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朋友，属于那种极少有的，能够把现实生活与一连串的梦安排得有声有色的人。他平均每三年改换一次“职业”，二十五年里过了八种不同的生活，目前正在追一个新的梦——投资基金。每次我回北京都少不了与他谈各自寻找“家园”的体会。自从人类组成了群体，人就一定已经感觉到了“异化”。个体意志通过现实的行动实现自己的本质。但是实现了的本质，和其他实现了的个体本质一样，是某种“普遍性”的实现。一旦个体意识到这种普遍性，意识到个体的自性如何被普遍性所掩盖，个体意志就会感到这种异化和异化的痛苦。这是我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理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上卷，页246－247)换句话说，只有与世隔绝才可能免除异化的痛苦。然而，陶令笔下那个武陵渔夫离开人群，却永远也实现不了他的“自性”(identity)。不说别的，两性的分工对于延续“自性”就必不可少。社会分工使物质条件丰富，自由意志得以实现。人类的统一产生了巨大的实现梦想的力量，然而统一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在劫难逃。这就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所说的“终极的悖论”。据说西方人正在批判现代的分工社会，做着“后现代”的光怪陆离的梦。这么富于创造性的梦幻世界，首先，相当奢侈，如凡伯仑所称，是“有闲阶级”对人类做的贡献(绝无贬义)。其次，在西方学者看来也是褒贬不一。例如哈佛大学的珀特尔(M.Porter)就认为这种把主要注意力从生产性转到非生产性活动的社会是进入了所谓“衰落的”或“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Free Press)当然更多的是西方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共鸣。
　　借了西方人寻找家园的风，不少中国人也开始怀上了“乡愁”。甘阳先生在《读书》一九九四年十月号的文章就是一例。崔之元先生在《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四年八月号的文章更为彻底。两位的文章大意是说，中国人没有必要走西方人工业化的老路，应当思想解放一些，大胆创新。崔之元先生文章提出制度创新的“无限可能性”。甘阳先生的文章，在“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口号下，提出一个核心问题：“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低基自上而下的社会重组道路？”这些提法的背景，是中国乡镇企业的成功。就好像当年工业东亚的成功激发了杜维明先生关于新儒家的思想一样，不过这些提法的弱点，与新儒家遇到的困难也相似，在于对当前成功的例子还没有充分的了解和深入地去发现问题。
　　研究科学的人好谈“规律”，这已经被哈耶克和波普批评过了。另一方面，人文学者，特别是后现代的人文学者，喜欢幻想。圣迭牙哥加大的哲学教授博平斯(Robert Pappins)一九九一年所出新著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引罗森“启蒙走火入魔就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is the enlightenment gone　mad)一语。“后现代的人”谈“现代性危机”，无非是抱怨个体的异化(或“自治”的缺失，或“人”的被遗忘，或“地狱般的孤独”，等等)。难怪博平斯问：为什么我们不把萨特看做对“前现代社会”的怀旧呢？实际上我读过的后现代的东西都有忿世嫉俗的情绪。我上星期专门去听路过香港的某权威谈福柯。大致得了个印象，似乎福柯既不喜欢自由主义也不喜欢保守主义，认为正是这两派势力合在一起，把人们的思想自由垄断了，把社会搞僵化了。所以“统治的失败”(failure of governance)是非常有意义的事(福柯把一切理性的控制行为看做“统治”，个人的和公共的)。按照这个思路，“传统”一定是不能遵守的了。不仅如此，任何思想，一旦有了权威，就要不得了。我于是又想到哈贝马斯，他定义了完备的交流(或ideal speech situation)所要求的若干条件，其中有一个是，任何人都不能受他人思想的“歪曲性”影响。最后我还是觉得读经济学家的东西要干脆得多。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说(大意)：当没有人可以影响其他人时，一个群体不可能做出理性的选择。我是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虽然我手上反映“想象力”的那条线(the line of mind)几乎穿越了整个月亮丘(the mount of Moon)，我试着想象一群“后现代人”怎样组织社会，却无论如何想不通顺，除了彻底的无政府外别无他途。
