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一些文章，印象中似乎有为京派“辩诬”的趋向。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到每个人的口袋和每家饭桌上，宏扬民族文化之声此起彼伏，“海派”的形象又变得丑陋起来。有两位大家在“京海论争”中的态度、观点被看好，一为沈从文，一为鲁迅。谈到沈从文当年批评“海派”的商业气味，今之论者都认定他并未将上海的作家们一股脑儿地打成“海派”，并特意指出沈明确说过，“海派”作风在北平(北京)照样存在，其参战的立论不能谓不公允。至于提及鲁迅，则大半赞其深刻：能一只手打倒“近商”的“海”，一只手打倒“近官”的“京”。鲁、沈两位的文化姿态被认为是同样超拔出群的。
可是，鲁迅和沈从文的立足点，明明白白是不同的呀。
如果把当年的争论资料细细读来，我觉得鲁迅的看法倒是与竭力反对“叫京派来扫荡海派”的曹聚仁相当接近。
比方鲁迅同曹聚仁都说海派显豁，京派隐蔽，而后者越发危险。鲁迅的名句是“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京派”与“海派”》)。曹的妙喻为“知道不能掩饰了，索性把尾巴拖出来，这是‘海派’；扭扭捏捏，还想把外衣加长，把尾巴盖住，这是‘京派’”(《续谈“海派”》)。你看两人的意思是不是差不许多？
更有味道的是，鲁和曹都发誓要“误读”沈从文，无视他文章里表达得再清楚不过的词句，认定他批判“海派”的态度不公正，死活说由他发难的这场“京海论争”不是对等的辩论。两人用的都是皮里阳秋的笔法，曹聚仁援引了“京派”批“海派”的文字之后，接着就是满篇的反话：“海派之罪大恶极至此，虽用最黑的咒语诅咒它灭亡，亦不为过”，“所以，海派文人百无一是，固矣”(《京派与海派》)。鲁迅的几篇文章都用讥讽语开头：“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京派”与“海派”》， 与曹的题目只多了两个引号)，或者是“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京派”和“海派”》，同前一篇题目只一字之差)。依此看去，鲁、曹确有偏袒“海派”之嫌了。
我有幸亲睹沈从文的风采，已是他的暮年。沈先生温文尔雅，说话绵软如水，哪里像个能争辩的汉子？更没有一丝一毫的“官”样儿。那时候，上海的文人一部分乱了营，拼命在内部对号入座，找谁是“海派”；沈先生一人独挑大梁，从从容容坐北向南，与人多势众的“海派”辩论，也是因为他自认不沾“官”味儿，可以安然地批“海”。至于到底什么是“京派”，什么是“京派文人”，鲁迅理解的“京”“海”，和沈从文理解的“京”“海”，概念上是否“同一”，几句话自然说不清，但沈从文竟然作了“京派”的代言人，真是历史老人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鲁迅说过的一切话，当然不是金科玉律。问题是，鲁迅对“京派”的明显的反感，是不是他的一种“失察”？
我以为，鲁迅对“海派”的某种偏袒，在这里应包含着特定的含义。
因为在鲁迅看来，“京派”是传统的流风余韵，是从古久先生陈年簿子里流出来的东西；“海派”则是现代的畸形产物，是摩登女郎唇边的一抹猩猩的口红。一个是封建邪恶，一个是现代流弊。当鲁迅单独面对“海派”的时候，他何曾网开一面过？他过去批评张资平、叶灵风、曾今可、章克标、穆时英，批评上海的文化，香港的文化，描摹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上海的娘姨，嬉笑怒骂，言词何等严正苛刻，但是，在“京派”、“海派”同时进入他的文化批评的视野时，他的微妙的倾斜，就显露无遗了。封建性的恶，仍然是“封建”的；现代的流弊，毕竟是“现代”。一个从“五四”时代走来的思想者能够权衡两者的轻重。我们可以看到，历时几年的“京海”大战，给了鲁迅以深的印象，他身处“京”与“海”的不成比例的对峙中，体会到旧传统的无比强大，便迅速作出了独特的反应。
“京”的强大程度是显然的。不必说那场争论留给历史的遗产主要就是“贬”海“扬”京，即是“京海派”这一词语，我们今日说起来，该有多么顺溜，假如念成“海京派”，立刻便觉咬嘴，别扭异常。上述所引各篇讨论“京派”、“海派”的文章，哪一篇的题目不是“京”在前、“海”在后？连鲁迅也不例外。这就是历史传统的力量。
面对强大的“京派”，左翼作家的态度比较复杂。在茅盾、丁玲的笔下，上海固然是埋葬封建幽灵的坟地，工人的斗场，但又是中外资本家、金融家的冒险乐园，是下等妓女、乡下姑娘的活火塘。茅盾《幻灭》的开头，女主人就在谈论惹人讨厌的上海。萧红写呼兰河小城充满了诗情，可《马伯乐》里的上海该是多么没有生气。但我们不应忘记，左翼作家其时的大部分正整日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而且他们的情况如苏汶(杜衡)驳斥“京派”，诉说海派文人状况时所讲的，“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文人在上海》)。他们倒的确都是中国的职业作家。海派不能直接从资本家的口袋掏钱，左翼也不会拿了“卢布”还硬要来过亭子间的苦日子，在文学立即进入市场这一点上，他们是相通的。
所以，当京派高高在上地发起争论，批判海派、批判上海的时候，左翼居然更多的是表示对京派的不满。胡风写过一篇评论，拿北方作者澎岛的小说《蜈蚣船》作引子，副题为《“京派”看不到的世界》起头就提到那场京派论战，写了长长的一段讽刺京派文人“雅”生活的话。胡风取的是同鲁迅一样的角度。
