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文学》一书并未对当代文化环境贴任何炫目的标签，作者南帆对当代文化环境生成与状态的描述，显露出“小心求证”的谨慎。南帆认为，当代文学所接触的文化观念基本上从属于三个“价值源”：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目前，这三个价值体系共时并存，“前工业社会价值系统同工业社会价值系统之间的冲突远未结束，工业社会价值系统同后工业社会价值系统之间的冲突早已开始。”这就使得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出现了一幅复杂的冲突图景。南帆显然并不以认识到文化格局的多元为满足，而是认为有必要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如何产生对抗，如何龃龉，如何妥协入手，进而考察种种文化意向的冲突如何在文学中体现出来。这就意味着：对于当代文学，南帆放弃了任何一蹴而就的明了陈述，而是怀着对各类批评模式局限性的警觉，尽可能从当代文学各个方面各个局部的演变中考察当代文化环境如何影响着文学。
　　只要对当代文学的现状略加关心，我们不难发现：当大多数的中国人仍被贫困与保守压迫得气喘吁吁的时候，中国作家为竞争、商业和财富而大声疾呼，当商品经济勃兴之际，作家们对隐藏于商潮之后的见利忘义已存有超前的警觉，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出势不可挡的汹涌澎湃之时，中国作家对金钱的异化功能表现出沉重的忧虑，不少作家纷纷对拜金主义发出讨伐的檄文，有的作家甚至对工业文明的本身抱有某种程度的敌意。难道作家们不了解商品经济的急速发展，必然会产生强者与弱者、胜利者与被淘汰者？我们还可以发现，对于感性与理性、享受和劳动、民主与权威、自由与秩序这几对关系，作家们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强调理性、劳动、权威、秩序，或呼吁感性、享受、民主、自由。不少作家与批评家都曾察觉这些问题，但他们往往是以外在于文学的立场对文学的“摇摆性”作出解释。但是，南帆却认为这是文学的审美天性所致，文学具有“既激进又保守，既清醒又蒙蔽，既高瞻远瞩又眼光短浅”的特点。
　　南帆认为，文学的审美天性意味着“文学天然地倾心人文精神，天然地尊重人道主义，天然地站到人的全面解放这一立场上。”正是由于文学的审美原则高于众多价值系统，因而文学的审美原则对于任何进入文学的价值系统都要作出自己的判断。贫困和愚昧盘踞在中国大地上之时，审美律令使文学和工业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反叛传统、倡导竞争相互联盟，工业文明透出腐朽的气息之时，审美律令又使文学与后工业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崇尚自然与灵魂拯救相互携手。文学的审美天性总是始终为精神与人格的自由与完美开辟一个可能的维度。因此，南帆认为文学“必须将审美从一种消遣、一种娱乐或者一种技术效果引入生存原则，视为生存的范畴之一。”
　　艺术的内在逻辑发展到底，便出现了向社会惯例所合并的理性和感性挑战的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性。南帆认为审美可以视为生存的范畴之一，其观点与马尔库塞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与异在性相一致。但马尔库塞的美学背景是发达的工业社会，马尔库塞激进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反抗发达工业社会中单向度的“抑制性理性”。南帆虽然颇为赞同马尔库塞关于文学作为“另一种自然”的观点，但没有表现出“揠苗助长”的“激进”。南帆认为，目前中国在特定范围内存在类似后工业社会的情境，我们不该完全无视后工业社会价值系统的意义。但是，中国作家、批评家还必须关注周围存在着前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价值系统。就是在同一部文学作品中，既可能存在着后工业社会价值系统的忧虑与怀疑，也可能包含着工业社会价值系统对前工业社会的否定；甚至在某些时候，前工业社会价值系统与后工业社会价值系统竟会置时间的不可逆于不顾，表现出极为吻合的相似。在中国这个复杂的转型期社会中，某种一拥而上的文学“大跃进”，某种“什么主义”虽然能解释局部的文学现象，但对中国整个文化格局的判断常常有所偏颇。立足于审美，这是我们超越文化难局的途径，这将把文学引向一个促进人的全面解放的可能维度。
　　至此，我们还有理由进一步要求南帆辨析，什么样的文字形式规范才能富有成效地发出超越的审美召唤。我想，这可能会成为南帆进一步探索的起点，也依赖于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实践。
　　　
　　(《文学的冲突》，南帆著，上海社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版，6.5元)
　　品书录
　　余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