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天公”不负龚自珍的重望，从一八四O年到一九一一年，众多人才为世而出，为救亡图存作出卓越的贡献。那个“天公”当然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实际上则是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迫使人才不得不挺身出来，这是自然的规律。
这七十年间，诞生了数不清的卓越人才，且不说洪秀全与孙中山，即使是从四书五经八股文堆中爬出来的书生，也都为前朝所望尘莫及，主要的特点是能不囿于所谓“祖宗成法”，勇于接受西方的思想。这些人从林、曾、左、李、张(之洞)到康、梁、谭(嗣同)，真是不胜枚举。在那么多的人物中，我只想在这里谈谈两个人：黄遵宪(公度)与郑孝胥(苏戡)。
说也奇怪，黄与郑两人有许多近似的地方：首先是籍贯相邻，是广东的嘉应州(今梅县)，一是福建的闽县(今闽侯)，都是沿海省份。自经蒙元蹂躏以后，中原地气枯竭，能够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闽、粤且较江、浙条件为优。二是年龄相近，黄生于一八四八年，郑为一八六O年，相去不过一纪。三是出身相同，两人都只中过乙科，会试均未中式。左宗棠也只中乡举，他非常看重举人，因为一中了进士，便要服官，不如举人可以自在游幕讲学。不过郑领乡解，座主是声名极盛的八旗诗人宗室宝廷(竹坡)。四是两人都是洋务派，并且是实干家。五是两人都是外交官，但只是领事、参赞一级，黄最后升迁到公使，然不曾到任。最后则两人都是光宣间最有影响的诗人，即“人境庐”与“海藏楼”诗。然而同中又有异，虽同为诗人，而诗风则截然不同，走相反的道路。至于最后的论定，则黄遵宪在政治上和文学上，是不可磨灭的人物，而郑孝胥下半生却惹来千秋骂名，连累他的诗及书法也遭了殃。
有了上述多点的相同，我自然不能全面都谈到，本文只能着重他们的外交生涯和诗的领域。
清廷庞然自大，以“天朝”自居，除了接受邻近小国进贡称臣外，和西方的交聘是被迫勉强的。乾隆季年，英使马尔戛尼首先叩开紧闭的外交之门，尔后英、法、美等国都派公使来华，而清廷却不屑于回聘。要直到光绪初元，迫于形势，才第一次派去驻伦敦的钦使。据说这次派遣驻使是带有云南戕杀英人案去谢罪的任务。所派的正使为郭嵩焘，是以正二品大员兵部侍郎出使的。以后陆续出使各国的，便不再有那么高官阶的官员了，大致以三四品的卿寺和道员充任。
对于东邻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更视为蕞尔三岛小国，所派遣的首任公使为广东大埔人何如璋，是只以翰林院侍讲的四品官出任的。黄公度便是何如璋使团中的外交官，职位较高，是公使馆的参赞，较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李鸿章之子李经芳任公使时奏调，郑孝胥为随员，只是一个副领事。按照那时的惯例，领事还不能算外交官，只是管理侨务和商务，而且并不一定要本国人充任，以后也就算是外交官了。那位何公使，便是后来在福建充当船政大臣，中法甲申之战战败，他和会办闽疆军务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一齐受到革职遣戍处分。