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再谈，因为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有关俞瀚的一点资料》(刊于《红楼梦学刊》一九八一年第四辑)。俞瀚，字楚江，乾隆早期绍兴人，无世俗的大名，为什么要写他？原因也可以用晋惠帝的办法，分为官和私两类。官是他虽非红人，却由于一种荒唐的因缘，闯入“红学”领域。为不知者道，这里宜于简单交代一下，是六十年代初，河南省博物馆收进一开册页，右半画一个人的坐像，像左上方有题记五行，开头称“雪芹先生”；左半有尹继善题七言绝句两首(也是五行)，这两首诗收入《尹文端公诗集》卷九，诗题是《题俞楚江照》。尹继善的字传世不少，容易辨认，确系真迹，可是右邻的五行未呼为“楚江”，而呼为“雪芹”，怎么回事？尹继善的题诗既然不假，剩下的两种可能只能都落在另五行题记的身上：一种，俞瀚还有个号是雪芹；另一种，这五行题记是假的。可是“雪芹”这两个字有吸引力，会不会是“曹”雪芹？依乾嘉学派的老例，这也要证，因为限于“赵钱孙李”那一本，姓也不只曹氏一家。那就暂依胡博士，“大胆假设”。但胆如何大，也不当说，诗题为《题俞楚江照》，是尹继善记错了吧？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成为，如何把俞瀚清除出去。以上分辨，是屁股坐在逻辑上。移为坐在情况上，表现就成为另一种，有人说是曹雪芹，有人说不是(就只能是俞瀚吧)。比如闭关，一间屋里总不当坐两个人，要赶出一个去。这就是近年来红学中流动着的一个本不该有的问题。且夫红学，乃显学，我有自知之明，过平儿、金钏之前尚不敢举目，况钗黛乎？可是涉及这开册页我就动一次笔，因为还有“私”在。记得是五十年代晚期，我收进一方端砚，是乾隆前期任江宁知府的李宁圃的，砚背有铭，“面如田，长陌而方阡。……”云云，下款是“乾隆乙酉随园居士袁枚铭壶山渔者俞瀚书”。字作隶体，刚劲飘逸，很精。乙酉为乾隆三十年，尹继善题诗有“秋风送我整归鞍”之句，据考正是乾隆三十年，可证其时俞瀚在南京，尹诗是下任即将返北京时题的。但如果是这样，其时曹雪芹下世已经两年(癸未死)或三年(壬午死)，这位以精干出名的望山相国会为死去的人题诗，并说“久住江城别亦难”吗？所以剩下的可能还是上面提到的那两种：俞瀚还有个别号是雪芹，那五行题记是后来人伪造的。另有别号的可能大概至多是万分之一，但万分之一不等于零，也就仍不免于使人闷损，所以我在前十几年那篇拙作里曾说：“那就只好等待更多的材料，或者红学界出个福尔摩斯吧。”
想不到就真出了福尔摩斯！我孤陋寡闻，是直到最近，看一九九五年二月四日《文汇读书周报》上一篇题为《“曹雪芹小像”解谜》的文章才知道的。这篇文章是摘编两期《河南画报》所刊对这件公案的调查报告；在画报刊出之前，“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韩绍诗宣读了调查结果”。显然，我是马后课，但知道总比蒙在鼓里好，所以高兴之余，还愿意说几句。又是为不知者道，应该先说说调查结果。只说“结果”，不说“经过”，是因为，字数太多，不便作文抄公；二，情节比小说编造的还热闹，多曲折，留待有缘者自己去看，代替欣赏电视剧。以下是调查结果。俞瀚的后代流落到商丘，保存着俞瀚传下来的一个记自己形迹的册页裱本，其中有自己的画像以及别人的题诗等。俞瀚的后代有个叫俞修庭的，六十年代初，他或他的下代成分不好，生活困难，为儿子俞振国上中学，把这裱本卖给刘口镇摆摊卖书、卖字、卖画的朱聘之。之后这裱本又归了卖书、卖字、卖画的郝心佛。其时这类货出手不容易，于是郝把裱本拆开，有画像的一开让朱聘之添写上款为“雪芹”的题记，一九六三年初卖给河南省博物馆，得人民币十元；张鹏题诗的一开让程德卿改“张鹏”为“随园”，也卖了；其余若干开连同一些旧书卖给新华书店，大革命时期烧了。调查结尾，俞瀚的八代孙媳井氏老太太见到这画像的一开，惊喜地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祖先楚江公的像，……”
