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印行。很快我就感到不满意，遂又从头撰写，将已出的二册作为《试稿》。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新编》第七册终于完成了。回顾二十多年的工作过程，不禁感慨系之矣。
我的老妻任载坤在一九七七年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挽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了。
这篇自序写于一九九○年七月十一日，四个月后冯先生自己也去世了。冯先生直到晚年才感到真正的自由，哲学家最终发现了自我。
从冯先生的一生，我想到作为知识分子的哲学家的命运。
我想，有两类哲学家：一类哲学家热衷关心人类的前途，他的哲学是想用来济世安民的；另一类哲学家只是对哲学问题发生了兴趣，为学术而学术，没有其它实用目的。明显的例子是古代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理想是让哲学家为王，以他的哲学创造一个实现正义的理想国家。为此目的他三次远访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想找到一个能贯彻他的思想的君王；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被当奴隶出卖，还几乎丧了命。不得已著书立说，在最后著作《法篇》中还在为理想城邦制定一条条具体法律。亚里士多德是他的学生，却没有他老师那样的雄心。当时远征欧、亚、非三洲，建立西方历史上大帝国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却没有想依靠这位学生来实现他的哲学。他认为哲学产生于惊奇，只是由于人对周围事物发生许多问题，要想寻根究底地去解决它们，才产生哲学和各种科学思想。因此他以为只有这种思想本身才是目的，如果为了其它的实用目的，在他看来是低一等的。虽然他也研究政治学和伦理学，却只是客观地研究各种政制和学说的是非得失，将他自己置身事外。
在中国哲学家当中，我很容易地想到冯先生和金岳霖先生。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师，上大学时听过他们的课，但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在西方哲学史，对他们的哲学思想缺乏同情的了解。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倒是有机会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但接触是偏重政治性的。
冯先生书中有一章是专门讲金先生的哲学的，最后一段说：“因为对于一件一件的事实毫无表示，人们从《论道》得不到新的知识，以为《论道》只是分析一些概念，这样的分析对于实际生活没有什么用处。听说金岳霖在英国剑桥大学曾有一个发言说，哲学是概念的游戏。他认为，哲学本来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学问对于人生有什么用处，这就牵涉到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新编》在第八十一章中将作详细的讨论。”
冯先生对金先生的哲学思想的解释当然是正确的，但他在最后一章总结中说明的哲学的性质和作用，我以为并不是金先生所想的哲学。金先生在《论道》等著作中做了细致的概念分析，确实类乎概念游戏，对人生并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对哲学有用处，用处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论，为后来的探索开辟新的途径。我想金先生写那些书的时候，决没有想到要像冯先生所说的那样“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我并不是说金先生没有政治热情，他的确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五十年代初期他是北大哲学系主任，我是系秘书，亲眼看到他为当时我们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而高兴激动的许多情景，至今还记得一九五三年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他含着眼泪和我谈论世界革命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的担心。
可是在哲学思想方面，金先生究竟接受了多少影响？老实说，我觉得是很难说的。每次学术批判会上他是系主任，总得带头发言，我记得都是很简单的“表态”。一九五五年他和我们合写的批判实用主义的“经验”的文章，是我们推动的，那种简单化的批判和金先生的细致分析的风格毫不相干。对罗素的批判也是我鼓动他写的，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才写完，可见他下笔之不易。所以在他去世后选编他的文集者将这些文章也选编在内，我总觉得不妥。看到张中行先生在《读书》上写的《为魏公讳》，对此提出意见。我作为金先生的学生，并且对这些批判文章负有责任，是很感谢张先生的。
冯先生对哲学的看法和金先生完全不同。冯先生的看法集中表述于全书最后一章“总结”中。这一章的第一部分讲“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他首先指出哲学不是科学，因为科学是对实际有所肯定，而哲学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的。但是他认为哲学是对人生作有系统的反思。他说，“就人的实际生活说，一组一组对于实际无所肯定的概念，看着似乎是无用，但可能有大用。哲学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他以为要达到他所说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非经过哲学这条路不可”；因为哲学能让你“自同于大全”，不将“我”和天地万物对立起来。他还特别指出：“哲学家不同于哲学教授。哲学教授是从文字上了解哲学概念；哲学家不同，他对于哲学概念并不只作文字上的了解，而是作更深入的理解，并把这样的理解融合于他的生活中。这在中国哲学传统的话中叫作‘身体力行’。”冯先生说的确实是中国哲学的传统，西方哲学家很少这样讲。
冯先生说，“‘仁’是儒家所说的人的最高的精神境界，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标准”。这个最高的精神境界和最高标准究竟有什么内容？冯先生最喜欢引用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称之为“横渠四句”。在对这四句话作了解释以后，他总结说：
最合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的人，儒家称为“圣人”。儒家认为，圣人最宜于做社会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是廓然大公。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最合适的统治者是哲学家，即把哲学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所谓“哲学王”。儒家也认为，有圣人之德者，才宜于居最高统治者之位，这就是所谓“圣王”。《庄子·天下篇》认为，最高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哲学。
