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这个东西，虽说中国人在宋代就有类似的行业，但迄今为止，一般人却很少愿意研究这类“雕虫小技”，搞清楚它的实质。这也合了中国人的老传统，“学术”实际上是有“术”而无“学”，知其然，不必知其所以然。于是人人“热”金融，而非人人知其“金融热”的所以然。
“金融”(finance)，原义是说“我要用钱来办某事”。所以“钱”是这里的关键词。以“钱”来推动“事”，这是“金融”做动词的意义。但是钱本身不是金融，至少不是金融市场里说的“金融”。金融市场里的金融必须是“债务”(而不是钱本身)的买卖关系。例如我借了某甲一千元，开具借据，承诺于某年某日偿还某甲本金一千元并利息若干。某甲于是成为我这笔债务的“债权人”，有权利向我讨还债款。如果故事到此结束，也就没有金融市场了。金融之产生，始于某甲出于需要现金，以此“债权”转卖给某乙，收现金若干元。债权可以转让，使某甲可以视债权为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或广义的货币，相当于资产有了“流动性”。那笔债务到期之前，某乙可以再把它转卖给其他人，收现金若干元，等等。在这样一个不断的过程里，我开具的那张借据就变成了“金融”，或正式的名称：金融工具。所谓金融市场就是有许许多多“金融工具”在那里买卖的市场。这就引出两个结论：(1)金融是一种“信任关系”。首先，如果某甲不信我可以还钱，我的那张借据就不会被接受，我也借不到那笔钱。如果在某甲之后任何一个流通环节上可能买我那张借据的人不相信我能够偿还那笔钱，我的那张借据就从那个环节开始，结束了它“金融工具”的生命。其次，某甲必须相信我的那张借据可以转让给其他人。所以每一个借据之成为一个“金融工具”，必须环环相扣，信任关系才能接续不断，把最终有“闲钱”的那个人的钱“借”到我手里。可见人类能够发展出金融市场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又可见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金融市场也绝不是一件易事。(2)金融是有“风险”的。事实上每一个过手的债权人都会担心我还钱的能力和信誉。能力和信誉是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是客观的因素，想还也不一定还得起。后者是主观的因素，能还也不一定还。风险就是指可能损害债权人权利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最近一个例子就是雷曼兄弟证券公司起诉中国五矿公司的案子。原告人一直替被告人玩儿“金融工具”，以前也替被告人赚了不少钱。但是最近半年全球股市下泄，金融的风险自然提高，所以原告人要求被告人提供更多的信誉保证(就是抵押存款)，而被告人正赶上手头缺钱(国内紧缩不许外汇外流)，所以拿不出所需抵押款项。于是原告人变卖了被告人的证券，以所得收益抵亏后，仍然亏损若干。所以要求被告人偿还亏损若干千万美元。这是客观因素造成金融风险的例子。
金融虽然有风险，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东西。它最大的好处在于“规模效益”。台湾一直流行一种民间集资方法叫做“老鼠会”(也叫“合会”或“街头银行”)，现在大陆也很多。就是朋友们每年每人出钱若干，把钱放在一起，第一年先供一个人使用，例如盖房或娶亲。第二年所凑之钱供另一个人使用。第三年供第三人使用，等等。结果相当于每个人都用“分期付款”的方法买到了房子。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任关系，所有的人就都得先流浪街头若干年，直到有了足够一次性支出的建房费。经营企业也是同样道理。例如“首钢”这样数百亿资产的大企业，没有一个私人企业家买得起。但是如果几千个私人企业家都认为一次性买下“首钢”可以在长期内有更高的收益，又如果这些企业家可以互相信任(当然是通过某种组织方式)，那么他们会集资把“首钢”买下来，然后按照他们的设想来经营，取得更高的收益。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有一个企业家，他可以积累一生的资金，最后足以买下“首钢”。但是在时间上，这要晚几十年。金融的“规模效益”就在于把未来可用的资金一次性“借”到眼前来用，或是把目前可用的资金“贷”到未来去花(例如年轻时存的养老金，或是“养儿防老”的费用)。我如果买了一份“上海石化”的股票，在我来说是把现时可用的钱换成了将来可用的钱。在上海石化则是把将来可获得的利润之一部分承诺给我，换了我现在这笔钱。这就引出第三个结论：金融的前提是集中起来花钱比分散开来花钱要更合算。用熟悉的黑格尔语言说，金融的“规模效益”就是它的“合理性”。一旦获得了这个合理性，金融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就必然要“展开其自身”。
以上三点总括起来，所谓“金融”就是以信任关系为基础、含有风险的、可以带来规模效益的债务买卖。真正做金融的人总要先看一个金融工具的“合理性”(规模效益)，把它的收益与它的风险相权衡，作出决策。我们必须再进一步讨论这三件事之间的关系方可明白金融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里，或中国人“玩儿金融”发生的主要问题。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谁来玩儿这个金融。教科书上讲的金融只是“物”，不涉及“人”。但是任何人一开始玩儿这游戏，就马上会意识到“人”的因素何其重要。用经济理论家的语言说，判断金融风险和收益，这是专家的工作。专家就是靠了社会分工，专以某件工作为职业、生计的那些人。现代社会里，要判断任何一个金融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风险，断非任何一个人用“业余时间”可以办到的。