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位正在写凌叔华传的美国学者来访，谈起中国传记文学的写作问题。她认为中国文学宝库中，游记要比传记文学更丰富，佳作也更多。她说《史记》之后，出色的传记不多，并认为这原因首先是由于国情。写传记的总叮嘱自己下笔时要忠厚，有的甚至要写得令传主的家人首肯，很少去挖掘生活细节，因而很少能揭示传主的内心世界。引用书信时也大多经家人筛选过，因而往往并无新意。她说，罗斯福总统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分头写了他的传记，描绘了这位小儿麻痹症患者生前与他的秘书之间一些风流韵事，然而这只加深了人们对他的了解，并无损于这位总统的形象。
　　接着，她提起最近一个重大发现：她在英国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我的母校)查阅资料时，看到那里珍藏着一大批自二十年代以来留英的中国文人给英国朋友的书信，其中涉及这些作家生活中罕为人知的事。她特别列举了朱莲·贝尔(Julian Bell)。
　　朱莲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芙(Virginea Woolf)的外甥。三十年代他曾在我国北京大学及武汉大学任教，我也曾同他谋过几面。他当时与奥登、依修午德都属于左派作家。后来(一九三八年)在西班牙战争牺牲。应该说是位进步的青年作家。他去世之后，其家人就把他的全部日记及书信全捐赠给王家学院了。这位美国学者说，她简直就像发掘了一座金矿。贝尔几乎每天都记日记，其中详细记述了他与凌叔华以及其他三十年代作家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出版了。至于书信的内容就更丰富了。
　　她说，我怀疑那些写信的人对本国的朋友未必会那么坦率。对于了解凌叔华以及她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坛，真是难得的资料。
　　读书短札
　　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