冯先生在自序中说在写这一章时他真感觉到自由了，他真是“海阔天空我自飞”地说出他的理想——要让哲学家充当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这种理想有实现的可能吗？
实际上，社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除了由民主选举产生以外，不是由武力夺取的，便是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获得的，他们的后代则是世袭的。所以，哲学家是当不了统治者的。即使是孔夫子自己生前也只能带着一群弟子，往来奔走，周游列国，想求得一官半职，让他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未能如愿。只是到他死后几百年才被人发现，原来在他的学说中也有可以为统治者所用的，才被推崇起来，而且一再拔高，成为“至圣先师”，皇帝也要亲自祭祀他。孔子偶尔也会被打倒，但不久仍会被尊崇，历久而不衰。
至于冯先生所说的有德才的哲学家或有安邦治国才能的知识分子，是只能做毛泽东称之为“梁上君子”的，只能依附于某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因此他们的命运总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上。一个有才能的人如果不愿意做唯唯诺诺的应声虫，便不容于当朝，不被认为是“忤逆”，也要被怀疑为有篡位的“野心”，总之是落得没有好下场。范蠡和张良是聪明人，功成之后赶快急流勇退，才保全了性命，没有遭到文种和韩信那样的结局。近来广为流传的历史小说《曾国藩》，作者根据日记和书信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将曾国藩攻破天京立下了盖世功绩以后，却遇到来自上下各方的种种猜忌、诽谤和压力，因而诚惶诚恐、惶惶不可终日的下半生的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类人中命运最好的似乎要数诸葛亮，可是也别看在小说中、在舞台和电视屏上他那样羽扇纶巾，潇洒自如，实际上我看他也有说不出的苦处：单说白帝城托孤那一幕，与其说刘备真是那么仁慈忠厚，肯于“让贤”，不如说他是担心害怕，耍权术逼着孔明先生作出承诺，即使是对那“扶不起的阿斗”，他也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于某些政治家的这种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行为，后人又有何必要去苛求责备呢？
在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这类事情可说的实在太多，冯先生自己的经历又是如何呢？在他晚年，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三松堂自序》中对他一生的经历和学术思想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述。他在“《自序》之自序”中说：“名曰《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正因为他是抱着要将自己的一生留给世人评说的目的，所以即使是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也直言不讳地写了出来。好像冯先生的这份苦心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现在主要根据书中的原话，将其中痕迹作点简单的勾划。
一九二三年冯先生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回国，在故乡河南中州大学任教授和文科主任。他开始面临前途选择：是事功呢还是从事学术？在事功方面他的“抱负不大，只想办好一个大学”，因此他向校长提出要求，让他当校务主任管理这所大学。校长没有同意，他就离开了。冯先生的岳家是有革命传统的，一九二五年他到广州，本来是想去看看当时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可是他看到和听到的尽是国共的分裂和斗争，他只呆了半年就离开了。来到北京后在清华大学做到代理校务会议主席，他说是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一九三四年他应邀去英国讲中国文化，第二年在欧洲游历法国、瑞士、德国以后又去了苏联，是想了解革命后的情况的。他在苏联看到那里并不像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宣传的那样“没有宗教”、“不要家庭”了，而且大事宣传劳动模范等先进人物，符合冯先生的“尚贤”理想，所以“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好感”。归国以后他作了两次演讲，讲他所见的苏联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唯物史观。群众纷纷议论说“冯先生变了”。却给他引来一场灾难：他被国民党警察带上手铐，押送到保定蒋介石行营中关了一夜。第二天是何应钦发来电报，说他“无重大嫌疑，着即释放”。冯先生说：“我在这个时候好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可以乘此机会和南京政府决裂，大闹一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行列。或者是继续我过去的那个样子，更加谨小慎微，以避免特务的注意。”在这个第二次也是更重要的选择时，他选择了后者，“冯先生没有变过来”。
此路不通便只能走另一条路。清华校长梅贻琦要他同去南京，“叫他们看看你这个‘共产党’是什么样子”，他也就去了。抗战开始，清华和北大、南开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冯先生任文学院长。当时重庆教育部规定大学院长以上的人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冯先生考虑到“已经有过被逮捕那段事情，再不加入，怕被说成不合作，只好默认”。以后到蒋介石办的中央训练团和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讲学，接受蒋介石的宴请，并在蒋介石侍从室出钱办的中国哲学研究会担任主任委员。一九四五年春天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冯先生被河南省选为出席代表。他以第一流学者身份去参加大会，被选入主席团并内定要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当蒋介石亲自和他谈话时，他说“我要是当了中央委员，再对青年讲话就不方便了”，这才作罢。
抗战结束后冯先生应邀去美国讲学，回国时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他有位参加革命的亲戚建议他们全家可以乘飞机去延安。冯先生作了决定：“反正我们是不走的，解放军也快要打到北京了，我们在这里等着他们吧。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他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解放前夕，南京派飞机来北平接教授们南下，冯先生和许多教授一样没有去。梅贻琦走了以后，清华校务会议成员自动集合，商量善后事宜，推冯先生再当一次校务会议主席。解放军进驻清华，文管会发布命令，成立清华校务委员会，以原校务会议的成员为委员，任命冯先生为主任委员。冯先生随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告“清华现在是人民的清华了”。
