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嘉之际，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上的，文网綦严，思想方面的文章不能写，于是都挤到学术上去了；二是学术上的，明末学术流于空疏，大家都腻味了，于是追求起实学来。于是在经学、史学、小学方面都取得了绝好的成绩。就中史学方面赫赫有名的三家村便是钱大昕、赵翼与王鸣盛，各自的代表作则是《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与《十七史商榷》。从乾嘉起直到今天，多半是三家并提，不分轩轾。如果真要分个高低的话，大部分人不是先及王，就是先说赵，很少把钱大昕放在第一位的。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举列史部的参考书至多，上述三书——也仅此三书——被归在总考证类，显然比其他局部考证，如考纪元，考地理，考某史地位要高。但此三书的排列顺序是王、钱、赵。入民国后，给青年学子开书目蔚为风尚。先是胡适之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接着梁启超也来了一篇《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胡梁之后又有吴虞的《中国文学选读书目》。胡之书目太过偏颇，史部书几不入选，梁为纠偏，补了许多史书，但于上述三书只选一种，即《廿二史札记》。吴以为胡梁两家书目范围都太大，于是开了一个小型书目，书目虽小却三书均有，只是顺序为赵、钱、王。
除了书目之外，梁任公又专门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煌煌巨著，详论清儒治学之成绩。在谈到旧史之注释及辩证一类书时说：
清儒通释诸史最著名者三书，曰：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三史形式绝相类，内容却不尽从同。钱书最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原书事实讹谬处亦时有，凡所校考，令人焕然冰释。……王书亦间校释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实。……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SPS=0769>牾。而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自序语)。但彼与三苏派之帖括式史论截然不同，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清代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的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大昕晚年自号竹汀居士——笔者按)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称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
梁任公从学以致用出发，推崇赵书固无可厚非，但说钱书不如王、赵，则我极为钱氏鸣不平，而为王氏脸红也。依一己之陋见，钱、赵、王三人之学问有龙虎狗之别，《甘二史考异》是点石成金之著，《甘二史札记》是披沙沥金之作，至于《十七史商榷》最多只好算脸上贴金之滥竿。
《商榷》一书，说对了的地方，治史者多半均能自己悟到，至说错之处在在皆是，误人不浅。任公言该书是绝好的顾问，殆过甚之词，恐怕一则因为未曾细读该书(以任公之才无须此顾问)，二则被其架式与大言不惭所惑。《商榷》一书有百卷之烦，细目至千余条之多，一副教师爷的模样。书前有序，序曰：“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胶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自诩自负之甚无过于此也。反观钱氏，为人谦和，虽于经史、地理、律历、训诂、音韵、金石、目录之学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然从未有此炫耀之语。给人作序则尽说好话(当然说过头了也不好)，上面任公所引为赵书作序如此，他如为洪亮吉作序也如此。洪氏本不长于地理，所著《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与《十六国疆域志》，皆是不成功之作，然不自知，钱氏为其作序又好言有加，致世人以为洪书真有可取之处，故连任公也说：北江之学长于地理。显然也是受钱序之影响。
