的热情。祁县的乔家和渠家，就是在此前后“走西口”，由肩挑贸易寸积铢累，逐渐从经营米粮店铺起家，发展到从事粮、当、钱、茶等多门类的商业贸易。
随着贸易额的扩大，长途贩运过程中资金调动的难题便显得愈来愈突出。当时，晋帮商人异地采购的现银调动，主要是靠镖局担负运送任务。然而，镖局运送现银不仅开支浩繁，而且往往不能确保万无一失。其间的缘由只要看过武侠小说便可了然——镖局中武功高强者固不乏人，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即使是顶尖高手亦不敢心存“试看天下谁能敌”般的自负。故此，护镖失风的套路，为金庸、梁羽生等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情节素材。尤其是在萑苻多盗梗塞道途的清代中叶，除了白莲教、天理教之类的民间宗教势力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各路“溜子”(小炉匠、野狼嗥们的先辈)，因此，途遇拦路劫掠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一件事。为此引起的埠际银钱交割爽期、商业信用将堕，也就一直成为山西商人的一块心病。
相传，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均设有分庄。那时，在北京开干果店的晋省老乡很多，每届年终均要将薪金由镖局运回山西。后因运费高昂，又恐发生意外，于是常将现银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庄，再凭西裕成北京分庄写的信到平遥西裕成总号取款。起初均为朋友或亲戚关系，两相拨兑，并无手续等费，彼此有益。继则只要有人介绍或者是同乡，皆可拨兑。到后来因业务日繁而应接不暇，精明的西裕成经理发现此种现款兑拨具有厚利可图，遂设立“日升昌”专营汇兑。凡往来银钱，无论大宗小款，皆包揽收兑。此后，一纸之信遥传，百万之款立集，殊觉灵便。不言而喻，上述这种作为取款凭证的信函，亦须核对签名、笔迹，实际上与官场上作为特权的凭信以及江湖中的黑话，在性质上并无二致。职是之故，专营此业的票商亦被称为“溜子”。
日升昌的经理是平遥细窑村人雷履泰，副经理为毛鸿<SPS=0872>。两人原先同心协力，情谊甚笃。但日久因权利之争而生龃龉，矛盾激化后毛氏退出日升昌，投奔介休北贾村侯家，另业“蔚泰厚”票庄，不多久便生意兴隆，可与日升昌相敌。或许不是冤家不对头吧！雷履泰生子(一说孙)起名雷鸿<SPS=0872>，整日价“鸿<SPS=0872>”、“心肝肉肉蛋”、“我的儿<SPS=0598>”地叫着，心中便掠过一丝丝莫名的快意；而毛鸿<SPS=0872>亦当仁不让，生下孙子，起名就叫毛履泰，眼见着膝下孙儿小鸟依人般的憨态，便仿佛雷氏正俯首帖耳作雌伏状，也就情不自禁地绽开了怒放的心花。就这样，山西票号的历史便在“儿子”和“孙子”的相互倾轧间拉开了序幕。
继日升昌之后，不少晋帮商人都踵起效尤。到道光末年，山西票号已有十一家。这些票庄的总号都设在平遥、祁县和太谷三县，所以分别被称为“平遥帮”、“祁县帮”和“太谷帮”。分号则遍布于各省。其中，分号多者，如日升昌、蔚泰厚、大德通、大德恒等，都超过三十处。当时有俗谚云：“日升昌汇通天下”，就形容票庄分号之众多。
票庄由办理汇兑、存放款业务，逐渐发展到替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收存中央和各省官款，吸收官僚存款和给予借垫款，等等。所以，有人戏称票号为清政府的“财政部”。到二十世纪，山西票号发展到三十三家，分号多达四百余处，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商埠中均设立分号。“中国二十二行省，支分派别，尤有万里同风一气贯注之势。晋人遂以善贾闻于宇内。”(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不仅如此，票庄分号还曾走出国门，一直远伸到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以及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等地。在中国经济史上，或许有过与“国际接轨”的辉煌。
众多的票号，为晋中百姓开拓了一项脱贫致富的重要生计；而各地分号的巨额利润，亦源源不断地输回到晋中地区。以太谷为例：
