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原是个古老的独立王国，曾经有过灿烂的凯尔特文明。公元五世纪后半叶，圣帕特里克从不列颠岛前来爱尔兰传教，在爱尔兰建立了基督教会。这些传教士尊重凯尔特传统，很受爱戴。到了七世纪，凯尔特族基督教传教士高隆班及其后继者们从爱尔兰出发，辗转赴西欧各国传教。后来，爱尔兰的基督教会就归属梵蒂冈的罗马天主教廷了。但是继续保持其特色。进入十六世纪以来，爱尔兰天主教与英国国教的对立愈益尖锐。
英国是在十二世纪中叶开始入侵并占领爱尔兰的。至十五世纪末叶，爱尔兰就沦为其属邦。十七世纪初起，英政府还进而没收了爱尔兰北部大片土地。当时，凡是迁移到那里的英国殖民者，只要宣誓效忠于英王并且承认信奉新教的英王为宗教领袖，就能够领到一份土地。从此，当地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便成为佃农。经过前赴后继的流血斗争，爱尔兰人的处境才略微有所改善。
在《尤利西斯》第一章末尾，爱尔兰青年斯蒂芬对英国人海恩斯说，自己是“两个主人的奴仆，一个英国人(指“疯狂的女王”维多利亚)，一个意大利人(指罗马教皇)”。这二者正是作者在书中所鞭挞的对象。玩世不恭的爱尔兰医科学生也对斯蒂芬议论道：“天哪！那帮混帐的英国人！腰缠万贯，脑满肠肥！”可见他对异邦统治的痛恨。
读《尤利西斯》，无法不感到弥漫在全书中的反英情绪。第一章末尾使用的“篡夺者”指的固然是硬从斯蒂芬手里讨走炮塔(斯蒂芬租的住所)钥匙的穆利根，这里似乎也在影射英国对爱尔兰的掠夺。尤其明显的是同一章中写到送牛奶的老太婆时的那句：“一个到处流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女神假借这个卑贱者的形象，伺候着她的征服者……”这里，“征服者”明明指的也是英国人。第九章中提到豁牙子凯思林。这是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叶芝的同名剧本中的女主角。这个贫穷的老妪也象征着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失去自由的爱尔兰。她那四片美丽的绿野(指爱尔兰四省：阿尔斯特、伦斯特、芒斯特、康诺特)都被夺走了。这部剧本唤起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年代初，爱尔兰人民的民族意识高涨。当时，与政治上的民族独立运动相呼应，以叶芝、格雷戈里夫人、拉塞尔、辛格为中心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在爱尔兰青年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年轻的乔伊斯虽未直接参加这一运动，却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还把其中的几位写进了《尤利西斯》。诗人拉塞尔尤其在作品中频频出现。全书十八章中，竟有六章写到了他。
第九章中，斯蒂芬在爱尔兰国立图书馆向馆长托马斯·威廉·利斯特等人发表关于哈姆莱特的独特见解。有些注家指明，他所说的“身着土黄色军服的哈姆莱特们毫不迟疑地开枪”这句话，语意双关。这里，乔伊斯一方面把《哈姆莱特》一剧末尾的流血惨剧比作南非战争(一八九九——一九○二)中英军对布尔人的杀戮(当时英国士兵均穿土黄色军服)，另一方面又影射一八八七年九月爱尔兰民族主义党领袖约翰·狄龙(一八五一——一九二七)准备在科克郡米切尔斯镇发表演说时英国警察前来镇压，有个名叫普伦基特的英国上尉下令“毫不迟疑地开枪”，致使三名爱尔兰人被当场击毙，引起轩然大波。于是，包括狄龙在内的下院议员们愤怒地提出质询，而那时任爱尔兰事务首席大臣的贝尔福却单凭着警察当局草率发来的一纸电报，就认定镇压有道理。英国自由党领袖威廉·埃瓦尔特·格莱斯顿(一八○九——一八九八)提出“记住米切尔斯顿”这一口号，立即激发起爱尔兰人的反英情绪。
在第八章中，布卢姆回忆英国政客张伯伦于一八九九年到都柏林三一学院来接受一项荣誉学位时，爱尔兰学生和爱国志士曾怎样藉此机会声援南非，边游行边高喊“支持布尔人！”“把乔·张伯伦吊死在酸苹果树上！”当时爱尔兰人和布尔人同样处于没有主权的地位，所以在南非开展的反英独立战争中，爱尔兰民众理所当然地支持南非，然而在英军残酷而野蛮的镇压下，最终布尔人还是被迫屈服，放弃独立。