以上只是大略言之，至于论据，则需详细说来。
一部《廿二史考异》处处皆点石成金之语，不是因为其多谈考据而这样说，而是因为其考据高明，使不可读或读不懂之典籍变成可读可懂之史书而这样说。太艰深的例不必举，只须举一简单的：
《后汉书·光武本纪》载：十三年“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这是说，东汉光武帝十三年的时候，把西汉十三个很小的王国(这些王国都只辖三四县之地，而级别与领有三四十县的郡相当，是不合理的现象，是西汉削弱诸侯王国势力的结果)取消了，将它们的地盘并入邻近的郡，这一举措自然是对头的。问题是根据上面的记载，数来数去只省并了九国，那里来的十三国？唐朝的章怀太子李贤给《后汉书》作注(当然是别人捉刀)，对这一段话表示不解：“据此惟有九国，云十三，误也。”
千百年来，读过《后汉书》的人不知凡几，硕学鸿儒济济如也，但是没有一个人读出名堂来，也就是“误也”的感觉而已。直到钱大昕出，方才破了这个谜。他指出光武帝省并的既不是十三国，也不是九国，而是十国，上面那段记载错了，应改成这样：“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间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只去掉“三”、“属”两个字就豁然贯通了。但这并非钱大昕想当然的结果，他是有根据的，他对照着《续汉书·郡国志》读，才读出毛病来。该《志》北海国下说，省淄川、高密、胶东三国，以其县属。《志》在另一处又说，世祖(即光武帝)省并郡国十。因此钱大昕才肯定《光武纪》的记载错了，并指出错在哪里。唐以前无印刷术(此话非学术性语言，因为近来颇有人论证印刷术发明于唐以前，虽然我并不同意此说，但此处并非争辩之地)，一切典籍靠手抄流传，讹误在所不免——即今日排版已用电脑，又何尝一字不误，由李贤之注又可知《后汉书·光武纪》之误在唐初已经存在。
上面这个例子于《廿二史考异》，真正只是小儿科而已。还有比这棘手得多的疑难杂症也同样药到病除。再举一例：东晋南渡以后设置许多侨州郡县，以安置北方流民，这些州郡县都以流民的原居地命名。南朝刘宋为了将这些州郡县与北方同名者区别开来，在地名前加上南字，如南青州，南兖州等。但唐朝人写《晋书》时却以为侨置州郡在东晋一开始就加有南字。这个错误沿袭千有余年，竟无人觉察，也是直到钱大昕读《晋书》时才读出内幕来，破此千年之谬。反观《十七史商榷》，类似的发明却绝无仅有。不但没有，有时还要生出新的毛病来。这里也举一例说明之。
《商榷》卷二十三有一条《名字郡县义例不定》，说明《汉书》列传中提及传主本贯时郡县写法无一定之规。此条所说本极浅显之事，不说亦可，既说则需准确，但王鸣盛说说就说出纰漏来了。王说：“苏建，杜陵人；儿宽，千乘人；贾谊，雒阳人。此但言县无郡者。”其实千乘既是县名，又是郡名，王氏有何根据说此处之千乘是县名而不是郡名？但这个毛病还小，接下去毛病就大了：“如路温舒，钜鹿东里人；卫绾，代大陵人。此但言县无郡而又著其乡者。”王鸣盛误以为此处之“代”是县名，而“大陵”是乡里名，其实大陵是太原郡的属县，而景帝削藩以后，代国仅有太原一郡，所以太原大陵习惯上也可称代大陵。以是《汉书》所记卫绾的本贯是郡(用国名代替)县皆有，而并未“著其乡”。王鸣盛自然见不及此，翻翻《汉书·地理志》，发现代郡并无大陵县，于是便胡乱猜测，以为这里的代是县名，而县名之后的地名必然是乡里名了。《商榷》的识见大抵如此。这样的书又何能当读史者的顾问，遑论“绝好的顾问”呢。
也许有人会说，低级错误有时连极高明的棋手也免不了，恐怕不足为据。那么再举“高级”之一例。《商榷》卷四十《许邺洛三都》条说魏武(曹操)之世先后三都：建安元年迎天子都许；至九年灭袁氏后迁都邺；至末年又自邺迁洛。并嘲笑陈寿写《武帝纪》时在迁邺迁洛时皆未能直揭明数语，使观者醒眼，稍病蒙昧云。王氏此条貌似大发明，实则无一语不误。先师谭其骧著文斥此条之妄，指出有国方有都，说魏都要从曹操建安十八年受封魏公算起，此前不得有魏都，这是一。自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至许，到延康元年禅魏止，许始终是汉都，不得目为魏都，这是二。建安九年曹操到邺，是就任冀州牧，不得目为迁都，这是三。建安十八年魏国既建，邺以冀州州治兼为魏国国都，终操之世不改，并无迁洛之事。不但操未曾都洛，即操死，其子丕嗣为魏王及受汉禅称帝亦皆在邺。这是四。魏武仅有邺一都至明，而王鸣盛读书疏略，既不解何为国都，又好强作解人，遂有魏武三都之谬说。似此谬说可作“孤竹之老马”乎？
