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亚在给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的评传里写道：“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它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它可以使当时看来是坚实牢靠的荣誉化为泡影，也可以使人们曾经觉得是脆弱的声望巩固下来。”这后半句话，我觉得完全可以移用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样一些中国作家、批评家和他们的作品身上，这是一群被指称为京派的文学家，他们曾经与新文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命运，以及为“重造文学经典”作出过的诸多努力，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曾被长久地漠视，甚至一再地遭到过有意的误解。最近十数年来，由于时间这位权威批评家的出场，这些曾遭漠视和误解的一切，作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正在逐渐地昭然于世，越来越成为有志于“重写文学史”的学者重新加以叙述和诠释的对象。赵园、吴福辉等学者曾就此作出过不少很有创意和锐见的分疏，他们多着眼在宏大的文化背景上，对京派的文化性状，渊源所自以及对后世文化和文学性格建构所产生的影响，作出勾勒和提供界说。但是，当一种历史现象或性状被孤立地提取出来，作了和特定的历史加以分离的处理之后，它们还有可能继续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而存在吗？换句话说，历史意义上的京派文学会不会因此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呢？那么，京派文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近日获读许道明先生的新著《京派文学的世界》，深感其在还原历史这一向度上的精勤用心，我想，这种敬重历史，以及由敬重进而敬畏历史的态度，这种历史的观点，至今仍不失为一种值得坚持的学术研究规范。
　　正像著者所言，京派文学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末，以二十年的起伏消长，成就为一段“其它文学派别无法替代的生命历程”，这段生命史并不游离于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因而完全可以在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背景之下得到参证和厘定，而另一方面，京派文学又是一种“不自觉的”因而边界多少显得模糊不定的历史现象，尤其是涉及到成员构成、前后衍变这类烦难的细节。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京派文学是一种文学的流派和规范，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趣味，一种注重艺术的文化趣味，一种以精神生活为安身立命根基的信念和向往。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范畴上，也许可以把它们划归为温和沉静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群，但更主要的，他们是尊重知识、相信智慧的一群人，他们自身就是学养厚实和天赋很高的精神智慧的拥有者和提供者，读一读这些人的名字，就足以令人神往的了：朱光潜独步一时的美学视界，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卞之琳对汇通中西古今诗学的沉湎，李健吾带着生命灵气和温热的含英咀华式的评论，丁西林的机敏，梁遇春的睿智，李长之的思辩，还有芦焚、废名、冯至，以及一代才女林徽因，“未带地图的旅人”肖乾……他们大致共同拥有的文学景观是，心灵在纷乱多难的现代世界中的平静独步，从不做出显山露水和左冲右突的姿态，远离各种带有戏剧意味的生活命运的转折点，也远离惨痛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以及大起大落的悲欢，他们也许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和社会实在方面的背景或支撑，有的只是退回到心灵独处幽居之中的寂寞劳作。他们的存在，表明了精致的精神世界和令他们失望的现实世界之间的一种分离。从某种意义上，似乎有理由把他们贬为一批失去了面对现实世界全部苦难和欢乐的勇气的人，因而他们的作品往往显示出一种精致的敏感和脆弱，但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有理由将他们褒为内心具有超常稳定性的人，其稳定的程度，达到了任何外部压力都难以将其撼动的地步。沈从文先生后来不就是凭着这份内心的超常沉稳，　沉着踏实地穿越了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走完他余生的路途的么？
　　京派文学其实从未忘情于世事过，他们并不缺少关注时势的敏感和道义心肠，只是这种关注在他们那儿往往是通过精神生活者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因而比起直接的政治实践和立竿见影式的参与，取径不免显得迂远，而种种误解也由此而起。沈从文一九三八年写作《湘西》时，内心积郁着的无限悲愤和苍凉，那种“心忧天下”的意绪，读者是不难从行文中察知的，其写作的动机，几近于明末清初顾炎武写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时的心理动机。对此，《京派文学的世界》中已多有细致的分叙，不过，著者信守历史的观点，坚持历史的合理性原则，以致在处理到历史—价值这种令人头痛的“二律背反”现象时，往往不得不摇曳其文，左视右顾，既要替京派申辩，又得不时顾全不满和责难京派者一方的历史合理性，从而在展示出研究者善解人意的气度以及擅于平衡折冲的技艺的同时，也流露了与“吾道一以贯之”原则不免龃龉的某种踌躇。
　　我以为论著中对京派作家的文学思想以及京派文学理论、批评家的评述分析，显得格外从容、自信和游刃有余，尤其对其理论祭司朱光潜，平实的分疏中每每有独到的理解；对李健吾，著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心仪和私淑，因而分疏多有心得。平心而论，整个京派时期的朱光潜和李健吾，也委实是他们整个文学学术生涯中最具原创激情因而也最具光彩的时期，从而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众多值得倾心研究的材料，而研究者的得心应手，则显然得力于他在这方面较为充分的学术准备，著者多年前就是多卷本《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主要撰稿者之一，近年又有关于朱光潜的个案研究专著出版。稍嫌不足的是，李长之那部分显得简疏了些，也许这是碍于论著的整体均衡安排所致。若干年前，从海外学者叶维廉的文章中，曾看到他对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的推重，因而在庆应大学进修期间，我特意把它找来一读，那是一本纸页早已发黄发脆了的旧书，读完之后，我觉得我们前几年盛极一时的文化讨论思潮，其对“五四”的理解，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基本上没有超过李长之的言路范围。这位早慧的思想家、批评家(那时不过二三十岁)，他那以德国批判哲学为背景的致思取径，即拒绝接受一切未经追究过的前提这种自由洒脱的思想锐气，不乏深度的思辩功力和学理，以及青春的激情和意气，对今天的我们说来，早已是邈哉远焉，所知甚少，迄今为止，对李长之的生疏，不能不说仍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中的一种缺失。
　　此外，使我十分感慨的是，著者的自序里直白地宣称，自己发表意见的“主要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我是翻读完正文之后才回过头来读到这序文的，我本想眼光草草掠过一遍了事的，不想触及上述文字时却不得不放缓了脚步，在这“人惟求新”之风弥漫成为时尚的年代，对于这种多少有点讦逆时风的取径，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的，至于我，则在觉得错愕之余，分明又隐隐意识到了一种难以明白道出但却确确实实感触得到的情绪，令人不禁想到陈寅恪先生一九三二年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写的审查报告中，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时的情景，仔细体味，内中隐在着的某种关联，使人不胜今昔之叹。
　　《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此之谓乎？
　　退而论之，上述文本所提出的价值系统，也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凭空捏造出来而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相反，这种价值观点当时就潜存或实存在现实文化和生活方式之中，不过是经由政治家之手疏理和发挥成为系统而已，换言之，无非是由当时具体历史语境中所生发的一个方面的独到见地，而并非一己的私见。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价值也好，学术价值也好，都不一定是时人的评价就能决定得了的。在对历史现象作出分疏的过程中，不轻易贬褒，或者反过来，不轻易信从历史上既成的说法，都不失为一种尊重历史的明智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欣赏著者的勇气。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六日写
　　　
　　(《京派文学的世界》，许道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版，14元)

　　李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