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不必如欧美之远涉重洋，在遣使之前，两国人民早有往来经商侨居。直到二战结束，以我所知，两国人民往来，都不必签证护照，通信所贴的邮票视同国内邮资，不作国外论。所以郑孝胥去到日本当副领事，竟比一个福建人到陕、甘、云、贵等省做官还要便当。我不曾读过什么外交史，只是清季出使欧、美的外交官日记或游记倒看了不少，到日本去当外交官和去欧、美的迥不相同，竟是和在国内做官无异，像郑孝胥充的副领事，不过如国内知县之职，为“七品官耳”，他的任务居然和在国内当一名县太爷并无多大差别。郑孝胥在国内的本职是内阁中书兼充镶红旗官学堂教习，也是七品卑官。初任是日本二三等城市筑地的副领事，二年后才升任神户兼大阪正领事，直到甲午战起下旗归国，结束他为时四年的外交生涯。
那时在日本任领事的，除侨务外，还兼理司法，和国内的知县无异，当然所管辖审讯的只是居住日本的华侨及和华侨有纠葛的日本人，不但是民事纠纷，连刑事亦可判断，可以当庭行刑，大都是笞刑，情节较重的可以遣送返国，领事署中且有牢狱，并设有捕役出外查案。这种严重侵犯驻在国司法权的作为，在欧、美是不可想像的，但在当时中日两国却视为当然之事，而且我相信并不经过缔结条约的手续使然。
以上所述现象，便是所谓“领事裁判权”的滥觞，原来那时东方的两个国家，根本上还不知那是侵犯本国司法权的事，所以后来中国在日本那种特权被废止，而日本在中国却与西方国家一齐施行“领事裁判权”，直到二次世战时方告结束。
“领事裁判权”这个以强国欺凌弱国的怪物，在中国作恶多端了几近百年，被废止亦已半个多世纪，所以现今六十五岁以下的人并未身受其荼毒，而古稀左右的老人，尤其是租界中华洋杂处之人，回忆起来，无不痛心疾首，北伐以后十年中，有志之士奔走号呼，要废止这个辱国的束缚。我在念初中时代，便听过多次有关的集会演说；老师在上课时还教我们牢记住一个长达十九个字母的英文名词，至今我还不曾忘记，叫做Extraterritariality，说中文便是“领事裁判权”。后来我查最好的英华词典，对此词则只说是“治外法权”，并无有关“领事裁判权”只字，大致欧美国家仅把此词用于外交人员及在领土外的船舰、飞机，而帝国主义者则把普通人民也算拥有这种“治外法权”，却不知郑孝胥百余年前在日本当领事时也拥有这种特权。这是我读《郑孝胥日记》得到的一个知识，原来领事裁判权便是这样起源的。另一原因，恐怕是“天朝”的法律和法官都不屑去处理那些夷狄戎蛮的洋人，还是让他们自行去处理吧，这也不无道理。
郑孝胥的上半截人生，除了四年外交官、三年广西龙州边防督办，几乎没有任过实官，但是他深谙洋务，名动公卿，一时封疆大吏，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SPS=0836>一、端方、盛宣怀等，争相延聘奉为上客，委办一切新政，是红极一时的候补道，辛亥年居然破格被实授为湖南布政使，却未尝一日履任，又被中央畀以改革官制重任而赴北京，从此结束了在清朝的政治生涯。革命后退居上海南阳路的海藏楼，蛰居十二年，以鬻书为生计，据说润资年入可达万金，这不是任何书家所能望其项背的。
黄遵宪的外交官生涯较长，首任是何如璋的参赞，其后历任旧金山和新加坡的总领事，都是华侨荟集的城市。黄、郑外交生涯之不同，在于郑在日本除尽量观赏东瀛景物及征歌选色之外，其和东邻人士之交往，全以汉文化和他们酬酢，谈不上中和文化交流。黄遵宪则反之，所以黄在日本完成《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两部传世之作，郑孝胥则除几首纪游诗文外，便别无作品可言。
