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四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前夕，美国经济学家曾对这项大奖的归属进行了预测。《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采访了几位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他们各抒己见。九一年获奖者科思(R.Coase)认为，从近年颁奖情况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似乎更重视带有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色彩的经济学，因此，今年的奖应该给予这类经济学家，而不是纯经济分析的主流经济学家，但他没有说谁会获奖。八六年获奖者布坎南(J.Buchanan)持同样见解，他还指出，获奖者可能是哈佛大学的美籍印度经济学教授阿玛塔·辛(Amartya K.Sen)。这是一位当前颇负盛名的中年经济学家，据说他对社会不平等及天灾人祸的经济分析有突破性创见。当然，预测主流经济学得奖者也大有人在。九三年获奖者之一诺斯(D.C.North)就预测到了博弈论会获奖。博弈论是近年来经济学运用最广的数学方法，它已深入到经济学各个领域。新的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学科基本从头至尾运用了博弈论。还有其他一些预测。九○年获奖者之一米勒(M.Miller)是位金融专家，他的预测也自然在这一领域内。他认为获奖者可能是布莱克(Fisher Black)、斯科勒斯(Myron Scholes)和梅顿(Robert Merton)。他们对八十年代之后兴起的期权交易从理论到交易技术都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不仅发展了金融理论，而且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行业——期权市场。欧洲学者则看好法国经济学家马林沃特(Edmond Malinvaud)。他曾在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间任法国总统德斯坦的首席经济顾问，对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颇有建树。这些预测实际上是对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一种概述，可惜我们在国内对这些新理论几乎是一无所知。
应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就代表了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但这些年来，每当获奖者公布之后，我们对他们总有陌生之感。他们的代表作很少在国内翻译出版过，他们的理论我们知之甚少，有时甚至连他们的名字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对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新出现的重要理论，我们了解得太少了。至少是被我们忽视了。
其实我们不仅对新理论了解甚少，而且对原来熟悉的一些理论的新进展也作不到跟踪研究。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但水平一直停留在西方七十年代之前。六十年代，当索洛(R.S0l0W)建立了自认为相当完美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想对此有所突破了。这批人包括当时索洛的学生约瑟夫·斯蒂格勒(Joseph Stiglitz)、皮特·迪蒙德(Peter Diamond)、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以及在MIT任教的青年教师卡尔·肖(Karl Shell)。一九六五年夏这些年轻人从MIT来到芝加哥大学，与当时在此任教的日本经济学家宇泽弘文研究增长理论。他们的目的是想把技术这一增长因素内生化，即不像索洛那样把技术作为增长模型的外生因素，把技术进步引起的增长作为一种剩余量，而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增长模型内的一种内生因素，作为模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想以这种模型更具体地解释各国不同时期增长率的差异，并对凯恩斯消除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进行重要调整。那一年秋天，他们来到加州，向增长理论的权威索洛·阿罗(Kenneth Arrow)、韦兹切尔(Christian Weizsacher)等人提出了这些想法。但这些权威并没有鼓励他们。索洛告他们，增长理论不会有什么重要突破了，还是在其他领域中去开拓吧。这些年轻人中有不少人放弃了增长理论的研究。斯蒂格勒开始研究信息经济学，阿克洛夫改向劳动经济学，诺德豪斯埋头于资源经济学，宇泽弘文回到日本成了一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像卡尔·肖这样少数人坚持下来了。八十年代之后，增长理论果然有了突破。终于建立了把技术作为内生因素的增长模型，形成了新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growth theory)。其中有影响的诸如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aul M.Romer)的“收益递增型增长模型”，卢卡斯(R.Lucas)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和英国经济学家斯科特(E.Scott)的“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模型”。这些模型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论述更加具体而明确。可惜我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这种突破性进展几乎一无所知。至今为止，我们有关增长理论的论文、专著、译著所介绍的内容均是七十年代之前的。我自己于一九九一年完稿、一九九三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中有关经济增长理论的介绍完全没有这些新内容。另一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一本经济增长的译著(英国学者琼斯〔Hywel G.Jones〕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居然是一本国外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既非名著又非新著的平庸过时之作。