玩儿过股票的人有体会，如果你用百分之八十的资产买了一种股票，你就得牵肠挂肚地甚至夜以继日地注视着它，收集它所关系的那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国家政策，金融环境，以及各种各样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信息。所有这些信息，若是与你的经济利害不相干，平常是万万不会去注意的，因为生活已经太忙碌，时间必须用在那些利害相关的地方。要明白“专家”的作用，只需想一想你凭了什么可以信任一只股票，信任那个与你素昧生平，也许是个“江湖骗子”的企业家呢？你的钞票，不远万里，从北京飘到了上海，或海南，或其他的什么从未到过的地方，是什么让你相信你可以收回它呢？在判断风险和决定投资时，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信任程度”的问题。一句话，你需要了解这只股票，你需要“信息”。正确的投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往往非常“专门化”，通常你是不可能有足够时间去收集和理解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专家”的帮助，你或任何“业余人士”宁可不玩儿股票，从而也就不会有“股票市场”这个东西了。从这里，我们得到两个进一步的结论：金融市场的存在是以“专家”的存在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那些专家们在玩儿金融。还有，我们对“专家”关于那只股票的专业知识以及专家本人的“声誉”的信任，决定了我们对那只股票的信任程度。这后一点非常关键。专家的文凭、学历、经验等等固然重要，但仍不足以使我们购买他们所推荐的股票，因为常有专家操纵信息，混淆视听，卷入金融弊案。为了监督和维护专家们的声誉，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证券监督和维持公平竞争的交易制度。而为了维持这些制度，又雇佣了大批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的营私舞弊又成了新的监督制度存在的理由。如此增长下去，像现代社会里任何其他机构一样。
在金融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越差，所需要建立的监督制度就越复杂，其监督成本也越高。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可以用三种方式来建立。第一是依靠“自我监督”，也就是道德约束，宗教的、内化的种种羞耻感。第二是依靠“双向监督”(reciprocity)，即被“坑”者可以同样有效地“坑”那个“坑”了他的人。第三是依靠“第三方监督”，例如法院、黑帮、宗族、上级组织等等。现代社会里第一种监督方式越来越困难。因为价值多元化，道德标准多元化，代替了韦伯的所谓“大众奇理斯玛”(masscharisrma)的运动。可以“内化”成大家共同具有的羞耻感的东西越来越少。现代社会里第二种监督方式也越来越困难。因为分工与专业化使得信息的分布越来越“不对称”，隔行如隔山，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方面的，也仅仅是一个方面的专家，“坑”人的机会与被人“坑”的机会同时增长，而你能“坑”的人与能“坑”你的人常常不是同一个人。亚当·斯密说国富的原因在于分工。奈特说分工的代价在于异化。没辙，人活着就得寻欢作乐，谁也挡不住。这样一来，第三种监督方式就越来越发达，也越来越昂贵。当然，如果监督起来太贵了，人们就宁可不要监督和互相信任。这正是不少濒临毁灭的文明的特征(例如本尼迪克特《文化的模式》中描写的那个以诡诈为荣誉的社会)。文化学者如余英时先生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其道德基础，人与人之间有起码的尊重与信任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道德基础由基督教大众奇理斯玛(终极关怀运动)自然地提供出来。相比之下，中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基础能够从摧残几尽的传统或它的转化中生成吗？
金融市场在日本并不发达，日本人的财富只有百分之二左右以股票形式存在。(Ito，The Japanese Economy，MIT Press，1990)金融市场在韩国和台湾刚刚起步。香港和新加坡也只能算是“新兴市场”。这些市场的特征是“投机性”太强。总之，金融市场在东亚地区并不成熟，这与上述的专家作用、对专家的信任和监督机制的成本等因素有关。例如在韩国，金融机构长期是由政府控制的，从八十年代才开始“金融自由化”过程。早期的韩国私人企业家必须在中央银行的担保下才找得到大笔贷款。东方人不讲究法治，第三方监督下的信任要么依靠政府强力，要么依靠家族关系。前者成本太高，政府干预往往降低效率和造成腐败。后者范围太小，家族企业可以制鞋，却难以炼钢造船。当然成功合作的例子也有，包玉刚买船用的是汇丰银行的资金。
总之，信任关系是大规模集资的必要条件。法治则是建立信任关系的理想环境。与法治相应的道德基础越扎实，监督制度的法治化就越容易。监督成本低，则金融市场的规模就可以大，货币在经济中起的作用就可以增大。经济货币化是市场经济或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路上到底能走多远？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林语堂说中国人的人生是艺术的人生。但愿这艺术的人生不要被追逐财富的无数专家们彻底放弃。又但愿有了财富，转而追求“艺术的人生”的专家们不要在琴棋书画中埋葬了自己的企业家才能。但愿对财富的追逐同时也是对道德的诉求，又但愿对道德的诉求不压抑了商业精神。书生成不了事，因为只能作如此说。
汪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