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一个混合着多种性质的奇特的社会存在。其中既呈露畸形的腐朽，也包孕诡异的新生。旧与新和东方与西方的命题纠缠、重合，使中国的读书人在选择时倍感艰难。而以龚自珍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自期，又渴望“著论求为百世师”(梁《自励二首》其二)的梁启超，处此“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过渡时代论》)，敏锐地感应着社会的种种矛盾，在其著述中因而处处留下了时代的鲜明印记。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后十年，梁氏去世，他始终保持了文化上的快速回应热情。因此，说梁启超的著作缩影式地完整再现了近、现代中国思想界的演进历程，并非过甚其辞。何况，他在世纪初已开始提出，并在此后不断反省的某些问题，至今还困扰着我们。
梁启超是以呼唤变法图强的改良派政治家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其《变法通议》所鼓吹的“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自序》)流传甚广，但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影响更深远的还是改造国民性话题。与章太炎为代表的“以革命开民智”(论见《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革命派说法相反，梁启超认定“新民之道”才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根本，非此，则革命即易流为暴民政治。他不仅在《新民说》中激烈批判旧国民性，要求从欧美、日本等国采补种种中国国民所欠缺的品德，而且新民思想也成为统贯其时诸般论题的中心线索。《新史学》中对旧史学观的拨正，《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清理，尽多与《新民说》互相发明之处。即使倡导“小说界革命”，梁氏也必首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然而，其关于提高国民基本素质的理论探讨，在当日革命形势映衬下，不免显得迂远，不能救急，因而很快被向往革命，期盼其迅速、根本改变社会现状的知识者所遗弃。于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又经历了漫长的反复与动荡，国民性批判也几次被探求病源的人们旧话重提，而成为思想界的热点。最先接续梁启超的新民思路的五四新文化人鲁迅，以其思想的深刻，推进了此命题，并在此后的讨论中，作为权威的声音一再出现。虽然同样是论证国民性的种种病症妨害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梁启超与鲁迅仍有不同。梁氏更着重政治道德的探源，如指为弊端的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见《中国积弱溯源论》第二节)，以为匮乏的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自尊、合群、义务思想、尚武精神等等(见《新民说》)，无一不是“群治不进”之原因。鲁迅则以犀利的解剖刀，致力于从文化心理求得彻底的疗治。阿Q的经典形象所包孕的丰富内涵，以及杂文中对国人灵魂的洞察与拷问，无不与“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息息相关。尽管由于政治的缘故，梁启超的新民理论在很长时间内被埋没(不只是大陆)，但近年的重新发现与肯定，使思想发展中断的链条得以勾联，也证明其论题的仍然具有活力，虽然这同时可以说是我们的悲哀。
而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梁启超也应算作少数几位奠基者之一。当他三十岁，以宏大的气魄开始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自然不无政治层面的考虑，然而，在学术史的研究上，还是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范式。《新史学》虽表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创为学史之格”(《中国之旧史学》)，不过，学术小传加资料汇辑，与现代意义的学术史尚有相当距离。梁氏的写法则截然不同。此时身居日本，借助日文著作，对西方学术思潮及著述体例有所了解的梁启超，依据历史科学，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分为七个阶段：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老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南北朝、唐)，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和衰落时代(清)。而二十世纪在他看来，是东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标志着中国学术复兴时代的到来(《总论》)。在各段学术史的论述上，梁启超不仅清理源流，考辨学理，而且以东西融会的眼光比较差异、品核得失。因而，这本论著不限于对古代学术演变的总结，也具有研讨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而其开启中国学术史研究新路之意义，胡适所言最具说服力：“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其一即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尽管以后的学术见解多有相左，胡适在三十年代写的《四十自述》中，却坦承梁作“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而其未完成形态，又埋下了胡适“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这种学术因缘，不只是两代学者的前后相承，对于梁启超而言，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学术史》，也始终是他的心愿。可惜第五部分《清代学术概论》仅开其端(《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留下的仍然是有志未偿的遗憾。
相对于学术史的残缺，梁启超在史学理论上倒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与表述。一九○二年《新史学》刚刊发，对梁氏于《新民丛报》第一号批评《原富》之言持有异议的严复，却向朋友盛赞同期《中国之旧史学》一文，“论史学尤为石破天惊之作，为近世治此学者所不可不知”。(光绪甘八年正月卅日《与张元济书》)梁文对旧史学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清算，指出其四大病源，“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及由此而发生的两大病症，“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并在《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诸文中对旧史从观念到作法加以驳正。而中心要义，只在标举为国民作史而非为帝王作史，为今人作史而非为死人作史，故研究历史演化规律为史家之职志。这一思绪于前一年写的《中国史叙论》中已露端倪，其“史之界说”区分旧史家与新史家之不同曰：“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在此意义上，梁氏宣布“中国前者未尝有史”。不过，这些初步意见，经过《新史学》的系统阐发，才真正深入学界，其文中论断在晚清史学论著中屡屡征引，便是明证。尽管梁启超的“史界革命”思想对旧史学的否定或许更引人注目，但他为新史家构建理论框架与提示现成思路的建设之功，其实更值得认真看待。