但是不久以后，军管会派来军代表，实际主持校务，冯先生被搁在一边。五月宣布校务委员会改组，不再是冯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他就写了一封信，要求不再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学院长，理由是“能力不胜”。有人告诉他不能写能力不胜，应该写政治上的理由；他就另写一信说“参加过国民党，行动言论错误实多，请辞去一切兼职”。得到批准，“真是‘无官一身轻’”。冯先生又面临要作第三次选择了。当年十月向毛泽东写信表态，大意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很快得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要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先生所作的这次选择，为他着想，大概是当时他唯一能作的选择，后来证明也是对他最为有利的选择。至少在以后几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中，冯先生都出人意料地幸免于难。他以主动接受改造的方法避免了被强迫改造。一九六四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即冯先生在自序中说他“很快就感到不满意”，只能作为“试稿”的)出版时，冯先生亲笔在卷首写了一首“题词”：“望道便惊天地宽，南针廿载溯延安；小言亦可润洪业，新作应需代旧刊。始悟颜回叹孔氏，不为余子学邯郸。此关换骨脱胎事，莫当寻常著述看。”这首诗很受欣赏，据说康生见到冯先生时立即将它背诵出来。大约正是因此，“文革”中冯先生虽然也和别人一样遭批斗、进牛棚，但他所受的待遇，以他的名声和地位说，实在算是很客气的。以致到文革后期竟演出了那一幕，为冯先生一生留下了污点，一时的虚荣成为终身的耻辱。
许多文章都将冯友兰和梁漱溟作对比，一贬一褒是很清楚的。我想，他们的作为不同有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梁先生认为只有他才掌握了真理，所以他“狂”，可以不向任何压力低头。冯先生则自称谨小慎微，在政治风浪中只能随波逐流；特别是后来，他说出的话只要有人表示不同意，他便赶快修正检讨，竟有人认为他是“从善如流”。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梁先生在抗战初期就访问过延安，一直作为民主人士调解国共和谈，后来发起组织民主同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梁先生有的这些“政治资本”，冯先生不但没有，而且正好相反。我看到千家驹先生写的《从梁漱溟、冯友兰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文章主要是记述梁先生的遭遇的；千先生对冯先生不大了解，但是他在最后抄引一九八八年梁先生去世时冯先生送的挽联：“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先生的悼文写得更明白：“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对于皇帝敢于犯颜直谏，不怕贬官，不怕充军，也不怕廷杖，认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美德，梁先生继承了这种美德。”千先生文章还提到：冯先生在文革后虽然还保留政协委员和常委的身份，但他一次也没有出席会议，“可见冯老情绪之恶劣和内疚之深了”。
我想，冯先生晚年确实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反思。在《三松堂自序》中将一生经历都写了出来，知我罪我，任人评说，将“安危”、“荣辱”置于度外。所以他所说的“斩名关，破利索”，并不是一般人说的名缰利索，而是将他原来的种种顾虑担忧统统抛在一边，我就是我，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恢复了自我，不必再说那些违心的话，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俯仰无愧作”，又何必再受这样那样的束缚和限制呢？这时候，冯先生才真正认识到“‘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
在他认为“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的那最后一章总结中，除了陈述上面说的他对于哲学的作用和看法以外，在哲学理论上他只简单地说了两点：第一，他对“内圣外王”作了解释，引用孟子说的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说“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用武力征服来建立和维持其统治的，这些都是霸。至于以德服人的，则还没有。”第二，在辩证法的统一和斗争这两个方面，他说马克思主义将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而中国古典哲学是将统一放在第一位的。冯先生主张用张载所说的“仇必和而解”，反对“仇必仇到底”。也有朋友认为冯先生说的这两点不过是老生常谈。但我以为，如果将这两点意思和冯先生一生的遭遇，还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上当今世界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主权矛盾以及意识形态矛盾等等情况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这点简单的道理却正是这位哲学家为了实践他的内圣外王之道，最后留给人类的智慧——哲学。对于这样一位饱经人间疾苦、已逾九十高龄的哲学家，我们还要奢求什么呢？
不过，冯先生虽然取得了主观上的自由，却还是不能摆脱客观上的不自由。他在这篇“自序”中像是已经有了预感，所以写道：“在写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不幸，冯先生预料的事情还是出现了，这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不能和前面六册一样在同一个出版社出版。可是现在终究不是王船山那个时代，所以不久以后它在香港出版了，只是将书名改为《中国现代哲学史》。
这样就有一些朋友——许多也是冯先生的学生，说他们至今还没有看到过这本书，因此我继陈乐民先生之后，再次作这点介绍，同时也谈了我现在对冯先生的这点看法。(陈文见《读书》一九九三年第六期)因为在和冯先生接触的那几年里，由于我的“左”，对他有许多不敬之处，谈我现在的认识，以表示我对老师的负疚之情，也以此纪念冯先生的百岁寿辰。
一九九五年一月
(《中国现代哲学史》，冯友兰著，香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七月版)
汪子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