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戊戌维新的失败已经困扰了几代中国人：何以人家一蹴而就，而我们底事无成？彼理的黑船一八五三年才打开日本国门，不过十五载维新已奏凯歌；一八四二年中国已开放五口通商，几乎过了一整个甲子，百日维新仍不免于流产。如果我们只从这两件事作比较，我们将永远不免于困惑。我们必须稍微扯远一点。
首先，通常所说的成功实际上是指现代化的成功，更直截了当地说是西方化的成功。就这点而言，我们至今尚未成功，遑论百年以前？其次，日本现代化或曰西化的成功并非仅明治一例，大化改新是更重要的另一例。而中国的西化，非但过去失败，今后也不会成功。原因不在别的，在于中日双方对待外来文化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是把外来文化当饭菜来吃，而日本则把它当衣服来穿。当饭菜吃，要尝口味，要咀嚼，要下咽，要消化。尝了不好吃，就不吃，难以下咽就吐掉，消化不了就拉肚子。但是如果好吃，如果易于消化，那就变成养分，变成自身的一部分。饭菜不见了，身体见长了。外来文化不见了，中国文化丰富了。但是这一过程很长很慢，决不可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昔贤有言，佛教这顿饭我们吃了一千年。吃了以后怎么样呢？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禅宗。不是我们被西方极乐世界所同化，而是梵天圣教被中国化了。
日本西化则不同，那是衣着的模仿，只要谁穿着好看我也来他一件，很方便简单。拿来就穿，不费思量，不存在消化得了还是消化不了的问题。穿着不合适，再换一件就是，反正衣服并非身体的一部分。日本历史上的两次全盘西化都是拿来就穿，而且刻意模仿，几可乱真。第一次西化远在一千三百年前，其时日本对于中国的文物典章无一不照搬如仪。中国自然是在日本的西边，推古天皇致隋炀帝的信就自称日出处天子，而称炀帝是日落处天子。至今您去参观日本水户市德川家的墓地，马上就能发现驮着石碑的大乌龟竟是一色的头朝西，表现出江户幕府对中国文化的极端仰慕。第一次西化由圣德太子发其端。他派出遣隋使节，聘来中土专家。采用中国历法，提倡儒家学院。建立新式政府，推行隋唐的官僚制度。紧接着又是闻名于世的大化改新。更是依样画葫芦，几乎是中国有什么，日本就引进什么。废除氏姓制度，划分行政区域，实行户籍登记，模仿租庸调制。甚至天皇之有年号，也从大化开始。弄到后来则连贞观年号也直接拿了去用，连端午、七夕、重九这样的民族色彩极浓的节日也拿去照过不误，唯一未引进的节日是中秋，那并非因为考虑到日本国情的不宜，而是唐朝人当时还不兴过中秋节(此点周一良先生有精辟的考证)！
大化改新当时那种学习上如饥似渴，力求惟妙惟肖的精神尚非上述数语所能概括。这里再举极端之一例说明之。今年元月二十五日《朝日新闻》登了一篇论文，解释藤原京为何短命的原因。公元六九四年，日本迁都于藤原京(在今奈良县<SPS=0875>原市)，但是仅仅只过了十六年，藤原京便被放弃，而再度播迁于平城京。藤原京在当时是以计划的宏大而著称的，何以随随便便就不要了呢？据该文作者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只因为对唐代首都长安城模仿得还不够像！整个藤原京是以长安城为模特设计的，但设计时正是日本与唐朝关系紧张的时候，对于长安大明宫等新建筑的情报无法得到，只能辗转从新罗获得有关信息。等到迁都以后十年，一批遣唐使从中国回来才知道大错已经铸成，由于大明宫的建成，唐朝已把国家的大礼与其他的仪式分别在太极殿与大明宫举行，而在藤原宫，太极殿与朝堂院却合而为一。这怎么行？于是不惜人力物力，再建平城京，惟求与长安城毫无二致，而苦心建造的藤原京竟然弃于一旦——难怪今天中国学人对平城京、平安京都耳熟能详，而对短命的藤原京都大多一无所知——在今天看来这一举动似乎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日本，国小民穷，完全用不着平城京那样规制宏伟的都城。然而这样样样盲目模仿的结果却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初期一跃而成为有完善政治制度的律令国家。设若其时日本处处考虑改革是否符合国情，这一跃未必能过龙门。
第二次西化始于一百二十六年前的明治维新，对于欧美文化的模仿同样是不遗余力。吃牛肉，撑洋伞，着西服，跳华尔兹。禁止男女混浴，不准随地便溺。旱烟改成纸烟，束发变作洋发。一切都是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进行。为了让达官贵人的一举一动能与西方绅士淑女一模一样，还特意建造了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鹿鸣馆，一招一式地教，亦步亦趋地学。<SPS=0276>假至今，东洋人穿西装竟比西洋人还要地道。与此同时，开议院，颁宪法，翻译西书，留学欧美，义务教育，开通邮政。不但行西人之所行，且以西人之是非为是非。甚者至于要废除汉字，改良人种——通过与西洋女人结婚来实现，那种对于西方文明如醉如痴的狂热与冲动，也不是今人所能想象的。狂热与冲动的结果是日本在百年之后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特别是西方的老牌列强们不得不对日本刮目相看。大英百科全书是世界上百科全书之马首，除了隔一段时间作一次修订外，还每年出版一本年鉴，以及时反映世事的变迁。一九六七年版大英百科年鉴邀请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撰写卷首论文，以为明治维新百年的纪念，这篇论文后来经过润饰，以《激荡的百年史》为名出了单行本，畅销一时。随后的连锁反应就是西方和日本学者一大堆讨论日本为何成功的著作的出版。