越是无知的人越是要自以为是，越要嘲笑别人不行，但是这也难怪，有人往往吃这一套，只看谁噱头摆得好，就认为谁有本事。王氏的盛名多半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当然如钱大昕等人不予揭破，也有责任)，读史者不求甚解，也就被他蒙住了。王氏不但直接笑话陈寿，也间接讥讽过班固，目的不是别的，藉此抬高自己耳。他在《汉书·高帝纪》中读到“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太原郡三十一县”后就大放厥词说：“云中雁门代郡《(地理)志》凡四十三县，此云五十三；太原《志》凡二十一县，此云三十一；四误为五，二误为三，余姑勿深考。”其实《高帝纪》说的是汉初的状况，而《汉书·地理志》所表示的是汉末的情形，两者相去二百年，形势已经完全不同，《高帝纪》所载一点不误。王鸣盛不懂这层也就罢了，因为弄明白这个中曲折的确较难，可笑的是他不仅要强不知以为知，还要虚张声势地说：“余姑勿深考”，倒像真的是班固错了似的。
王氏不但不讲道理随便指责人，而且毫无根据任意下结论。古书并非不误，《考异》就专在正误，且分析致误之由。《商榷》东施效颦，一方面常以不误为误，而妄下雌黄，另一方面却又将疑点当信史，外加自己的葫芦判。《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四年，徒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且不说此处所载徒民会稽之事可疑，尚需探究，即使对此事无疑，也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妄加引申。而王氏除深信不疑外，还无中生有地说：“会稽生齿之繁，当始于此，约增十四万五千口也。”言之凿凿，似若有据，实则无根游谈，真不知十四万五千是如何捏造出来的。
如果王鸣盛做《十七史商榷》是为了自娱自乐倒也罢了，无奈他老人家是要做“孤竹之老马”引人识途，这就麻烦了，又由于名人效应，就更麻烦了，被引入歧途的人还以为找着了正道。所以学者引王说为据的不在少数，以《商榷》为名著更是历来的共识。王鸣盛去世已近二百年，与在下毫无瓜葛，之所以历数其短，非为其他，只因受其蔽惑者至今仍屡见不鲜，似乎除了余嘉锡先生很客气地说过一句：王氏“平生著作，考证疏略者往往而有”之外，再无人对《商榷》讲过什么坏话了。
平心而论，《商榷》亦并非毫无见识，只是偶一有之也不过作寻常人语，若以名著视之，直是屈杀了它，若视之为脸上贴金之庸作，倒是恰如其分的。钱大昕氏虽然未直接批评过王鸣盛，但他在《甘二史考异》序里的一段话又安知不是在暗讽西庄先生一类人呢。钱氏云：“而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摘沈萧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讹，易斗分为升分，更予琳为惠琳，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SPS=1152><SPS=1155>，不叶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真是痛快淋漓，犹如后世不点名的批判，虽未必针对王氏(王是钱妻兄，钱入赘王家虽受气不少，但未必报复于此)，然用于其身上，固将严丝合缝矣。
对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氏倒还是称许的。《札己》之高并不在其考证的功力，赵翼是不擅长此道的，历来的书目将其归入考证类，并不合适。杨树达先生认为《札记》与《商榷》都是“钩稽史实”类著作，只有《考异》才属于“考证史实”类。这是很有见地的。也因此钱大昕所窃叹于《札记》者只是“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 所赞赏于瓯北者，只是其“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而不是其考证功力。