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概念这一科学家思维上的突破带来的是科技上的突破。举电子电器产品为例，“模糊”概念的引入，将使冰箱抛弃或断电、或保持恒温的两极选择，而进步到可以根据不同冷藏食物的实际保鲜需要自动调节温度。这是“模糊”概念拟人的效果；举识别陌生人为例：给你提供精确到分毫的资料：身高177.65公分、体重65.33公斤、鼻梁坡度为……不啻让你大海捞针；但如果只向你描述一个大概：中等个头、戴眼镜、相貌英俊，反而能助你很快地认准目标。这是“模糊”概念吻合人类思维本质的效果。
“模糊”概念对人类科学认识世界的贡献是双重的：它不仅比“明确”更进一步接近了真实，而且把对真实状况的描述更精细化了。
科学上的“模糊”概念是从人的感觉中“提炼”出来的，将其再回归于对人类社会状态和人性状态的描述，却是在搜肠刮肚，实在找不出达意之词时不得已而反借的。
为了一些令人头痛的定义问题，我将所有的现有名词都搜寻遍了，横是没有合适的既定框框去取代一系列越说越模糊的概念。如今这年头，崔健吼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你说你洁身自好，甭去搭理别人，谁不想，可行吗？
不论如何坚持立国之本，“最惠国待遇”总是要的。瞧瞧“关贸总协定”里那些领导潮流的，哪个不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妥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不妥协？仍闭关锁国穷到底？可这又怎么体现自己的优越性呢？
民主也肯定是要的。但从我爷爷奶奶我爹我娘过到我自己这辈，不也没见过我想要的那种西方民主是什么样的吗？长到二、三十岁，在西方不过就呆了二、三年，还是找不到感觉的非公民。架不住血统里领导或被领导的惯性，天生没长一双平视众生的眼睛，闹起民主来就象走迷魂阵，好端端地看着目标，却死活走不出骨子里的那层意思。
再说到我们自己，早些年前出国时对政府感恩戴德得难以形容，前些年进而步之要求民主要求得与政府反目为仇，而这半年来那些在游行示威中冲在最前面的民主斗士又不乏杀回马枪者，爱国也好向政府示好也罢，那些头脑最灵活的正纷纷东山再起，一时间“投股”新形势的协会公司林立得象飘扬在一座座山头的义旗。有人除了一颗“曝光”的雄心外再无原则，有人招架不住兴趣和信念的变迁，你弄得清自己吗？
天底下究竟有没有彻底到革命的玩艺儿？往远了说，法国人够彻底的了吧？国王的脑袋都敢砍，拿破伦的革命风靡了整个欧洲，可那又怎么样？革完所有君主的命，就轮到他自己想君临天下了，兜了老大一个圈子，也不知是开整个欧洲的玩笑还是开他自己的玩笑；往近了说，这些年中国人奋而西学崇洋，及至全盘否定黄河文明的《河殇》红遍了大半壁江山，但艺术粗糙的《渴望》也能撩得万人空巷。这就得牵扯到中西文化的两难处境：资本主义在带来物质进步同时，也带来了无法解脱的精神世界的危机；而中国文化中既有一整套“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构成对人的压抑，又在统治和隶属关系中浸润了血缘情感的相互顾念，这些个唇亡齿寒的“连体婴儿”，怎取怎舍？物质文明固然令人向往，但又怎能与此同时控制住对人与人疏离的恐惧？
凡共产党眼里国民党都是反动派，凡国民党眼里共产党都是赤匪，那种论调已是老皇历了。现在的人，在政治上“模糊”到台上台下唱的不是一出戏、在性别上“模糊”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不容易出洋留学来了，又“模糊”到以为是插队那会儿，诸如此类的不伦不类稀松平常得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风闻有人斗胆说西方文化已经变成了全世界人共有的文化，这我是不轻信的。但飞机火箭卫星电话把全世界的小道消息大道新闻一锅烩炒共产，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集体国家地球等诸多不同档次不同内容的利益纠缠不清地搅和在一起就象乱麻扯都扯不开，倒是确有其事的。总之要想到北京周口店人时代的纯朴是绝无可能了，就是恢复到除了阿尔巴尼亚和北朝鲜之外都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纯洁性上，怕也不易了。别人说了什么、干了什么，你就是不想知道也硬往你眼睛耳朵里钻，听见了、看见了，要想控制住神经不动弹肯定是控制不住的。苏联解体，中国在为解除一大忧患松了口气之余不免增加了很多后怕；中国猛一家伙经济强力回升，西方东方有钱人骂娘的唾沫星子还没落定就敢往非民主之地大把大把地下赌；而有人玩人权就象放风筝，松松紧紧拽的不是政治而是经济这根线，有点象中国人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是受限于情场规则而是受制于官场规则，你知道谁跟谁、啥事和啥事搭搁着吗？