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家格莱斯顿早就注意到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力量，从而对爱尔兰自治表示支持。一八八六年二月他第三次组阁时，曾在议会里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却遭到否决，遂于七月间愤而辞职。不过，在格莱斯顿第二次组阁期间，他毕竟替爱尔兰农民做了件好事。那就是一八八一年通过的爱尔兰土地法案，俗称“格莱斯顿土地法”。这项法令的通过无疑也是爱尔兰土地同盟多年所奋斗的成果。土地同盟中的激进分子对此法令却并不满意，以至同盟大有分裂之势。这时，同盟主席查理·斯图尔特·巴涅尔(一八四六——一八九一)挺身而出。他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终于恢复了同盟的团结。可惜巴涅尔由于与一有夫之妇同居的私生活问题而栽了跟头。天主教主教们指责他道德败坏，不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最后，连他的主要盟友《自由人》杂志同人也跟他反目，结果竟壮志未酬而逝。那是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一大挫折和损失。
詹姆斯·乔伊斯在乃父约翰·乔伊斯的影响下，自幼就心仪巴涅尔。那位爱尔兰自治运动和民族主义领袖猝然去世时，乔伊斯才九岁。他却出于对巴涅尔的仰慕，怀着沉痛激奋的心情写了一首讽刺诗《希利，你也这样！》。希利是爱尔兰自治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另一领导者，本来他与巴涅尔关系密切，但在关键时刻，却与巴涅尔决裂。约翰·乔伊斯曾把此诗打印出来，散发给朋友们，可惜失传。成年后，乔伊斯另写了一首，题目叫做《巴涅尔逝世》，插在短篇小说《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孙梁译，见《都柏林人》，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中。巴涅尔在爱尔兰的影响极为深远，我们从乔伊斯《艺术家年轻时的写照》第一章中可以看到，他去世后，人们还在圣诞节晚宴上为他争论不休，甚至破坏了一年里最隆重的佳节的气氛。在《尤利西斯》中，竟有七章提到了巴涅尔，尤以第十六章中布鲁姆对与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两大段缅怀文字最为感人。作者还刻意插进相貌酷似乃兄的约翰·巴涅尔的活动(见第八、十、十五章)，也曾提及他的两个妹妹，使人仿佛觉得巴涅尔虽死犹生。
《尤利西斯》中，几百年来凡是在抗英斗争中有过丰功伟绩，或为之献身的爱尔兰民族英雄，一个个地都被提及。这里有起兵反对亨利八世，事败被处绞刑的托马斯·菲茨杰拉德(一五一三——一五三七)，以及十九世纪英国下院中第一位爱尔兰民族独立领袖丹尼尔·奥康内尔(一七七五——一八四七)，他毕生为爱尔兰人信仰天主教的自由和废除英、爱联合议会而奋斗。还提到他的后来人詹姆斯·斯蒂芬斯(一八二五——一九○一)。一八五七年，这位爱尔兰革命家在美国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芬尼社，主张推翻英国统治，并废除大地主所有制，建立共和国。(以上均见第二章)再就是爱尔兰政治家阿瑟·格里菲斯(一八七二——一九二二)。他原来是都柏林的一名排字工人，后赴南非当矿工和新闻记者，于一八九九年创办以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为主旨的周刊《爱尔兰人联合报》。(见第三章)当然，《尤利西斯》并不是爱尔兰民族起义的史书，而是一部小说，对这些只是点到为止，尽在不言中。