　　旅美的甘阳和崔之元先生，在我看来是属于“后现代”的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大陆上的中国人，在我看来是属于或正在属于“现代”的人。我这个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你要过上富裕的日子吗？那就必须组织社会分工。在目前中国和世界上任何地方，也许只有最大的那些资本家们可以如布劳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一九九三年)所说，不服从分工的要求，站在利润的顶峰实现他们的自我。你不要异化吗？那只好回到史前时期。我不认为后现代博大精深的各种“主义”可以被我这几句话说倒。我下面想说的，只是整理一下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发展工业所必须满足的那些条件。我以为这些必要条件相当于哲学上的“necessity”，或“自然律”，是没有办法违背的。我们不同意历史决定论和种种“社会发展规律”学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胡思乱想，或如崔之元先生所说，可以无限制地创造新的制度。就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人类的创造性必然是受到限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定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谈必要条件之前还要提一下工业化的目的。现在我们从经济史，尤其是“年鉴史学派”的研究很清楚地看到，所谓工业革命其实是一个连续的演变过程。深层结构在长期内的演变推动着这一过程。它的可以见到的和被人们期待着的结果是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从而增加了每一个人的闲暇时间。“闲暇时间”是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升华的度量。我承认不少后现代勇士们也许愿意过一种清贫的生活，追求他们的种种梦想。但我否认大多数人愿意追随他们，放弃追求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富裕生活。对后者，现代化的个人意义是非常明确的，无须赘言的。
　　必要条件之一：工业知识的积累过程。首先，什么是“工业”？费孝通先生(《乡土重建与乡镇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总结中国农村经济的均衡状态是，精耕农业与家庭工副业结合的小康生活水平。精耕所以农闲时有大量过剩劳动力，所以从事工副业生产。“家庭工副业”是因为中国农村经济是以血缘关系来支撑的。工业则不能局限于家庭范围。“工业生产”的真义在于“规模经济”。奥地利学派的庞巴沃克惯以鱼网为例说明规模经济。一个人可以赤手去捉鱼，也可以先编一张鱼网再以网来捕鱼。如果只捉一条鱼，显然，用手比较省时间，因为编网要费去大量时间。可是若要捉几千几万条鱼，编网捕鱼显然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因为编网所费的是一次性付出的时间，然后就可以捕捉大量的鱼而不必再付出编网的劳动时间。这个例子说明，当产量非常大时，人类可以积累那些适合大规模生产的知识，从而找到节约劳动时间的技术。“规模经济”就是指产量的规模，和大规模生产时可以节约的劳动时间(“经济”的本义)。历史上，一个家庭的消费量是不足以使用大规模生产技术的(虽然我们绝不排除在“后现代社会”里小规模生产大量品种的情况)。只是通过建立“市场”，生产者才有了动力积累大规模生产的知识并进行大规模生产(虽然中央计划也可以命令生产者进行大规模生产，但他们往往缺乏动力去探索和积累知识)。历史上，这些大规模生产的知识以三种方式储存起来，(1)固化在机器里(所谓“物质资本”)，(2)存入人脑里(所谓“人力资本”)，(3)存在书本里(所谓“图纸”形式的知识)。从原理上说，一旦掌握了这些知识，进行甘阳先生的所谓“后福特主义”生产(即小批量，多品种，灵活生产方式)也是可能的。所以我这个必要条件只强调知识的获得和积累。获得和积累知识并不容易。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匮乏正是发展中国家的本质特征。这里我们遇到一个实际问题：要进行后福特主义生产，先得积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可是没有钱是无法置办资本和教育人才的。于是还得先发展那些能赚钱的经济项目，慢慢积累资本。哪些项目可以赚钱呢？就是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项目。也就是说，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的生产。卓别林《摩登时代》里的那个工人，他当然“异化”得要发疯，但是他一定挣着高于中国工人不少倍的工资，那就意味着他的儿子(如果社会制度合理)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和挣更高的工资，那就意味着他的第五代孙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甘阳和崔之元先生认为中国的乡镇企业家们正在走一条直接进入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而我认为中国乡镇企业的道路正好就是福特主义生产的道路。读者看不出来哪一个观点更接近实际吗？