见了调查结果，我不免有些感慨，以诚相见好，干脆也说说。
其一，这篇小文由福尔摩斯引起，先说几句赞美福尔摩斯的话。由一九七九年初秋起，河南省博物馆投入一些人力，用了两三年时间，其间不只一次像是走入死胡同，可是不知难而退，多方面想办法，找知情人，终于闯过难关，钻入虎穴，得了虎子。这种为求实而不怕麻烦的精神，值得钦佩，我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敬意。敬完了，还想学电视荧屏上所常见，某人做了稀有的好事，要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我也希望与红学有关的某些人向河南省博物馆学习，为求实，投入人力，不怕麻烦，调查一下，所谓故居，书箱，墓碑，遗诗，遗作，等等迷离恍惚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二，向参与作伪的人，郝心佛，朱聘之(假定黄泉之下有知)，陆润吾，程德卿，也说几句逆耳的话。可以分作小节和大节两种。小节是作伪的技能很拙劣，因为只顾右方加个“雪芹”，而不管左方那个有大力的知情人在那里呼喊：“那个画像是俞楚江。”大节呢，这几位都是通文墨的，古曰士，今曰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其时臭老九之名尚未降生吧？)，至少我希望，应该为士林保留(且不说增加)一点“正气”；为十元钱，制造个假曹雪芹，我忝为读书人，不能不为之浩叹。又想到“学习”的事，是“反”学习，引以为戒，这是说，读书人，有机会，有能力，吃饱了没事，宁可坐在街头看汽车屁股吐气，也不要再在曹雪芹身上制造花样，骗人。
其三，对于过去各行各业、男男女女中超常的人物，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他或她的遗迹，更希望拥有他或她的遗迹。但这遗迹要是真的，发思古之幽情才有点意思。反之，从地摊买个旧帽子就以为是孟嘉的，买个旧酒杯就以为是李白的，也许能换来自己片时的飘飘然吧，至于站在旁边的明眼人看，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这里的教训是：切不可以希望代替证据，信幻想而不顾事实。
其四，提到幻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往前迈一步。这就会瞥见红学领域内的立异以为高派，或说出奇制胜派。举实例会惹人不愉快，只好用以身作则兼随意编造之法。比如说，我因为看到有些人由于下红学之海成为红人而眼红，就也坐在稿纸之前，使脑神经作逍遥之游，于是写出三级妙论。初级，曹雪芹写《红楼梦》，用的是倒装法，即先写第八十回，最后写第一回。如何证明？因为第一回带有总结性质。升，到中级，什么八十四，一百二十四，甲戌抄，庚辰抄，都是伪造。如何证明？如果不是伪造，为什么其中有这样多的问题？再升，到高级，根本没有曹雪芹这个人。如何证明？如果有这个人，为什么找不到他的子孙？于是因为奇，我的高论就先是登上某报刊的头条版面，接着就挤进各式各样的文摘报，我就成为文坛或红坛的名人。显然，这名是用自己的不要情理和逻辑以及世风的好奇和轻信换来的，是否值个毛八分的呢？只有天知道。天道远，我说我知道的一点点，是近年有这股出奇制胜的风，吹得还不愿意放弃情理和逻辑的人浑身打战。出奇，得名，打战，等等，皆现象也，且不问好不好，总是应该平心静气地想想了吧？
