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出“原态”二字，虽然未必新鲜，或与近年来“原生态”、“呈现其本来面目”、“因其固然而解之”、“原古人用心之所在”诸多说法相合，但作者在把握“原态”真意上，乃有自己独到的路数。
就唐诗而言，在唐代这一具体时间以及唐代领土的空间上存留的诗作都可谓唐诗的“原态”，如果文学史著作仅仅停留在《全唐诗》及《补编》《拾遗》的呈现，那也不过是又一部唐诗“长编”而已。《唐诗史》对“原态”的理解，从“遗留”和“评价”两概念入手，提出，历史是逝去的往日，史实的原态只能是各种史料所构成的“遗留”历史，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流传中的变形，造成存留历史的片面和失真，这就需要对史料进行勾稽、考异、辨伪，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著作，就出现了文学史的“评价”，“遗留”本身含有历代“评价”的积淀，而“评价”的成形，则有赖对“遗留”的不断肯定，以此才可能完成对文学史原态的接近。故在作者看来，文学史的原态应该是“遗留”与“评价”的契合，是“史”与“论”的融汇。
由此，《唐诗史》从作家序列和作品丛集中走出来，走到唐诗的背后，探究唐诗形成的所以然之理、所以存之实。以往多有论者认为，文学史构建的关键就是发现规律，而文学史的规律又总是和时代发展规律相韵和。但作者看来，文学史的发展，虽受时代演进规律的深刻影响，同时其自身又充满更多的偶然性，文学史进程有时并无规律可循。如唐诗最繁盛的时期并不是大唐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却恰在它走向衰败的时候；构成唐诗发展的“变量”很多，往往其中一两个偶然事件就打破了原来的发展轨迹，撕破它与时代之间密合的网。正像作者所言：“文学史上个别伟大作家的出现显属无法预测的偶然现象，但其独具的禀性修养，却又实在地导引改变着文学史进程。”
循此一思维路向，作者对流传已久的“四唐说”进行了清理。自严羽分唐诗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此后，杨士弘《唐音》，有初、盛、中、晚之目，高<SPS=0543>在其《唐诗品汇》中，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四唐说”，“四唐说”向为治唐诗者守之，至今仍是唐诗研究描述唐诗发展的“不二法门”。
然而，无论“五体”抑或“四唐”，都是以政治兴衰和时代变迁为划分依据的，将文学发展与政治历史一体化。高<SPS=0543>的“四唐说”，全依正变观念作标尺，确立盛唐为正宗，治则正，乱则变，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而后人“诗必盛唐”，正是这一观念的极端化。《唐诗史》对这种以政治为标的的唐诗“原态”予以辨析，打破“四唐说”，对唐诗发展重新建构，以政治中心论转到文学中心论，把文学还给文学，推出自己的唐诗史理论构架“六阶段说”——承袭期、自立期、高峰期、扭变期、繁盛期、衰微期。
我不敢说，这种划分方法就是唐诗的“原态”了，但无论如何，它突破“五体”“四唐”，成一家之言，毕功于唐诗“原态”的追求，在当下学术界“重写文学史”呼唤声中，是一份难得的实绩。
(《唐诗史》，许总著，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六月版，上册，12.70元；下册，12.50元)
品书录
朱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