在国外每每读到一些新理论或旧理论的新发展时，总是感到我们太落后了。不能追随经济学进步的步伐，有什么资格言经济学？这正是我产生不敢再言经济学的最初由来。
在美国呆的时间里我逐渐感觉到，要跟踪经济学进步的步伐，对各种新理论有皮毛的了解也并不难。美国经济协会(AEA)有一份名为《经济学展望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季刊，它每期都有一个专题论文(symposia)栏目，请专家撰文简明扼要对各种新理论进行介绍与争论。只要按期阅读这些文章，跟上经济学的进步就不难了。真正困难，而且坚定了我不敢再言经济学这一念头的是经济学中所运用的教学分析工具。
国内有的专家认为，当前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趋势不是数学化，而是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这样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经济问题，即把经济学再变为政治经济学。国外也有不少学者对经济学的日益数学化提出了质疑。重视经济问题中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的确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特征。前面提到的科思和布坎南对九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预测正反映了这一点。但经济学中数学运用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深却是主流。套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在经济学中“数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数学是万万不能的”。
我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期间，深感数学之对经济学的重要。据说越是名牌经济系，数学越高深。康乃尔大学经济系一九九三年在美国排第十七名，但在我看来，它经济系课程的教学程度已经够高深得了。我曾想去听研究生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事前借来了这门课的主要参考书：著名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家萨金特(Thomas J.Sargent)的《宏观经济理论》。这本书的论述完全是数学化的，所用的数学工具都是我相当陌生的。例如，在论述理性预期经济模型时用的数学工具是线性随机差分方程，与此相关涉及到的数学理论有：平稳随机过程基本理论、经济时间序列的谱分解与周期分析、维纳和柯尔莫哥洛夫的最优线性预测理论、最优滤波理论、平稳随机过程的沃尔德表示理论、格兰杰的因果关系分析和西姆斯定理等。对这些数学理论我都是一窍不通，连名词也是字典上找出来的。尽管对这本书所讲的宏观经济理论我略知一二，但这本书却看不懂。我知难而退，没敢去听课。经济系的主要课程讲授内容、参考文献、习题都是数学化的，当然各门课所用数学的难易程度不一样，但都离不了数学。教学尚且如此，研究更可想而知了。美国一流经济学刊物的文章几乎都是数学化的，不用数学的文章颇有浅薄之嫌，难于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美国许多经济学家都有数学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在美国学经济的中国学生也是国内学数学、物理等专业者学得好。许多学者都认为，与前些年比，经济学的数学化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无论你对这种趋势有什么看法，它的确是一种宏观存在，一种不以个人的愿望而改变的存在。
当然，经济学并不是数学。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思想、方法与资料。思想是指提出新观点、新思想，这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能提出有创见的新思想的人才称得上是经济学大师。方法是指用某种工具对新思想进行分析、论证，最常见的就是用数学工具来表述或论述一种思想，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可称为经济学家。资料则是把实际资料用于已有的理论或模型以解决实际问题，例如，运用经济预测模型来进行市场分析。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是实际经济工作者或经济师。从这种区分可以看出，理论数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主要用于经济学研究中的第二层次。数学不是经济学本身，而是一种工具。离开了思想工具就是没有意义的。而且，经济学分析的工具也不只是数学一种。但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也是有其必然原因的。首先，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数量关系来表示，经济变量可以定量化，是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数学在经济学中是适用的。其次，用数学来表述或论证经济理论有其简洁、清晰、逻辑性强、令人信服的优点，在分析许多经济问题时，数学工具是其他工具无法替代的。最后，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借助数学工具所建立的经济模型使经济学的实用化成为可能。在解决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例如，经济制度选择、收入分配等时，社会政治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解决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例如市场预测时，数学就重要了。无论政治社会分析如何重要，数学分析都是不可缺少的。那种把经济学中的数学分析作为“故弄玄虚”、“数学游戏”、“空洞无用”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就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而言，数学基础离现代经济学的要求差距甚远，而且此生也难于弥补，这正是我深感不敢再言经济学的原因。
梁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