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译的办法来译外来名词，在当初西学东渐的时代，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对等的概念，才不得已而为之的。抽象的概念如“意德沃洛基”、“烟士披里纯”、“布尔乔亚”，具体的器物如“德律风”、“淡巴菇”、“引擎”、“坦克”。随着中西交往的密切，外来事物的吸收，尤其是中国文化和汉语特有的融化能力，许多外来名词逐渐有了恰当的汉语意译名称，如“意德沃洛基”为“意识形态”、“烟士披里纯”为“灵感”、“布尔乔亚”为“资产阶级”所取代，“德律风”、“淡巴菇”为“电话”、“烟草”所取代。但也有一些音译名称如“引擎”、“坦克”等虽已有了相应的意译“发动机”、“战车”，但是音译至今仍然通行，这大概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汉语组词规律之故。
在有些抽象名词上，也有这样的例子。例如“布尔什维克”自始至终没有被“多数派”所取代过。这是由于这个音译名称经过多年的使用，特别是在所使用的具体场合中，衍生了“党性坚强”的含义。如果用意译“多数派”就未免太一般化而平淡无奇了。“法西斯主义”与其说是一直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确切的意译名称，倒不如说，也是由于多年的具体环境下的使用而具有了它的独裁专政的特殊含义。“纳粹”本来是希特勒所标榜的具有德国特色的“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的缩写名称，音译之后，像“法西斯”一样已为公众所普遍接受了。如果今天我们用“国(家)社德国”或“民(族)社德国”来称希特勒德国，“恐怖”、“憎恶”的联想就会消失殆尽。
把纳粹德国的国家秘密警察的缩写“Gestapo”音译为“盖世太保”，当初大概也是为了要想在音译的名称中传达这个秘密警察组织的权力无比，无所不在和随之而造成的恐怖印象，因为“盖世太保”组词所采用的几个汉字，放在一起使人有“血滴子”、“东厂”等等的联想。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不是音译，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译。既然是意译，它却没有确切地表达原缩写词的“国家秘密警察”的含义，而过多地带有中国的色彩，因此不能说是一个好译法。在近四五十年以来，在一般报刊书籍的正式译法中，已逐渐为“秘密警察”所取代。
由此类推，“克格勃”这个音译恐怕也不是个理想译法，还是按它原来的全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用意译简称“国安会”为好。如果说“盖世太保”还由于汉字组成而使人有一些联想的话，而“克格勃”是只起“音标”作用的几个完全没有意义的汉字，要是在二、三十年代，由于外来名词翻译的困难，这样译(例如它的前身“契卡”和“格柏乌”)尚情有可原，但在汉语意译外来名词已经大大发展的今天，就没有这么用音译的办法来故弄玄虚的必要了。如果“克格勃”的译法可以成立，那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是不是也应该相应按它的简称“CIA”音译为“西阿艾”，“联邦调查局”按它的简称“FBI”音译为“爱夫比矮”呢？再推而广之，“罗斯福”按他的常用缩写“FDR”译为“爱夫迪阿尔”，“肯尼迪”按他的常用缩写“JFK”译为“杰爱夫凯”，这不是比他们的只取其姓的原来译名更噜<SPS=0878>复杂了？
不过近年来，特别是在商业界，这种用洋里洋气的看起来是译者的名字来为国产商品，尤其是化妆品起商标名，却流行得很。有一家药品公司本名“神奇”，用了英语“magic”作为对译名称，本来没有什么，但是那家公司大概嫌“神奇”太土，又从“magic”一词的读音，音译为“玛奇卡”，作为产品的中文商标名，真是有些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如今你走在大街上，扑面而来的多的是本国公司和厂商都起了各式各样的没有任何字面意义的汉字作为公司名或商标名，只因为这些汉字原来曾经作过外语名字的音译，放在一起有一种洋里洋气的“外资”和“进口货”味道，甚至明明有中文名词的也非采用外语音译不可，如“摩丝”、“香波”等等。这种心理是不是可以算得上“崇洋心理”？反之，一些道地的外国商行或商品倒是喜欢用汉化的名称。他们大概以为这样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好做生意。比如“大通银行”、“花旗银行”还有“玉兰油”、“力士皂”等。殊不知“玉兰油”如果改译为“奥幽兰”、“力士皂”改称为“露克丝”，肯定在广大消费者中间是更加叫得响的。
至于外国学者或外交官到了中国另起中国名字，如“李约瑟”、“费正清”、“恒安石”、“李洁明”，则是入境问俗，便于与中国人交往。他们的名字多半起得很道地，看不出有些洋味(“李约瑟”除外，他改了姓但仍采用原来的洋名)，显得颇有国学修养。我本人就遇到过两个洋人用了“东山”做名字的。至于这是不是出于中国学生喜欢起“迈可”、“大卫”的洋名同样的心理，就不得而知了。
“大西洋彼岸”与“大西洋电话”
凡是五十年代的过来人，大概都还记得前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和后来的《真理报》评论员茹科夫所撰写的政论。那时正是冷战的高潮时期，他们两位才气过人，文笔犀利，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评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几乎成了读报人的必读。如今时过境迁，冷战已经结束，这样的文章已成了明日黄花，爱伦堡如果仍在人世，想不免也有被历史愚弄的感觉。
但是爱伦堡的文风至今仍有影响，至今为止，甚至我国报刊上的一些国际问题评论文章，在遣词造句和冷嘲热讽的字里行间，仍可看到爱伦堡笔法的痕迹，也可以说是冷战心理模式的残迹吧。
比如说，爱伦堡或茹科夫在他们讽刺挖苦美国时，常常喜欢称做“大西洋彼岸”，而不直呼其名，更不会火气十足地骂它是“美帝”。这种含蓄的修辞方式，一方面表现了他们的风度，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统战作用。美国与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隔了一个大西洋，因此用“大西洋彼岸”一词，无形中把“大西洋此岸”的西欧各国也拉到自己一边来了，起了孤立美国的作用。用心不可不谓良苦。
但是这在我国一些报刊文章作者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大西洋彼岸”就是美国的代名词，以至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美国时，为了学爱伦堡的俏皮，而称美国为“大西洋彼岸”。他们如果有一点地理知识，应该知道中国与美国隔的是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如果学爱伦堡到家，应该称美国为“太平洋彼岸”或者“大洋彼岸”才是。
由此而想起了前一两年在上海所上演的一部话剧，名叫《大西洋电话》。我没有看过这一出戏，因此不知道这大西洋电话是怎么打的？因为不论在地球哪一方，打长途电话到中国都无法也没有必要越过大西洋。我只知道有一家大西洋电缆公司，当初是在大西洋海底铺设电缆供欧美通话的。如今电讯事业发达，国际长途电话早已使用卫星联络了，海底电缆已经没落，这家公司恐怕也早已改业了。
译余废墨
董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