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于此。(民国《太谷县志》卷三)
在平遥，城内多票商旧宅，高墙窄弄，巷道深长。西大街“日升昌”、南街“百川通”的铺面院，石头坡二号、西郭家巷三十九号的票商旧宅等，至今保存完整的仍不下十数处。民居的清水砖墙高大而坚实，许多墙上均有堞口以防盗贼。为炫示豪富，宅门多具装修讲究的瓦木门檐。在祁县的乔家堡，乔家大院的规模更是显得恢闳庞大。乔家大院始建于乾隆年间，始祖就是声名赫赫的“复盛公”财东乔贵发(一作华)。贵发原是穷困潦倒的光棍汉，“走西口”夤缘际会，居然发了大财。四十八岁时回祁县与一寡妇成婚，生子三人，分门立户。其中，“在中堂”一支在光绪年间开设了“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拥资钜万，亦最为奢侈。沧桑历尽之后，乔家大院基本上依然保存完好。倘若从空中鸟瞰，宅院的整体布局呈“喜喜”字型，分为六个大院，二十个小院，三百一十三间。院内触目皆是“招财进宝”、“麒麟送子”或“天官赐福”之类的砖雕和木雕，极尽奢侈考究之能事。透过这种岁月的雕饰，迄今仍能想象出百年之前的那场繁华旧梦。票商昔日之骄奢，在太谷一带也同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光绪年间坐馆票商家塾的乡村学究刘大鹏曾指出：
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大商大贾多荟萃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故风俗奢侈为诸邑最。(《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晚清时期，太谷城内贸易铺户多达一、二千家，素有“小北京”、“金太谷”之称。票商巨贾将各地商埠的娱乐习俗纷纷引进太谷。其中，“太谷灯节久闻名，不逊苏扬比帝京”。元宵节作为一年中灯火最旺的日子，北方素有挂红灯的习俗。例如，流行于长城内外的榆林小曲和二人台中皆有《挂红灯》一目，前几句都是这样唱的：
正月(那个)里来是新年，纸糊的(那个)灯笼挂在门前，风刮(那个)灯笼突鲁鲁鲁鲁鲁鲁转，……
另一首《五哥放羊》也唱道：
正月(格)里正月正，正月(那)十五挂上红灯，红灯(那个)挂在(哎)大(来)门外，……
乾隆之前，太谷的灯还主要是纸灯、纱灯、羊角灯等。道光以还，伴随着票号的崛起，太谷灯节也渐趋兴盛。巨富商贾引进了广东的宫灯、龙灯，扬州的彩灯，使得灯节更是异军突起。直到今天，“南庄的火，太谷的灯，徐沟的铁棍爱煞人”，还作为一句名谚，广泛流传于晋中一带。所谓“太谷的灯”，以其品种繁多、制作精巧、外观美丽闻名遐迩。每逢正月十五、十六和十七三日，太谷城内张灯结彩，红火喧天，令人目不暇接。值此“火树银花不夜天”的良辰美景，人们置身于灯月交映、香车络绎的街衢巷陌，真有点天上人间浑然不辨的感觉。
囊丰箧盈的票商还往往耽于吸食鸦片。据刘大鹏目击，太谷城内生意中人无一户不备鸦片烟枪，票商巨贾也无一人非瘾君子。耳濡目染，他们的子弟也往往染上阿芙蓉癖：
富商子弟，失于骄奢淫佚者甚多。近年来又加一大害，曰鸦片烟。当童稚之时，即使吸食鸦片烟，到十七八岁，遂至面目黧黑，形容枯槁，亦良可哀矣！(《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九日)
在晋中一带，吸食鸦片成了身份的象征，富家子弟以此竞相夸奢斗富。介休侯家在乾隆年间就有“侯百万”之称，后来在平遥县城开设了蔚泰厚、天长亨、蔚盛长、新泰厚、蔚丰厚五家票庄，资产曾达七八百万银两，所开设的“蔚”字商号，遍布全国三十多个商埠，成为光绪前期山西的首富。侯家子弟侯奎就经常与其他的富家子弟比富。一次，他与另一公子哥儿斗富，竟然用钱票做烟引子。流风所及，到后来，下至小康之家一直到乡僻小户，都将鸦片视同“布帛菽粟之须臾不可离，而倚之如命。”据刘大鹏的估计，当时晋中一带城镇乡村吸食鸦片者多达十之七八。即使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也都酷嗜成瘾，形成了越穷越抽、越抽越穷的恶性循环。揆情度理，他们虽然时刻要面对着冷酷的世界，但毕竟在吞云吐雾中感受过瞬间的快感以及飘飘欲仙般的麻木。这一点，与那些票号巨子或小康之家并无区别。而在众人皆醉之际，大概只有唯我独醒的刘大鹏辈内心才是最为痛苦的……
