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在很久以前，我读到了余英时论述知识分子的文章，才初次从中读到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说，“知识分子”除了泛指教师、工程师、科学家、文学艺术工作者等知识技术专业人员以外，它在西方还有特殊的涵义，它更强调这些人超越其职业范围的追求，如自由批评的精神，对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些话就像划了一根火柴照亮了禁锢在“知识分子”一词中的黑暗。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之意义大矣哉！在众口铄金的专制语境中，一个不同的声音不但能产生解咒的作用(disenchantment)，进而还能召唤出新的可能性来。在我看来，对于国内的读者，余英时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他善于用现代的阐释把传统中有生命的成分导向今日中国文化的重建，并能自觉地在其专业的学术研究中尽量释放出几分启蒙的光照。
凡是熟读他的论著的人大概都会觉得，他的文风十分平易，你甚至看不出他几十年来一直是在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那样一些洋理论和新方法丛生的学府里执教。他在西方理论和方法的使用上确实十分节制，他是一个向来不喜欢在思想和学术上唱高调子的人。他自己说过，他做学问喜欢“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个“大处”就是“寻找传统与现代衔接的内在理路”，是一种“通古今之变”的工作。当然没有轻车熟路可走，不能只满足于把中国思想安排在现成的西方理论之中，不能用比附或攀比的方式从传统中硬套出现代的成分来。而“小处着手”则要求立足于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所呈现的脉络，从史学的观点研究中国传统的动态，去观察它循着什么具体途径而变动，并尽可能地穷尽这些变动的历史曲折。
比如在“士”的专题研究中，余先生便通过考察这一古代的知识阶层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面貌，向我们历史地呈现了中国思想的独特体系。其中最富有现代意义的揭示就是，强调了“士”的理想典型在中国史上的具体表现。他承认“士”作为具体的“社会人”的身分，但扬弃了现代一般观念中对“士”所持的社会属性决定论，肯定了“士”的超越性。没有这样的超越，就谈不上“德”对“位”的对抗和规定。“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面对王位及其权势，孟子的道德勇气显然是来自以“道”自任的信念。流行的观念习惯把儒家的士大夫笼统地划入封建统治阶级的队伍，余先生则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描述出“道统”与“政统”抗衡的趋势，并以悲愤的史笔点染了“道”与“势”较量的悲剧。如儒家的法家化如何助长了反智传统的壮大，“曲学阿世”的俗儒如何加强了“君尊臣卑”的专制政体，两千多年来，承担社会良心的“道统”如何难以真正实行其道，而仅成为个别士人穷则独善其身的追求。观古而知今。“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思考古代儒士的命运，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难认清自己的困境。
但是，反顾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化变迁，余先生还十分尖锐地指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也同知识界中的思想混乱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知识界全面打倒传统的激进思想激活了传统中非理性的力量，使中国社会上原有的边缘人物掌握了话语的专制；正是知识分子对政治变革抱了过多的期待，结果触发了中国社会的全面政治化。这确实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中，余先生总结说：
在中国革命史上，真正的悲剧在于，总是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先传播革命的种子，而收获革命果实者却毫无例外地属于反知识分子的人物，只有他们懂得如何为抓权而操纵革命。于是对知识分子来说，革命的种子反成了使他们自身毁灭的祸种。(《二十世纪中国的激进化》)
相信读了余先生这方面论著的人都会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现状有所反省：在现代化上急于求成的狂热，对激进思潮的情绪性响应，企图通过政治变革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举措，请允许我在此借用一个佛教的术语，所有这些“作业”(karma)都在不断地加剧我们的社会烦恼。不认清这一历史的因果，我们就很难有效地改善当前的处境，无论是个人的处境还是国家民族的处境。
顺便在这里提出，作为一个专治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余先生还在他书写的思想史上为一批过去并不受到重视的知识精英立下了学术与风范的列传。我们知道，自古来惺惺惜惺惺。余先生本一偏爱淡泊之人，自然对于陈寅恪之类的“狷者”，他尤其怀有“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的求知兴趣。他赞赏他们的文化守成主义精神，他还颇费心思地运用实证和阐释相结合的方法，把他们的微言大义一一剔抉出来，让我们看到，几乎天下之人全在大势所“驱”之下一齐说“是”的时候，还有人敢用微弱的声音说“不”。这正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二十世纪的中国，否定的太多，破坏的太多，直到现在我们才发现，真正的建树太少太少。应该允许更多的独行特立之士固守他们自己的价值，遁世而无悔的不选择也胜过浮躁地去凑热闹。基于这样一种情怀，余先生有时还写了一些揭露名流中曲学阿世者的文章。
纵观余先生论述知识分子的文字，我以为，他的写作和研究本身即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行动。而正是基于上述的印象，今年夏天在北京与《中国知识分子丛书》的主编见面，他嘱托我到了美国多为丛书组稿，我首先就想到了余英时先生。说来事情也算凑巧，等来到耶鲁我才得知，余先生原来曾在这里执教多年。不久，他当年的一位同事，也是我现在的同事，与我一起去了普林斯顿。我们在一间窗外长满了绿竹的书屋里和余英时夫妇无拘无束地谈了一个下午，谈中国的现状，谈古典诗词，还谈到了各自的研究计划。离开那座树林中的小白屋时，我心中留下了主人的几分情谊，背上的包内还装了不少余先生送给我的中英文新旧著作。现在，收到这本论集中的文章即选自我得到的那些书刊。读者将会看到，从七十年代直到不久以前，余先生讨论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主要论作，大体上都已囊括在内了。
一九九四年感恩节前夕于康州榆城
康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