郑的语言天赋似较黄为优，郑在日本四年间，初到时未谙和文，后来不但习和文，还每日延日人教习英语，猜想他的人生下半截与日人频繁交往，不一定不必需要舌人。而黄遵宪虽然在东时深入探讨日本文化和与东邻人士往返，却全靠“笔谈”，著作中留下不少“笔谈”的故事。
甲午战争之前，“天朝”的纸老虎面目还未被戳穿，日本对中国人还是非常尊敬，尤其是中土学人，备受东邦人士的青睐，黄遵宪的公使馆参赞，恐怕有如后来的文化参赞性质，其任务便是两国文化交流，排日与彼邦诗人唱和酬答，《人境庐诗草》中光绪三年到八年四年中，存有大量有关日本的诗篇，郑孝胥便不逮远甚。黄、郑两人均瘦削颀长鹤立，容观甚都，所谓“汉官威仪”，穿的当然是本国衣冠，我曾于《人民画报》上见到一幅黄的彩色照片，大致是摄于欧美的，非常庄严肃穆。后来我参与编辑《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需要一张黄的照片，到资料室翻遍《人民画报》，因为没有索引，没法找到，只好以他影代之，觉得很为可惜。辛亥革命前后，因为排满，清代服装作为胡服，是嘲弄的对象，其实对欧美而言，则正属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服装，时隔百年，当然不应继续用那时的眼光看待了。
郑孝胥的诗是同光体的顶儿脑儿人物，他与陈三立、沈曾植鼎足而三。这一时期的多部评论诗人的特殊体裁，叫做《点将录》，是以《水浒传》中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名字及诨号来评定其高下名次的，这种“点将录”，早在明清之际便已有了，然不无门户宗派之见，如明季领袖诗坛的钱谦益只被定为“浪子燕青”。其后乾嘉时代也赓有所作，但以清季和民初为盛，近人汪辟疆、钱仲联也有这类作品，大抵一致推散原老人为“及时雨宋江”，而郑孝胥总是“玉麒麟卢俊义”之类。黄遵宪虽然不致名落孙山，却被定为“天罡”之末或“地煞”中去了。这原因是那些作者和被评者都属于同光体系的正宗派诗人，自然推崇的是陈、郑、沈的宗派图中人物，对于提倡诗学革命的黄公度，自然被目为野狐禅，什么浅露、卑薄等贬词都加在他的诗上了。
郑的《海藏楼诗》，因其为人，今已不易寻觅，所能于旧肆购到的，亦只是十三卷的小本，且高抬其价，听说原刻为大开本，则已不可见。其先为十卷本，起光绪己丑，终壬戌奉博仪出逃日本使馆止。其后又续刻三卷，起乙丑迄去世，有孟森“丁丑孟夏旧都寓次”序。两刻都有脱落，恐尚非海藏诗全帙。刻处当在郑任伪满国务总理时的长春，大本必极精美，但其赠关内友人则均为小本。
于此有一怪事，即郑孝胥当时背叛国族，理应遭到国民党政府及治下的亲友视为敌国，却自其故乡福建，以迄上海平津，好像郑是在东三省做官，福建的家属仍按时寄去衣履食品，沪、平、津三地友人仍可与之唱和往返馈赠书籍，很多亲友且北航大连“觐见”或省问溥仪等人，如陈宝琛虽未出任伪朝，却不惜年迈，多次前往，溥仪的亲属则更无论矣。例如清史专家孟心史，号称以科学态度治清史，但对于悬为禁书的《清史稿》却称道不置，可见得他虽不是遗老，对清室还很是忠诚的。郑孝胥刻续集时，请他作序。郑上半截人生，得意无过于任广西龙州边防督办时，孟心史曾居其幕府，有此一段渊源，故不惜远道异国请他作序。但孟先事推却，仅报以二绝云：“诗人拥节事专征，仰视飞鸢瘴海行；三十年前旧宾客，微吟亲见塞尘清。”“羁绁勤劳得鬓霜，萧然无改旧行藏；人间若讶今殊昔，惟有诗篇老更苍。”只叙他俩在龙州的旧事。但是郑还要他写序，于是在序中只有评他“负气”两字，“所行皆负气之事，所作亦皆负气之诗”，郑孝胥一生之为人为诗，岂“负气”两字所能<SPS=0885>括得了？
