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廖夫斯卡娅出生于切尔尼戈省，父亲是俄国参议院的官吏。第一个丈夫本肯道夫伯爵曾任俄国驻德使馆秘书，同她有两个孩子，十月革命后返回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在那里被农民活活打死。第二个丈夫布德别戈男爵是破落的纨绔子弟。她还曾是英国驻苏外交官洛克哈特的情妇。洛克哈特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策划外国武装干涉失败，是轰动一时的“洛克哈特阴谋案”的首犯，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所以她先是本肯道夫伯爵夫人，后是布德别戈男爵夫人。高尔基在献辞中使用的是她娘家姓。她当年的熟人都称她姆拉，为了便利，本文也沿用这个名字。
姆拉因洛克哈特牵连被关进卢比扬卡监狱。契卡副主席彼得斯得知她同英国人关系密切，要她为自己工作，向他本人提供英方情报。姆拉答应后彼得便释放了她。姆拉返回彼得格勒后，没钱没口粮卡，几乎流落街头。一九一九夏天她找到作家楚科夫斯基，请求做点翻译工作。楚科夫斯基把她领到克龙韦尔克大街二十三号高尔基寓所。她去过几次后便留在那里了。她替高尔基整理书桌，把手稿一页页码好，信函分类装入公文夹，各地寄来的书稿按先后收到顺序摆好。她懂英、德、法三种语言，替高尔基翻译、打印他同外国友人往来的信函。她还督促佣人打扫房间，清刷楼道，把寓所管理得井井有条。高尔基写作方便，起居舒适，姆拉成为他不可缺少的人。高尔基同第二个妻子安德烈耶娃感情早已破裂，但仍共同住在一所寓所里。此时她已被列宁任命为彼得格勒剧院和演出团体总政委，工作繁忙，无暇理家。姆拉渐渐变成高尔基寓所的女主人。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同布尔什维克的矛盾日趋尖锐，矛盾的焦点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高尔基认为俄国是个愚昧落后的国家，只有知识和智力才能拯救俄国。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头脑，对他们要倍加爱护。布尔什维克则为巩固新生政权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镇压一切反对自己的人。恰恰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理解甚至反对暴力革命，因而成为镇压对象，而大部分知识分子陷入食不果腹的困境。高尔基一面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为他们大声疾呼，一面设立艺术之家、文学家之家、学者之家和世界文学出版社等机构，替他们找地方糊口。他奋身抢救那些即将被处决的人。他同五位作家联名上书彼得格勒契卡，要求释放诗人古米廖夫，强调他对俄国诗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但古米廖夫仍以反革命阴谋罪被处决。高尔基为拯救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两位亲王亲赴莫斯科会见列宁，向列宁指出其中之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列宁批准释放，高尔基拿着释放证兴高采烈地返回彼得格勒，但一出车站便看到他们已被枪决的布告。原来高尔基在莫斯科时莫斯科契卡已把列宁批准释放他们的消息用电话传给自己彼得格勒的同僚，季诺维也夫当即下令将他们处决。高尔基还同卢那察尔斯基一起请求中央批准诗人勃洛克出国治疗，但政治局批准的却不是勃洛克，而是诗人索洛古勃，为此卢那察尔斯基到政治局大闹了一场。高尔基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奔走营救上。
高尔基的行动惹恼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列宁对他的表现也很不满，但同其他领袖不同，始终坚持：“高尔基是自己人，他同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有密切的联系，他出身下层，肯定会回到我们这边来。”列宁写信劝他出国疗养：“您到欧洲一个好的疗养院去，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多做两倍的事。的确如此，在我们这儿，您既没有条件疗养，又干不了工作——只是一味奔忙，徒劳无益的奔忙。”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的妻子对诗人霍达谢维奇说：“高尔基是骗子，他所保护的人都是骗子。如果没有伊里奇，我们早把他关起来了。”这当然不是她个人的看法。对高尔基来说，一连串的碰壁、受骗和失败只会加深他同布尔什维克的对立。而他同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的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季诺维也夫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握有生杀予夺大权。