为何讲西化就一定要全盘，吉田茂在书中作了浅显的分析：
“这是因为，所谓文明本来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采用它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优良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得到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教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
可以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大化改新时这个道理虽不见得清楚，却是照这个路数去行事的。
两次全盘西化对于日本的进步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西化如此彻底是不是使日本文化变成中国文化或者欧美文化了呢？没有，根本没有。中国人绝不会错认日本人为同胞，西洋人更不以为东洋人向他们认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心态完全是日本式的，日常生活的准则也是日本式的，对日本人来说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都只不过是一件随时可以更换的衣服而已，所以他们才在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轻易地脱掉了中国文化这件穿了千余年的旧衣服。江户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担心日本文化同化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曾经提出“和魂汉才”与“和魂洋才”的口号，尽管后来的日本人朝着全盘西化的方向做去，但是“和魂洋才”的理想并没有落空。汤因比认为日本从未有过自己的文化，他显然是让披在日本文化上的外衣给迷惑了。
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是有变有不变，即以表层文化的万变来维持核心文化的不变。有变乃恒，不变即会中断会死亡，如同其他古文明一样。有不变才不致面目全非，才始终不为其他文化所消融。其二是与外来文化接触时，要化人为己，而不化己为人。既然中国文化是消化型的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当它为饭菜，那么西方文化在经过细嚼慢咽后自然也就消化成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国的西化绝无成功之可能。即使我们朝全盘西化的方向去做，其结果也必然是貌似西化，而实为华化。几千年来的历史业已证明了这一点。就小处而言，狮子舞被当成中国的传统艺术，旗袍被认为汉人的民族服装；就大处说，则是佛教的中国化以及众多民族的融入中华民族。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全盘西化，而在于中国根本不可能被全盘西化。中体西用本身并无大误，西洋文化始终只会处于用的地位，绝不可能喧宾夺主，转而为体。失误的是这个口号根本无需提出，一提这个口号，就使人总在担心中体会不会变成西体，造成对莫须有的全盘西化的恐惧。
附带还有一个结必须解开。我们总以为日本从明治维新才开始西化，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他们其实在江户时代已经作了准备，这一点吉田茂也指了出来。江户时期的遗产有三点：一是封建制度打下了近代国家的基础，二是武士阶级的存在造就了一批具有组织能力的人材，三是各藩的藩学多已不施行儒学教育，而代之以西学。这三点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大清帝国者都是不具备的：极端的中央集权窒息了地方的一切活力，不像日本的藩主具有一定的地方分权；科举制扼杀了所有有才能的文士，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由庠序直到太学的教师体系只有脱离实际的儒家之教，没有任何奇技淫巧的内容。于是一切改革只有失败了事，又何止戊戌维新一桩！
周振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