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罗伯特·埃米特慷慨就义的场面了。(见第十二章)这位爱尔兰民族领袖曾参加一七九一年成立的以解放天主教和实现议会改革为宗旨的爱尔兰政治组织爱尔兰联合会，并率领一批抗英起义者向都柏林堡(英国殖民统治机构所在地)进军。事败后被捕，定为叛国罪，被处死刑。作者用很大篇幅描述了行刑场面，揭露那时英国当局对起义者是何等残酷。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因饥馑和移民等原因，爱尔兰人口由一八四一年的八百一十九万余减到一九零一年的不及四百四十六万(照原先的自然增长率，本应增加到一千八百万)。仅移居美国的，十九世纪就有四百万。在《尤利西斯》第十二章中，一个绰号叫作“市民”的激进派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说：“咱们这里本来应该有两千万爱尔兰人，如今只有四百万。咱们失去了的部族都哪儿去啦？”接着他又叹惜爱尔兰陶器、纺织品、羊毛、花缎、利默克花边、白色火石玻璃、府绸、丝织品、花呢、象牙针绣，统统一蹶不振。由于河道堵塞，好几百万英亩良田均化为沼泽地和泥炭地。森林也濒于毁灭。随后，“市民”又拍着大腿描绘出爱尔兰的灿烂前景。“咱们那些空空荡荡的港口又会变得满满当当……咱们将会看到第一艘爱尔兰军舰乘风破浪而来，舰头飘着咱们自己的旗子。”
在第十七章中，斯蒂芬因对英国国王有不敬之词而遭到两个英国大兵的殴打。连那位除了饮食男女之外，似乎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摩莉(布卢姆之妻)，也回忆起她豆蔻年华时的情人加德纳中尉怎样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南非战争中害伤寒而死的事，而愤慨不已。“他们蛮可以一开始就讲和嘛。要么就让老保尔大叔和另外一个老克雷格尔(由于无知，她把南非荷裔布尔政治家保尔·克雷格尔的姓名拆成两个人了)去拼个死活，省得这么把战争拖上好几年，让那些漂亮小伙子害热病死在哪儿。”(第十八章)
乔伊斯早年就受到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一直是争取爱尔兰独立的政治运动的热烈支持者。他向往的是十九世纪末在欧洲文学中萌芽的自由思想。自从二十岁出走巴黎，他一生在欧洲大陆漂泊将近四十年，其间只回过都柏林三次，每次也只作短期勾留。叶芝于一九二三年这样描述过乔伊斯：“他是个流亡者，起初在苏黎世，接着又到了巴黎。他逃离自己所憎恶的事物，却连那些商店的字号都始终铭记在心头。他既恨都柏林，对它又永难忘怀。”转年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丹麦诗人、评论家凯·弗里斯一莫勒向乔伊斯转告了叶芝对他所做的评语：“多了不起呀。乔伊斯打年轻时就没在都柏林呆过，然而他笔下却只写都柏林。”(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693页)
乔伊斯曾借用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女作家西德尼·摩根夫人的“亲爱而肮脏的都柏林”一语作为《尤利西斯》第七章中一节的题目。这句话可以概括作者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眷恋。所谓“憎恶”，其实是恨它不争气而已。依恋故乡而寸步不离是一种爱法，由于有如此执著的故土情结，身虽不在那里，不管离开多少年，相距多么远，依然梦魂萦绕，毕生只写以故乡为背景的作品，又是一种爱法。
一九二一年四月，为了庆祝《尤利西斯》出版合同的签订，莎士比亚书屋能干的女老板西尔薇亚·毕奇在巴黎为乔伊斯举办了一次酒会。那天，一个名叫亚瑟·鲍尔的爱尔兰文学青年被领到乔伊斯那张桌上，乔伊斯关切地问起他的写作。鲍尔说，他正想模仿法国讽刺作家的风格。乔伊斯对他说：“这可绝对使不得。你是个爱尔兰人，必须按照自己的传统来写。借来的风格不中用。你必须写自己血液里的东西，而不是脑子里的东西。”鲍尔反驳说，他对民族主义已感到厌烦，想成为一名国际主义作家，像所有那些文学巨匠一样。乔伊斯指出：“他们都首先是民族主义的。由于他们的民族主义是如此强烈，才使他们最终成为国际主义的。例如屠格涅夫。你该记得他的《猎人笔记》是多么富于地方色彩——可就是以此为契机，他最终成为一位跨出国界的伟大作家。至于我本人，我总是写都柏林，因为倘若我能进入都柏林的心脏，我就能进入世界各座城市的心脏。普遍寓于具体中。”(同上书，第504—505页)