其五，作文有首尾照应之法，还要说说俞瀚。他也是读书人，而且颇有成就，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二说：“精于篆<SPS=0886>，以《金陵怀古》诗受知于尹制军，著有《壶山诗钞》。”这诗集，袁牧曾为之作序，并在《随园诗话》卷十三介绍其中的佳句。可是袁牧又说：“绍兴布衣俞楚江，名瀚，久客京师，金少司农辉荐与望山相公，公称其诗有新意。卒无所遇，卖药虎丘而亡。”据俞的好友汉学家沈大成《学福斋集》，俞瀚是乾隆三十五年死在苏州的，可见乾隆三十年尹继善卸两江总督任之后，他丢了幕职，就到苏州去混饭吃(行医？)，境况不如意，不久就下世了。人结束了，推想诗集也未必能刻印，那就身后只有那一本记形迹的册子下传。不幸噩运又来，先是卖出，接着拆改，终于大部分伴随大革命化为轻烟。这使我不由得想到书生的下场，又因为他与我有写砚铭的这一点点因缘，此时面对他的遗迹以及遭涂改的画像影本，想到《史记·伯夷列传》中“名湮灭而不称，悲夫”的话，不禁为之凄然。
二 旧迹发微
搬家，雅语曰迁居，甚至乔迁，已经是四五个月前的事。乔者，由幽谷迁于乔木之谓也，这是说，依常情，必大有所得。我怕搬家，但也只好从众，有所失，装作不见，想，说，都凝聚于所得。也确是有所得，唯物而不唯心是，曾以之为话题，诌了两篇文章，不久就换来“从重”的稿酬，称为重，是因为用它换烤白薯，竟几次装满肚皮，仍有剩余。真理不怕重复，好事不怕重复，于是我想，能不能从这迁身上再找点什么，凑个第三篇，以期能够多吃几次烤白薯？且说书生摘掉臭老九帽子之后，时来运转，除了“发”和意中人点头之外，真是想什么有什么。过于乐观吗？以己身为证，这次刚想到换烤白薯钱，开个冷书柜看看，一个长方形立体旧报纸包就飞入眼内。早忘记里面是什么，立即打开看，原来是十几本旧日记。往事，忘掉也罢，正想包上，发现其中有个十六开报纸的钉本，拿出来看，封面几个大字是“交心续”。内容也许无可看，但换个角度，也许更值得看看。于是耐心看，字是复写纸印出来的，可见正本已经上交，这是留底。第一本为什么没留底？自然只有天知道。看内容，是整风时期写的，主旨当然是挖空心思，说自己如何糊涂，不争气。但也居然凑了一百零五条之多，可证俗语所说“惟有读书高”不错，如“刘项原来不读书”，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吧？——好抬杠的人会反驳，刘项未必不能写，是因为手里有兵(兼指武器)，用不着写，并可以强迫无兵的人写。老了，以不好勇斗狠为是，还是说称心如意的。是几年以前，我写了一篇《降表之类》，惋惜俞平伯先生寄的检讨文未能传世，其中敝帚自珍，还悔恨自己的《请罪辞》没有留底，这回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拾得交心文，而且竟多到百条以上，就大可以回味一番了。回味，要说说有什么味道，虽说“口之于味，有同耆(嗜)也”，但说清楚，尤其说得无馀义，却不容易。这就需要“发微”。以下试着发微，以由浅入深为序。
其一，由“一则以喜”说起，是有此一百零五条，就是可以证明，我的编造能力，比有些受赏识的所谓作家，真是差不了多少；勉强找差距，不过是，我之所写，重点是自讼，他或她之所写，重点是他颂而已。这喜还可以加深说，是自讼的技能，乃由代圣贤立言的制义而来，想当年，我念过《钦定四书文》和《制义丛话》之类，非独好之也，是当作文化史的一种现象，想见识见识，语云，开卷有益，没想到就学来诌文的闪转腾挪、缩小夸大甚至将无作有、以假充真之法，如这像是煞有介事的一百零五条，即此诸多法临盆所产生，我为通法之人，岂可不飘飘然哉。
其二，交心，这说法像是过去没有，乃整风时期所创造。出自何人之心？真天地间第一天才或战略家也，盖旧有“授首”之说，首真授了，这个人就不再可用，除非代化肥，至于授心或交心，则不只人可用，而是必有大用。但其中也隐藏着问题，来自心有歧义，这里指英语的mind，不是heart，而mind是眼不能见、手不能触的，如何交、如何收？不得已，只好求仓颉、许慎之流帮忙。语言文字出场了，带来新的问题，是单就形和音说，为了反映客观情况，也造了“真”和“伪”两个。当然希望是真的，但是，如何证明是真的？不知道这位天地间第一天才是怎么处理的，也只能洛诵之后，姑且信以为真吧？如果竟是这样，他或她就太天真了。这样说，授首也有优越性，是货真价实。交心就不成，如果所交是假的，那真的就离得更远了。最后剩下的问题仍是如何分辨真伪，推想那位天才也未必有办法，那就不管也罢。