有位文学家，抗争“京派”比鲁迅、胡风还激烈。他的概念里，“京”也差不多是封建余孽。他是杨晦。我在杨先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最后几年有幸见过他，无论如何不能想象他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火烧赵家楼的越墙能手。但他一九四七年的文章依然火力充沛，他称“京派”是“新士大夫”或“洋士大夫”，注定是要“没落”的，“至于所谓海派的作家呢，虽然是跟工商业都市的兴起一样，是挟带着污浊和罪恶的，却要从这种污浊和罪恶里逐渐成长”(《京派和海派》，不知为何都写同题文章)。他的思路，在“京派”问题上循着鲁迅，对“海派”就不仅仅是“偏袒”二字所能够说尽，简直一鼻孔出气了。不过杨晦的结论可不是用“海派”取代“京派”，他说：“京派是落伍的，所走的是末路。海派是进步的，然而，也有限度。我们把希望寄放在农民派的作家身上”(同上)。杨先生忘记了，农民和“封建”是并非绝缘的。这姑且勿论。杨晦毕竟还是融入了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队伍之中，把“京派”、“海派”都视为中国新文化的对立物，最终加以排斥。
一方面，“海派”好像是个闯入家园的怪兽；另一方面，如果一头栽回“京派”古雅精致的怀抱里去，也不合一代一代新起的青年文化人的意。这种两难的处境，我叫它为中国文化界、文学界驱之不去的“京海梦魇”。
梁遇春有《猫狗》一文，为这“京海梦魇”作了形象的注脚。他说：“上海是一条狗，当你站在黄浦滩闭目一想，你也许会觉得横在面前是一条恶狗。狗可以代表现实的黑暗，在上海这现实的黑暗使你步步惊心，真仿佛一条疯狗跟在背后一样。”
形容上海已经令人惊心动魄。可接下来有一段比喻北京的话，简直能把我们罩回鲁迅的“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他说：“北平却是一只猫。她代表灵魂的堕落。北平这地方有一种霉气，使人们百事废弛，最好什么也不想，也不干了，只是这么蹲着痴痴地过日子。真是一只大猫将个个人的灵魂都打上黑印，万劫不复了。”
他说得真好，也真恐怖。
只有一个人寄希望于“京派”、“海派”的调和。此人是朱自清。朱先生在思考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前景时，曾于日记中提出要把清华大学的文科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海之长，乾嘉遗风可以继承却不能墨守，海派的空疏泛论、胡天胡地要转成聪慧灵动(见王瑶的《我的欣慰和期待——在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鲁迅是不同意京海合流的。他心中的“京”“海”，皆是中国文化的毒瘤，只能割去。朱自清主张吸取“京”“海”各自的优长，他的京海概念比较温和，好比是说：传统的东方文明自有精华，来自海上的西方文明也积淀着全人类的优秀遗产。他不简单化地把“京派”“海派”统统归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一锅煮了，却是把京海的题目做成一篇包含南与北、海与陆、城与乡、中与西、现代与传统各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基本矛盾的大文章。
这里，就接触到了本世纪中国文化演进的基本态势，接触到“京派”“海派”概念在今天的调整与重构问题。我认为，京派它是从封建文化内部分裂出来的，但绝不是盲目崇“中”，不是静止的传统派。它讲究和平地、渐进地、久蓄厚发、不动声色地来吸收现代世界文明。杨晦分析的“京派”的“士大夫”品格，所谓的“新”，所谓的“洋”，他看出京派有现代性，不过他说它是假的，伪的。实际上，老牌京派周作人也好，京派才女林徽因也好，都是真正的学贯中西(学贯中“东”——东瀛日本，是拐个弯儿的中和西)。京派方式是一切从“己”出，西化要从中化引来。“海派”正是又一种实现现代文化的模式，是舶来的，以恶开道的，急进的，突发的，甚至是狂轰乱炸，是外部向内部的侵袭、进攻。但是在用发育不全的手段达到敝国朝野上下昼思日想的现代化目的这一点上，它们本没有什么不同。
新旧混杂，中西混杂，进三步，退一步。如果可以这样来批评“京”和“海”，我说一种滞后的、永伴着昔日光荣回忆的文明，除了蹒跚而行，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坦途好走。记得年少时看图书架子上列宁的著作，其中有一部题为《进一步，退两步》的，当初幼稚地想过，怎么如此走路。现在方才明白，进三退一，已经是中国人民最大的福气了。
且看今日域中，京派、海派混杂的局面依然如故。所谓新儒学，是典型的京派方式，由汉学伸向西学，再伸回到汉学。还有倡导国学、国剧、国术什么的，不是拟想中的京味“爱国主义”吗？而从深圳、浦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向全国推进的改革，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的席卷、渗透，正是不折不扣的海派行为。意识形态上的京派主义，海外京内主义，京外海内主义，中体西用主义，西体中用主义；经济上的海派主义，维新主义，全盘西化主义，等等，等等，都是站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这即是本世纪我们的文化宿命，想超脱也超脱不过去的。
不过话说回来，京海并存，总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京海两难，你还保留个自由选择的心境。最最要不得的，就是今天打倒一个，明天又扶起一个，今天“京派”打倒“海派”，明天“海派”打倒“京派”，那就万劫不复，永无宁日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于京海对立中对“海”的一次小小的偏袒，朱自清对京海融和的一次憧憬，都够我们斟酌一番。
抒臆集
吴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