梁氏当时虽仅从西方思想资源中汲取了进化论，以之为解说中国历史变迁的法宝，表现于他为新史学所下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史学之界说》)；但比之孔子以来的历史退化观与孟子“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总还是可喜的进步。进化论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为朝代所限隔；注重民族文化的整体呈示，不以个人为标尺。无论今天我们对于“进化”一语有着怎样的质疑，它在当日却起着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作用，史家也从罗列零散的史实，变为自觉考察各种社会因素的互动。这一进化史观笼罩了大半个世纪的史学界，并为其他学科史的研究所普遍采用，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至于梁启超本人，夙有志于著作一部《中国通史》(后改为《中国文化史》)，从一九○一年到一九二二年几次执笔，可惜均半途搁置。但因此而诱导其兴趣日益转向具体的操作，则使其晚年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更便于实际应用。张荫麟评定梁启超前期《新史学》诸作开“以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之先河，“后有作近代中国史学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后期《中国历史研究法》“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实非溢美之辞。
梁启超一向对政治与学术用力最多，文学创作在他只不过是文人积习，偶一为之。不过，虽然如此，在梁氏身处政治改良思潮的中心时，也不忘小试身手，发动文学改良运动，以文学作为政治宣传、移风易俗的工具，却因此而在本世纪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回音。文学改良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又兼具开通民智的目的，求新与通俗于是成为最鲜明的标记。“文界革命”之倡导“俗语文体”，大量使用新名词，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尽早诞生与成熟；“诗界革命”的要求“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兼备”，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与词汇容量；“小说界革命”之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纠正了鄙视小说的传统偏见，使小说在文学殿堂中高居首席。凡此，都为五四新文学的出现作好了必要的铺垫。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之一钱玄同，对梁启超与新文学的关系即曾作过公正的说明：“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注略)，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寄陈独秀》)因此，将晚清文学改良揭明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导，不过是重复了一个历史事实；说二十世纪文学导源于晚清文学改良，也不算离谱。而梁氏晚年偏好史学，对文学的研究也以史为主。这自然不会带来当年在创作界激起的那般轰动效应，却展示了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治古典文学(尤其是旧诗文)可能造成的新景观。《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与《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正是这样的两篇力作。多年后，梁实秋还清楚记得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演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当时的情景，并云：“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尽管梁实秋以为“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而未能恭逢盛会的我们，今日阅读梁氏六十年前的文章，却仍然拥有一份新鲜感。因为梁启超不是机械地用科学方法切割作品，而有旧学的根柢，可以自如地融入历代积淀的对古代诗文的灵性感悟。遗憾的是后来者往往不能兼顾，或只记得方法而少了悟性，或虽有感触而不具备理论修养。读旧文而仍觉新意，也许正好表明了我们这些后人的不长进，虽然通道起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便已打开。
还应该说到梁启超对“科学精神”一以贯之的追求。印象中，人们总是把“赛先生”与五四联在一起，实际上，早在晚清，梁启超已是大声召唤西方科学精神最有力的一人。从一九○四年续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部分，对“科学的精神”首次给以界定，到一九二二年发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将“科学精神”最终定义为“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梁氏对于科学精神的讲求可谓精力贯注、情有独钟，在其各种论政论学文字中，也有具体演示。批评中国旧学“笼统”、“冥想”、“无统系”，故要求精确、实证、有系统，这在人文学科领域中，使得科学精神几乎与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同义。梁氏因而不只是出示研究结果，也喜欢连带提示研究策略。于是，他治史学，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治文学，有《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以及《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运用的分类表情法；治国学，则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与《儒家哲学》中特辟一章谈研究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更有《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的专门论述；至于读书，从一八九六年写作《西学书目表》中的《读西学书法》，到一九二五年出版《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以《荀子》为例讲解读书法(见《读书示例——荀子》)，梁启超一贯乐此不疲。这种喜谈方法的嗜好也传染给胡适，二人在学术界的名声之大，与此种发凡起例的治学风格不无关系。科学方法当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人们反省本世纪学界的弊病，对科学的泛滥也颇有微词。但在世纪初两种文化遭遇、中国学术传统暴露出明显的阙失之际，科学精神的及时引入，正是现代学术规范得以建立的第一块基石。在这里，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梁启超。
对自己过渡时代之人物的地位有清醒意识的梁氏，完好地向我们传递了包孕在本世纪初而影响及于世纪末的文化讯息，以觉世始而以传世终，这便是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保有的形象及其历史定位。
夏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