其三，谈论结果，此路不通，只好退回来，单看动机，即这样做是想怎么样。当然是想用修整之法，除去(用大话说)不合某种教义的，(用小话说)不合己意的，保留兼培养那些合教义、合己意的。而如果这种愿望能实现，则所得为“心”的大一统；在这种大一统之内，除了高坐宝座的一人以外，人人成为使徒，或用今语说，驯服工具。这不好吗？难说，因为问好不好，解答之前，先要知道教义或己意是好还是不好。“先要知道”，既是逻辑的要求，又是宋儒所谓天理的要求，皆“心”也，显然是应该尽先“交”的，于是好不好的问题也就化为空无。但这是就当时说，至于白驹过几次隙之后，即如现在又看见那个报纸钉本的时候，情况就有了变化。变化来于，彼时是身在其中，此时是身在其外。身在外，容许远看，就见到一时一地以外的，也就难免想比较一下。忽然飞来一句，见于《旧约·传道书》，我诌文时不只一次引用的，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交心也可以这样说吗？想了想，答话是：就“类”说是这样，就“个体”说不是这样。所谓就类说，是由盘古氏(假定有)起，到爱新觉罗·溥仪止，都要求率土之滨奉正朔，心仪《公羊传》的“大一统也”。但那要求是偏于“身”的，或说消极的，即只要你不想也坐宝座，就无妨如严子陵，去钓鱼，或如柳三变，去写“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交心就不同了，要写：在这伟大的时代，我有时还想隐居，到富春江边去钓鱼，或带个情人，喝二锅头，唱小调，可见我旧的思想意识是如何浓厚，应该加紧学习，早日脱胎换骨云云。显然，这所交之心，前半可能真，后半就可能是交代或检讨八股。八股而仍须写，就是因为形势要求的是“心”的大一统。这与旧时代相比，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
其四，还要说说交心之人，比如也乐得心能大一统，这容易吗？我的经验是不容易。这要怨上帝，如果人真是他造的，我们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不千篇一律，而偏偏成为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不同，也罢，又偏偏不多给一些“变”心的能力，或者说心之上再来个心，具有使处理日常事务的那个心想什么、信什么的能力。话说得有点缠夹，改为用实例说。如有的人怕鬼，读了些科学常识书，心想改怕为不怕，可是暗夜经过坟地，还是毛骨悚然。又如哥白尼研究天象，变旧说日绕地为地绕日，受迫害，为平安，不如变所信，可是他做不到，因为理性作了主，他纵使想改变信念，也找不到能够左右理性的力量。唯一的躲闪之道是说假的，心里信煤是黑的，嘴里说煤是白的。现在复看交心材料，真坦而白之，就都是煤是白的一路。当作闹剧看，也好玩吗？其实不然，因为除了浪费(编造的)精力、时间、纸张等之外，还会带来苦。小苦是不愿说假话而不得不说假话。还有大苦，是钻入这个存储假话的报纸小本本，就感到不再有自己。“吾丧我”是道家的理想境界，可惜我是常人，修养差，经过多次学习、运动，还愿意能够保留个“自己”。
其五，说到常人，干脆就为常人再说两句。推想常人是都愿意保留个自己的，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就让他们把心放在肚皮里，不交出来吧。但这样还不够，因为要有个前提来保证，这前提是：张三希望李四交心，李四不交，张三无可奈何；李四希望张三交心，张三不交，李四也无可奈何。
可以结束了，神经过敏，忽然想到，以上这些发微的话，惯于“吉甫作诵”的人如果看到，一定很不高兴吧？因为，至少在我未交的心中，过去有些新猷是并不值得歌颂的。皆往矣，争论这些干什么！不如放下笔，到长街看看，烤白薯是否又涨了价。
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