　　必要条件之二：协调分工的成本不能太高，社会分工才有规模经济效益。然而分工是要有协调的。亚当·斯密认为，通常限制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的是市场的范围(例如一个村子内的市场需求就太狭小)。而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一九九二年的一篇论文则提出，分工往往是被过高的协调成本所限制而难以扩张。我觉得狗和猫如果能够分工合作，在看守家园方面一定有非同寻常的生产力。因为猫可以爬树，而且猫在夜里眼睛好用，而狗的攻击力强得多。但是，毕竟他们之间的合作因语言不通而异常困难。更著名的例子当然是造巴别塔的时候遇到的语言混乱。韩国的一些企业家告诉我，他们把原设在印尼的企业转移到山东和延边地区，主要是为了减少文化和语言上的交流成本。香港的投资者对我倾诉他们在中国投资所遇到的最头疼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中方代理人。这并不是说没有管理人才，而是指中方代理人“中饱私囊”的行为实难避免。通常数额几百万元的生意，是会因此而取消的。人才之间的合作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说“一山无二虎”，内斗的成本实在太高了。从历史上说，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制度。一个合适的制度下，每个人知道他在一定的范围内有行动的自由并必须对行动负责任。“计划”并不是这样的制度，因为计划者计划的通常是他人的行动方案，因此责任与权利是分了家的。我们现在要划清产权就是要尽力把以前分了家的权利同义务重合起来。这个重合在极端意义上就是彻底的“私有制”。但是现实中的私有制总是不彻底的，总要取决于当地的社会文化政治和产权的历史，取决于这些历史或“传统”所定义的“道德”、“权利”和“义务”等等观念。例如中国传统的家庭，其内部是不必划分财产的，但不论在家庭内部和外部，都必须划分权利和义务，自由是在“孝”、“悌”、“仁”、“礼”、“义”这些道德规范中体现的。成本较低的制度只能在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求得，离开了传统的所谓自由创造从来就找不到合适的协调分工的制度。这个问题与认识论有关，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里说过了。除了制度因素外，技术因素也是很重要的。欧美许多地方的“弹性工作制”以及目前风行的企业“横向革命”，只能建立在电讯技术发达的基础上。
　　总之，知识积累和协调成本，这两个必要条件基本上概括了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基本问题。所谓创造性，也只能是在这些必要条件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以上东拉西扯无非是说这两个基本的必要条件只能通过相当长期的演化得到满足。我相信，工业化道路不会只有西方社会所走过的那一条，但是所有可能的工业化道路都无法绕过这两个基本的条件。有种说法，认为韩国和日本用三十年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路(不无争议之处)，所以中国可以“迎头赶上”。我前几年专研东亚经济，对此略知究竟。简要地说，首先，大国不能师小国，不论从基础设施、政府控制程度，还是从外部贸易环境、国际市场潜力，中国与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都有实质上的不同。其次，工业东亚的道路仍是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与甘阳和崔之元先生想象的乡土经济重建相去甚远。我在韩国、日本、台湾这些从前有过乡土经济的地方怕已不易找到后福特主义的影子。
　　我和我那位正在追梦的朋友，我们都对市场竞争及人性的异化有着刻骨的反感。难怪人们说：“如果你在二十岁以前不信仰社会主义，你就没有良心。”正是从这人性的高尚的一面，我们感到了乌托邦的永恒价值，和理性设计对人类社会渐进演化的永恒的威胁。怀着乡愁，寻找家园，无可厚非——但愿我们只是怀念和寻找，而不要干扰和设计这个原本也许可以实现我们梦想的演化过程吧！

　　汪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