他处处刁难、打击高尔基。高尔基也毫不示弱，在《新生活报》上指名道姓地抨击他、挖苦他。在季诺维也夫的坚决要求下，列宁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下令查封《新生活报》。这一回合季诺维也夫取得胜利，但他并未就此罢休，还想乘胜追击，在精神上击溃高尔基，使他俯首称臣。季诺维也夫早就知道克龙韦尔克大街二十三号是反对他的人聚会的地方。他岂能容忍眼皮底下有个反对他的据点？早想拔掉了。但查抄高尔基的家必须有能向列宁解释的理由。季诺维也夫知道姆拉住在高尔基家，知道高尔基同她的关系，更知道她的政治背景，所以拿她开刀再有利不过。既可痛伤高尔基，又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季诺维也夫下令查抄高尔基寓所。安德烈耶娃及其秘书克留奇科夫的房间没查抄，其他人的房间一带而过。在高尔基房间翻了翻书和手稿便离去，只把姆拉房间翻了个底朝天。高尔基接连经受两次打击怒不可遏。他知道只要季诺维也夫在台上他便无安宁之日，所以非告倒季诺维也夫不可。机会很快就出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发生喀琅施塔得事件，季诺维也夫滥杀无辜，激起民愤。高尔基搜集到确凿证据，连夜赶赴莫斯科。
高尔基在莫斯科通常住在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寓所，中央决定就在那里召开会议，听取高尔基的陈述。列宁、捷尔仁斯基和托洛茨基都来了。高尔基提出两项要求：管束季诺维也夫，使其不再胡作非为；准许《新生活报》复刊。中央认为还应听听季诺维也夫的解释，便把他从彼得格勒召来。在第二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心脏病突然发作。大家对他数落了几句，未给予任何告诫便放他回去了。至于《新生活报》复刊的事则没有任何人提起。高尔基败下阵来，两手空空回到彼得格勒。他知道季诺维也夫将会对他加倍报复，而他已无还手之力了。他感到是该接受列宁建议的时候了，况且在国外也许还能同姆拉相聚。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高尔基大伤脑筋的事。姆拉知道高尔基无力保护她，也不企求他的保护，只身逃往爱沙尼亚。她乘芬兰湾封冻季节，徒步穿越冰层，但中途被边防军抓获，押回彼得格勒。高尔基闻讯后马上通知彼什科娃，两人分头行动。高尔基从彼得格勒契卡那里保出姆拉，彼什科娃则通过捷尔仁斯基替她办好出国手续。姆拉一九二一年一月前往爱沙尼亚。高尔基同年十月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苏联，十一月初抵达柏林，姆拉已在那里等候他了。
到国外后姆拉在高尔基生活中起的作用更大了。她不仅是秘书兼管家，还是他出版事务的代理人。她每年夏天、复活节和圣诞节都要到塔林“看望孩子”。这期间她到过伦敦，同“英国朋友”恢复了联系，并向他们报告苏联国内发生的事。这件事姆拉从未向高尔基提起过。
一九二二年秋天高尔基同霍达谢维奇、别雷等作家计划办一份超党派的大型刊物，既发表苏联作家的作品，也发表侨民作家的作品。在国外印刷，然后运回国内发行。刊物定名《闲谈》。高尔基承担两项任务：打通进入苏联的关卡；邀请世界名家撰稿。苏联方面的态度始终不明朗，不说准许进，也不说不准许进。第二项任务却完成得很好，罗曼·罗兰、高尔斯华绥、威尔斯、茨威格、巴比塞都答应为《闲谈》撰稿。《闲谈》出到第六期，已无处可放，可苏联仍未准许运入国内，高尔基失去耐性。他通过苏联驻德国商务代表处发表声明，如苏联再不准许《闲谈》进口，他将断绝同苏联出版机构的一切关系。苏联政府对他的声明不予理睬，这使他更加恼火，想出各种荒谬不堪但又决不会实行的报复措施。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在捷克马里安温泉镇收到彼什科娃从莫斯科拍来的电报：列宁于一月二十一日病逝。高尔基惊呆了，眼泪籁籁落下，立刻觉得失去伟大的朋友，自己成了孤儿。第二天他便开始写回忆列宁的文章。他回忆同列宁多年的交往，列宁对他的关心和教诲，反省近几年同布尔什维克的矛盾，承认列宁正确，自己完全错了。他在《弗·伊·列宁》中写道：
“您是个莫名其妙的人，”他开玩笑地向我说，“在文学上好像是个优秀的现实主义者，而在对人的态度上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您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历史的牺牲品吗？我们了解历史，我们对那些牺牲品说：推翻祭坛，拆毁庙宇，打倒神灵！可是您想说服我，说什么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党必须首先把知识分子安置得舒舒服服的。”