早在雍正年间，山西巡抚刘于义就曾经说过：“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对此，雍下皇帝<SPS=1271>批曰：“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联所悉知。”(《雍正<SPS=1271>批谕旨》四十七册)及至票号兴起，这种风气更是愈煽愈炽。在票号的创始地平遥县，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SPS=0872>，三子无出息，也是程大佩”。“程大佩”亦即日升昌的三掌柜程清泮。当时，票商被推为“第一商人”，一家人如果有子弟在票号当差，那不啻为前世积德、今生走运的一件事。漫天的经商狂潮积淀为普遍的民众心理。相形之下，芸窗奋志或皓首穷经就显得相当地微不足道。刘大鹏于此有十分深沉的感唱：
……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退想斋日记》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于是，下列的情形在山西一向就见怪不怪：“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成为晋中一带著名的俗谚。“童子王”也就是半饥半饱的乡村学究。“八月十五熬活的，冬至节教学的”，将“天地君亲师”之一的学究与推磨赶驴的长工相提并论。据说在这两天，东家需要分别宴请长工和学究以示慰劳。由此滋生的一个悬想是——每年还有这么一天让东家记起人世间尚有在青灯黄卷中苦捱岁月的读书人，幸耶？非耶？恐怕只有刘大鹏辈心里最清楚不过了。(《退想斋日记》中留下过诸多慨叹，兹不赘)此外，书院、学校的硕师宿儒也往往为富家轻薄子弟攻讦；应考的生童居然不敷额数的县份，在山西更是比比皆是……这些，都让人深深地体味到在一个“县县经商、人人皆贾”的社会坐标中遍觅不着定点的那份躁动、空茫与惆怅！
明朝弘治初年(一四八八)，有位朝鲜人“以扬子一江分南北”，对我国的民情风俗作过一番观察比照。他指出：“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SPS=0873>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就是无识人也。”(崔溥：《漂海录——中国行记》)大约过了一百余年，谢肇<SPS=0663>也曾引用《绀珠集》的记载说：“东南，天地之奥藏，…其人剽而不重，…。西北，天地之劲力，…其人毅而近愚，…。”“剽”是轻捷、聪慧的意思，与西北之“近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绀珠集》见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为朱胜非杂抄诸家传记、小说而成。谢肇<SPS=0663>认为，“此数言足尽南北之风气，至今大略不甚异也。”(《五杂俎》卷三《地部一》)在明清时期，尽管形成南北风俗文化的地域差异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自然也包括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俗传承的因素，但徽商、西贾作为两个最大的商界巨擘，他们的足迹遍及海内，其不同的乡土背景所留下的烙印，无疑使得这一地域差异愈来愈明显。
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称雄海内的商界巨擘，江南首推徽歙，江北则非山陕人莫属。及至清代，就其重点活动的范围而言，徽商、西贾基本上仍是隔江骈肩称雄。一般说来，凡是徽商聚居的地方总是市镇发达、文风蔚盛之风；而三晋贾客所到之处，虽然也使得廛市喧嚣，但在文化上却不曾有过多少建树。例如，汉口号称“九省通衢”，徽商、西贾麇集骈至。殊异的乡土文化背景，就给汉上民众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据范锴的《汉口丛谈》记载：
汉上盐鹾盛时，竟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宴处。镜槛晶窗，洞房杳<SPS=0874>，咸具竹石花药之盛，且半临后湖，可舒远观，白云漾空，绿阴如幄，斜阳返映。影动于玻璃屏户间，宛如身在画中。每当雅集，相与覃研诗词，品论书画，时或舞扇歌裙，浅斟低唱，大有觞咏升平之乐。