梁晓声有篇小说《冉之父》，说的是一位闲云野鹤式的老学者，和一位性情极其和善、从不跟人吵架的护士，在双方都被种种矛盾逼迫到极点时遭遇在一件区区小事上，竟闹出了人命案。梁晓声倒没从“模糊人”这个角度提出问题，而是细致可信地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在被自身与外界的种种矛盾逼迫到极限时，他的行为方式是完全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这就是说，我们连自己的性格都能“模糊”到吓住自己。
被作家学者们描述到词穷都没腾出功夫来归纳的一个真相是：这世界不根除积习也不维护永恒1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芸芸众生之“模糊”是全历史、全方位的！一被外界八方合力所牵制，二被自身根深蒂固的惯性与躁动不安的欲望所驱使，两相夹击之下，国家、党派、团体和个人的纯洁性自由度究竟能有多大？如果用坐标系来表示时空，从横向的空间来说，就连一向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新闻真实性原则，其实也只表达了人们对理想境界不懈的追求，而并没有揭示新闻的本质状态：它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自由；从纵向的时间来说，科技的进步已经使时间的流逝不再如以往那样十年只表现出一层意思了，如今邓小平要是前脚住进医院，香港股市后脚就会暴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把这个世界变成了环环相扣的联锁反应堆！
可在这个“模糊”得让人目不暇接的世界上，偏有如此众多偏执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别人、看待世界的目光。你想“模糊”一把？不少人可还在非此即彼，仿佛一边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把中国的黄土高坡用大西洋的海水洗蓝，而另一边则完全可能对苏联的崩溃美国的富裕忽略不计。但等我们凝神定睛想认真给自己归归类时，那些可供选择的类别，竟全都模糊得让人弄不明白他们到底是哪部分的。这就是我们所置身的尴尬处境：一个早已糊涂得一塌糊涂的世界里竟挤着这么多邪了门地坚信自己清白的君子。就连中国最具有模糊倾向的中庸之道，也因其仅限于感觉和经验的纠集，缺乏对人和社会之“模糊”规律深刻的发见，而落得轻易就被激进派批判得体无完肤。
不光是在政治上，就是社会学科的学者专家一听见有人张口讨论人之本性，也会忙不迭地劝其回避，告曰那是陷进去就拔不出来的泥潭，且与本学科偏离太远。然而，正是一切人文和社会学科赖于建立之上的人性“模糊定律”之不能成立，才导致了人对自我本性的曲解和社会科学的幼稚。从“性本善说”到“恶性学说”，我们何曾有过一个与科学上的“模糊”概念同样先进的对自我的注释？——人的本性是无法用“善”或“恶”这样两极的、固定不变的概念来描述的，它更接近于人性的进步与原始欲望之间永恒斗争与妥协的状态，它时时的变动是它因人的内在矛盾和外界合力给它提供的回旋余地大小而“调节”的结果。正如丰衣足食下的人能够有较大的余地表现对他人的同情，而穷困到只剩下最后一口食时，他的人性化表现余地就会急剧减小。“当局者迷”的人类，如果将“模糊”概念重返人类自我本性与社会科学，用鼓励的手段张扬人性化的一极，用惩罚的手段遏制欲望扩张至危及他人的另一极，承认并维持社会介于合乎人性本质的“模糊”之中，恐怕会比非此即彼的社会观更贴近人类社会的真实状态。
当然，行动者常常是以偏激的“非此即彼”为进步开路，然后再由历史矫枉过正或抛弃它们的。如果没有“五·四”的重炮猛轰，就没有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的进步；如果没有拿破伦的革命，欧洲人也不会这么快就用拿破伦传播的民族与人权思想最终破灭拿破伦的君王梦。然而思想者呢？他追求的是能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下沉淀出思想的固体结晶，因此他就无法以一时一事的功利为准则，就无法以不诚实、非理性的态度随波逐流，就只能寂寞地独立于行动之上，就只能直面这“模糊”的世界、“模糊”的世人和“模糊”的自己，与非黑即白的思维惰性抗争到底。
抒臆集
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