乔伊斯之所以选定匈牙利裔犹太人布卢姆作为主人公，决非偶然。他在一九二0年九月二十一日致卡洛·利纳蒂的一封信中写道：《尤利西斯》是一部两个民族(以色列和爱尔兰)的史诗……”(同上书，第521页注释)当时，爱尔兰本来就已沦为英国属邦，而作为归化爱尔兰的匈牙利裔犹太人，布卢姆更是受着双重的压迫和歧视。他父亲鲁道尔夫就因濒临破产，服毒自尽(见第六章)。他素来温文有礼，与世无争，然而一帮心地狭隘的爱尔兰市侩偏偏抓住他的种族问题寻衅。他忍无可忍，被迫反击，大吼一声：“为以色列三呼万岁！”接着就严正指出：“门德尔松是个犹太人，还有卡尔·马克思、梅尔卡丹特和斯宾诺莎。救世主也是个犹太人，他爹就是个犹太人。……你们的天主是个犹太人，耶稣是个犹太人，跟我一样。”(见第十二章)
这番话说得理直气壮，不啻是给反犹分子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一九三六年，乔伊斯边读英国版《尤利西斯》的校样边对弗里斯—莫勒说：他为了这一天，“已斗了二十年”。是的，自从一九一四年着手写《尤利西斯》以来，直到一九一八年美国的《小评论》才开始连载，最早的单行本则是一九二二年在法国由莎士比亚书屋出版的。德(一九二七)、法(一九二九)、日(一九三二)译本相继问世后，美国版(兰登书屋，一九三四)也出版了。然而毫无疑问，对乔伊斯来说，最重要的是此书在英国本土的出版。也难怪他接着以更加豪迈的口气对丹麦诗人、小说家汤姆·克里斯滕森说：“现在，英国和我之间展开的战争结束了，而我是胜利者。”(见艾尔曼：《詹姆斯·乔伊斯》，第693页)他指的是，尽管《尤利西斯》里对一九○一年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太子(当时(一九○四)在位的国王爱德华七世)均有不少贬词，英国最终不得不承认此书，让它一字不删地出版。
在乔伊斯的一生中，民族主义思想是贯彻始终的。早在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刚届而立之年的乔伊斯就在致妻子诺拉的家书中写道：“阿贝剧院开办了，他们将上演叶芝和辛格的戏剧。你应该到那儿去，因为你是我的新娘子。我是也许终于在这个不幸的民族的灵魂中铸造了一颗良心的这一代作家之一。”(同上书，第332页)
借用《尤利西斯》第一章中的话来说，乔伊斯是用手中那把“艺术尖刀”，一杆“冷酷无情的钢笔”，为他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爱尔兰同胞和他们的生活做了素描，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
爱尔兰民族一向酷爱自由。三十年代，爱尔兰文学在中国就十分走红。当时，格雷戈里夫人的《月亮升起》简直不知道上演了多少场，因为两个国家都受着各自邻国的压迫。民族主义同是思想界的主流。在一个意义上，《尤利西斯》在爱尔兰，正如《阿Q正传》在中国，都是以恨铁不成钢的悲愤心情而写的。萧伯纳认为，足以告慰的是，终于有人(指乔伊斯)由于对都柏林的落后面感触极深，因而敢于面对它并将它的丑态统统写下来，“而且用自己的那份艺术天才，强迫人们去正视它。”(同上书，第507页)当乔伊斯正酝酿并撰写《尤利西斯》时，爱尔兰这座“绿宝石岛”还是英国一块属地。《尤利西斯》脱稿的那一年(一九二一)，爱尔兰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由邦了。一九四八年，爱尔兰终于脱离英联邦，成为一个共和国。
在二十世纪小说史上，《尤利西斯》是一座奠基石。在爱尔兰民族独立史上，它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
(《尤利西斯》，乔伊斯著，肖乾、文洁若译，译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共三册，39.80元)
文洁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