高尔基接受列宁的批评，真诚地认识到自己错了，并努力改变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从这时起他产生回国的念头。他征询别人对他回国的看法，尤其是姆拉的看法。姆拉不仅支持他回国，还告诫周围的人不要挑拨高尔基同苏联的关系。她曾对霍达谢维奇说：“您用不着怀疑我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这一点我已用行动证明了。但咱们要为高尔基着想。他的书国外已经很少再版，外国读者对他失去了新鲜感。如果他同苏联关系破裂，失去第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头衔，国外便不会再出他的书，我们便没有收入了。您知道多少人靠他吃饭？我们每年的开销要一万美元。我们要多从高尔基的利益着想，千万别让他同布尔什维克吵翻。”但姆拉却没说她自己决不同高尔基一起回苏联。
高尔基移居意大利索伦托后开始写《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共写了十一年，至死未能完成。写前两卷的时候，姆拉在身旁。高尔基时常把写好的章节读给她听。原打算写完这本书回国，但一九三三年春天高尔基决定回国定居。在此之前，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他曾四次回国。高尔基的书籍和文稿已运回莫斯科，只剩一箱难以处理的书信。这箱书信可分四类：第一类，列宁逝世前俄国侨民作家致高尔基的信以及高尔基复信的底稿，其中有不少攻击布尔什维克的话；第二类，到国外出差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如巴别尔、费定、法捷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和梅耶霍德等，到国外后写给高尔基的信。他们当中不少人不仅对某项具体政策不满而且对整个制度不满；第三类，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著名人物的信；第四类，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克拉辛出国开会、治病、疗养期间给高尔基写的信，以及苏联驻外使节谢列布里亚科夫、索柯里尼柯夫等人的信。他们抨击、谩骂斯大林，恳求高尔基早日回国对斯大林施加影响。他们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莫斯科三次审讯的牺牲者。
高尔基考虑再三决定这批信不带回国，保存在国外，以后即使他本人想要也不得交出。他委托姆拉替他保管，因为姆拉是他最信任的人，并且已明确表示不跟他一起回国。姆拉接到这箱书信后立即前往伦敦，把书信保存好又赶往伊斯坦布尔同高尔基告别，高尔基从这里登上饶勒斯·让号邮轮驶往敖德萨。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高尔基回到莫斯科，此后再没离开过苏联。斯大林对高尔基很热情，经常到他家作客，高尔基在约束斯大林滥用权力上也起过一定影响。但一九三五年后两人关系逐渐疏远。斯大林希望高尔基为他写一本传记，高尔基一直不动笔，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基洛夫遇刺后斯大林大批清洗党政人员引起高尔基的惊恐，对斯大林越来越反感。
这时斯大林正准备从肉体上消灭已被击败的政治对手，策划对他们公开审讯。审讯需要反对斯大林或勾结托洛茨基的证据。斯大林知道高尔基有批书信保存在国外，其中有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信，急需得到这批书信。治安总局局长亚戈达派彼什科娃到伦敦向姆拉索取，但遭到姆拉拒绝。一九三六年夏天高尔基病重，请求允许他临终前见姆拉一面。斯大林同意姆拉来见高尔基，并保证她安全离开苏联，条件是交出全部书信。契卡把高尔基的要求和斯大林的条件转达给姆拉，并威胁说不交出来他们也能弄到手。姆拉深知这些人的手段，不交出来可能送命。另外，她并未忘记契卡保存着她的“材料”，一旦公布，她在英国将身败名裂，只得答应交出。斯大林派一节车厢停在边境，姆拉便乘这节车厢前往莫斯科然后再乘它返回。姆拉送去的书信中的一些话便成为莫斯科三次审讯的罪证。高尔基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逝世，八月十五日第一次审讯便开始了。接着便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审讯，其结果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等人被枪决。姆拉帮了斯大林的忙，尽管未必出于她的本意。
一九五六年姆拉应彼什科娃邀请访问过莫斯科，这时她已经是英国客人了。多年来她一直否认一九三六年到过莫斯科，大概想隐瞒给斯大林送书信这件事。但她无法隐瞒，塔斯社记者拍下她给高尔基送葬的镜头。红场上斯大林抬着棺材，姆拉走在他身旁。
姆拉属于十月革命后应被镇压却未被镇压的人，本应活不下去却活下来的人。不仅活下来，还在像高尔基这样世界知名的人物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高尔基的出国和回国都不能说与她无关。她是一个为人乖巧、善于隐忍、精力旺盛、看重实利的女人，她的信条是施展一个女人的全部手段，在任何环境中一定要生存下去。高尔基称她为铁女人。但她晚年很孤独。由于饮食无度身体渐渐发胖，很难出门了，也很少有人看望她。她还养成喝酒的嗜好，身边老放着一瓶烈性酒。一九七四年病死在佛罗伦萨市。遗体运回英国，安葬在城郊东正教墓地。
寻墓者说
蓝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