冒鹤亭(广生)也是同光诗人，我曾见他所藏郑所赠小本前十卷《海藏楼诗》，冒在封面和篇中作了眉批，评他“用韵失之太宽，又‘上’‘去’不分，学之者死”。又以为“生平畏作七律，工此者吾见<SPS=1284>一苏堪，其佳处从晚唐人来”，为陈三立、范肯堂所不及。又说他“无五七言大篇，盖善藏其短”。冒鹤亭为最老寿的同光诗人，四十年代时相过从，为我的忘年交，他的诗在那时确已是旧诗人存世的凤毛麟角，他论诗对郑也不能无微词。
黄遵宪则截然与之相反，在清季独树一帜，所谓革命诗派，他断然反对仿古拟古，什么唐派宋派都不管，而且一反如画家中四王只画古代山水衣冠，不敢羼入一些现实事物而毫无顾忌的以新事物入诗。他揭橥五个字“我手写我口”的大旗，主张言文一致，这是二千多年来从未有人道过的口号，但是事实上哪里办得到。便是革命诗派，实际上也还只属于改良的范畴，恐怕只能像他自己所说的“新派诗”而已。黄公度的诗派当时追随者极少，只是丘逢甲，丘菽园等数人，远不能与郑孝胥相比，但其影响却非常之广，仅数十年后五四运动的白话诗，不能不说受其影响。黄遵宪的诗，在众多的清季诗人中，无疑他的地位要高于为众所推崇的郑孝胥。
《人境庐诗草》刊本很多，中日两国均有板行，现代诗人兼诗评家钱仲联先生应为公度诗的功臣，他孜孜从事的笺注黄诗不辞再三，其最完备的定本于一九八一年重排出版，是为钱先生的扛鼎之作。以视《海藏楼诗》，仅存白文十三卷，则由于其人之行为，相去远矣。
黄遵宪长郑孝胥十二岁，两人出处游幕仕宦经历相似，且曾同在张之洞湖广总督幕府，黄任洋务局总办时，郑曾为其下属，按理说郑为后辈，对黄应加尊敬，事实上郑负气恃才，对黄很瞧不上眼，初见即说黄狡黠轻浮，黄赠他两首诗极意交欢，反被讥为浅薄。公度则深知郑之为人，在《己亥续怀人诗》中有怀郑绝句云：“闪电双眸略似嗔，知君龙性未能驯；同游莫学梁园客，自负山膏好骂人。”把郑的个性作风描绘得活现了。
据《山海经图赞》，山膏是一个似猪的野兽，厥性好骂。“龙性难驯”，郑不但对于黄遵宪，连当时最高统治者，也毫不顾忌的破口大骂。大约在辛丑条约签订后，郑升了官去见张之洞，张之洞问他为何不换顶戴，郑回答升官是“毒后”之诏旨，不肯换。这是比革命党人对慈禧太后所詈“淫后”“妖后”更刻毒的詈骂，而且敢在封疆大吏前说这种话，虽然郑、黄都对那拉氏戊戌、庚子两役恨之切齿，但黄便没有这种胆量。
两人同为洋务派和维新派，不同的是郑是实干而黄则牵涉于政治，郑的运气似比黄要好，往往逃过难关，戊戌之变，幸而都不在京，郑安然无事，黄则若没有租界保护，不但丢了日本公使职位，恐怕也会大祸临头。郑于辛亥秋被任为湖南布政使，未履任即内召，若在长沙，有可能如黎元洪一样从床下拖出来担任湖南都督，那便没有郑孝胥的下半截的人生了。
郑孝胥既然痛恨清廷统治者，何以后来又对清室那么效忠，实难令人索解。辛亥后他不奉民国正朔，凡出仕兴朝的一律不与往来，一副以遗老自居架子，以此博得溥仪的青睐，以素无渊源的一个举人出身的人，居然跻身于“文学侍从”，这自然要令他感激涕零、逐步走上自绝于国族的道路了。黄公度则戊戌后隐居乡里五六年郁郁以终，绝不能与郑孝胥的后来“事业”相比了。
周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