的确，《札记》主要是论，非仅一人一事之论，而且及于一群人、一类事的论说。因此赵翼的功夫主要是花在史料的爬梳整理排比上面，以期从中得出史籍未曾明言的、比较隐晦的史实，然后再加以自己的议论。例如在《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一条里，他把《明史》中所有上书言事的事例全都搜集在一起，加以排比，得出如下结论：统观有明一代，建言者先后风气不同，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廷风气淳实，建言者多出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正德嘉靖之间，渐多以意气从事。万历中，张居正揽权久，科道皆望风而靡，言路为之一变；万历末，皇帝怠于政事，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言路又一变。明末宦官当权，借言官为报复，而言官又借宦官为声势，言路再一变而风斯下，至于明亡。
正史是按纪传表志的体例来写的，本纪是按年的大事记，列传是重要人物的传记，表是贵族世系或重大事件的格式化(大部分正史都偷懒不做)，志是重要典章制度的记叙。这样的体例(其实任何体例都难免)必然使得很多互相关联的史实分散在不同的卷铁中，研究历史的人就要从中去寻找自己所需的史料，再联缀成篇。例如上述有关言路习气的变化，在《明史》里决不可能有专门记载，经赵翼一爬梳整理，读者就看出道道来了。实际上现在许多史学论文性质与《札记》并无二致。只是搜集史料的范围更加扩大，从正史至于稗史，至于笔记档案，至于出土文献；讨论的问题更加多样，从政治至于经济，至于文化艺术，至于凡人琐事。如此而已。正因为如此，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札记》里的每一条实则一篇小论文，有些条目与今天的论文题目简直一模一样，如《明初吏治》条，若再加上研究二字，不是可以投向任何史学杂志吗。赵翼对自己这本书也是很自负的，自比于《日知录》(当然当成是别人称赞的话，并且自谦“则吾岂敢”)。
搜集史料的工夫很细，有时真像沙里淘金，屎里觅道，这种功夫在东洋那边可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于一篇论文尽管没有任何结论，其中的史料也极其可观。而这种细致的踏实的功夫对于研究史学的人是一项必要的基本的训练，因此《札记》在今天对青年学子依然有它的参考价值。但是《札记》的学术价值也仅在于此，不宜随意拔高。如果说《廿二史考异》足以振聋发聩的话，《廿二史札记》则只是启思开窍，不好同等看待的。《札记》一书成于乾隆六十年，比《考异》晚了整整十五年。颇疑赵瓯北心仪《考异》之作而不能之，遂变通而著《札记》。
乾嘉之际这三大史学名著，学术水平的高下虽然依次是先《考异》再《札记》再《商榷》，但三书所得到的待遇并不与这一座次相称。名气最大的是《札记》，几至无人不知。记得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不知是否是读者文摘)曾列举过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二十来种著作(注意！仅仅二十来种)，其中就有《札记》在。事实上三书之中，《札记》的版次的确最多，不知被印过多少次，数年前中华书局还有校注本问世。《商榷》则次之。除五十年代重印过解放前的国学丛书本外，不久前中国书店又影印过广雅丛书本。只有《考异》最不行时，解放后除了与《商榷》同时重印那一次外，再未见印过。做学问的事有时真是说不得的。真正是应了杨树达先生那句话：“考证史实，为事较难，而所得反小；钩稽史实，为之者较易，而收获反丰。”
以上只是就书论书，并因书而及人，如果因人而及书，并就人论人，则可说的书与事更多。书则如钱氏另有《三史拾遗》和《诸史拾遗》各五卷以补充《考异》之未尽处；又有《十驾斋养新录》，乃梁任公所谓“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的著作；赵氏在《札记》前尚有《陔馀丛考》一书，其中读史笔记不少，但程度不如《札记》，有些经过充实提高后收入《札记》；王氏在《商榷》外又有《蛾术编》，不专论史，亦不过尔尔之作。事则如钱大昕的慧眼识人，王鸣盛的为官不廉，以至于有人怀疑《札记》并非赵翼所作……还是打住吧。
周振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