那些慕悦风雅的商人，大部分都是来自扬州、“亦儒亦贾”的徽商。尽管山西商人的财力丝毫不亚于徽商，票号在汉口设立的机构也位居全国各城镇之首，但他们的形象却实在是粗鄙不堪。汉口当地俗呼晋帮为“老西”或“侉子”。“侉子”是极不礼貌的称呼，指口音与本地语言极不相同的人。而所谓“老西”之“西”，据说有两层涵义：其一自然是指山西地处太行山以西。其二则通“醯(xi)”。《礼记·内则》有“和用醯”的记载。唐陆德明释文曰：“醯”，酢(醋)也。”故而，“老西(醯)”指的是山西票商酷爱吃醋的癖好。除了醋坛子外，葱蒜显然也深受青睐。对此，叶调元有一首竹枝词这样调侃道：
高底镶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识老西。(《汉口竹枝词汇编》卷五)
这是指晋帮商人“性嗜葱蒜，天雨不著钉鞋，袍子必用羊头而加长”的习惯。这种呷着酸醋食必葱蒜衣必羊袍的形象和装束，虽然颇具特色，但又怎能跻身于斯文之列？因此，汉上的文人雅集，很少有晋帮商人加盟。在世人心目中，“晋陋而实”(谢肇<SPS=0663>语)，洵为的评！“实”是指山西人特有的厚道和忠诚谦和，而“陋”则点明了晋帮因缺乏文化素养而形成的木讷与迟钝。清人纪晓岚曾指出：“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集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运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据说，票庄分号夥友的任职轮换就具有一定的年限。曾有某商娶妻出门后，多年未归。适新年赴春宴，座中多本乡人，坐谈间，询及令郎几位。答云：“三个犬子，长十岁，次八岁，次六岁。”又问几年未归。答曰：“十一年。”同伙者计其所言大误，回店责之。某亦悟，乃秉烛亲叩各同席之门。内问谁。答曰：“我内中又回去两次。”至彼处，亦曰：“我内中又回去两次。”此虽票商笑柄，却也颇为典型地勾勒出晋帮之形象。
黄土高坡孕育了陋实的晋帮商人，而随着劲吹的西北风“从坡上刮过”，后者又深深地影响了北中国这块广漠的土壤。在北方的各大城镇，晋商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此，明人谢肇<SPS=0663>就曾指出：
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塞所无者。……故谚云：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云。(《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大同原是边徼荒镇，因晋商的纷至沓来，才形成了“繁华富庶不下江南”的盛景。谢氏所记的“三绝”如果再加上“朔州营房”，那就是沈德符笔下的“口外四绝”。其中，所谓大同婆娘，原是指大同府为代简王的封国，简王纳中山王徐达之女为妃。因事力繁盛，又在极边，所蓄乐户较他藩多数倍。朝朝弦管，暮暮笙歌，极尽欢会与浪漫。在这极目眺望可见大漠孤烟直的口外，秦时的明月曾照临过汉时的关墙。曾几何时，繁华消褪，歌舞管弦亦风流云散。(《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此后，“大同婆娘”之名虽存，但却越来越流于猥亵。
上述的“宣府教场”之宣府，在明代亦为九边重镇，清初改置宣化府。在清代中后期，游宣化者，竞言宣化有“小脚会”，也就是小脚博览会。届时，已婚的少妇，未嫁之少女，各各携带着高矮不等的两个凳子，到约定俗成而且尽人皆知的那条街道去，坐在高凳上，款款地解开裹脚条子，然后从容地将脚摆在面前的矮凳子上，任肩摩毂击、人头攒动的与会者观赏、品评。
如果一个女人“现露尖尖十指葱，金莲窄小刚三寸”，那她会受到众人格外的瞩目。当她柳腰款摆、轻移莲步离开会场时，会有许多人簇拥着，一直目送着她回到家门。其盛况空前令人想起从前披红挂彩、遍游里坊的科举状元。从此，众口喧传，无论是茶余清谭还是豆棚闲话，到处都流传着“三寸金莲”的芳名……
而后呢？再接下去的故事，或许在张艺谋的“东方形象”中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祁县的乔家大院中，背景色调以黯淡的绛红衬托出一片空茫，点灯、捶脚，……当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时，里五外三的穿心楼院内，正反反复复地演绎着妻妄成群的往事。
一九九四年六月细雨飘零于复旦园
王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