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初编《五四期刊介绍》，都是三十岁左右的中青年，不当或错误是难免的，对于批评自当欢迎，然而说“用权力”解读历史，那可担当不起。这里略略说明一些情况。
一、在《五四期刊介绍》的收录时限上，我们是以一九一五年《新青年》(一卷名《青年》)创刊为起点的。《甲寅》一九一四年创刊，《东方》、《学衡》情况较复杂，主要是当时反对新文化，故未收入。八十年代我编辛亥时期期刊介绍，收入了《东方》和《甲寅》。
二、一九一五年前后，袁世凯公开修改临时约法，带头祭天祀孔，掀起一股复古尊孔迷信的逆流，从思想上为复辟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则宣传民主科学与之对立。我想无论怎么说《新青年》的历史功绩是难以否定的。然而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刚过去，《东方杂志》却发表杜亚泉的《迷乱之现代人心》，译载辜鸿铭宣传“尊王”、“尊孔”之论等。杜文深深留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认为只有那样出而论世，入而修身，方“有规矩之可循”；并指责宣传新文化是输入“猩红热”和“梅毒”，西方的“主义主张是望魔鬼之接引入天堂。魔鬼乎，魔鬼乎，汝其速灭！”主张用中国正统思想“统整”之。陈独秀曾两质《东方》记者，有回答，有质疑，亦有阐述，大体上是有论有据的。
杜亚泉是科学家，一九○○年创办亚泉杂志，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我们曾介绍过。他负责东方杂志期间介绍科学知识亦有贡献。他有关静的与动的文化及新旧调和亦自有其道理。他的所谓猩红热梅毒魔鬼恐怕难于说是学术讨论了，而其“统整”与林琴南的“伟丈夫”有多少实质差别也难说。他介绍科学，而在文化深层却恋旧复古，这也说明科学与民主不可分，如离开民主，则科学就只有工具意义而无指导意义。
三、辛亥革命虽推倒帝制，建立民国，但广大国民仍处于蒙昧状态，赵太爷、假洋鬼子还是横行乡里。就在这时，浙江某县几个中学生因新文化影响而办起刊物，吹来一股新风，这是否值得高兴？在此时此地，是几个青年宣传点民主科学有意义，还是把宣传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及诅咒新文化的刊物带去有意义？借用鲁迅的话说，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是明显的。这是否值得认真思考一下呢！
四、《学衡》是一九二二年若干曾留美的学者在南京办的。其宗旨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创刊号即载《评提倡新文化者》、《中国提倡社会主义者商榷》等文，却无片言评复古者，其“中正”之倾向可见一斑。鲁迅当即对其“衡”加以“估”之。我们看过此刊，因其反对新文化，故未介绍。至于该刊的创始者们后来成为著名学者，那是另一事了。
近来看到几篇重评《学衡》之论，据说，学衡派人物受美国白璧德的影响，主张文化“整体主义”。然而从当时及后来看，学衡派诸君在思想文化领域恰是缺乏整体主义，而是在具体学科作出了成就或重要成就，就是时下被盛称的陈寅恪先生亦然。他是大学者，却难于说是思想家。
近来由于提倡宏扬传统文化，有些论者则把近现代思想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变革变动革命，都看作是“激进主义”而予抹煞否定，甚至认为正是这些变动变革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是探寻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变动的动因，分析社会状况，而是从文化观念将这些变动变革归之于所谓激进分子的“激进主义”的激荡，那也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说《读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丁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