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虽然只写了六位批评家，却涉及了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涉及不少长期争论不休，夹缠不清的历史是非和人物评价，因而难度很大。作者从最初发表有关的研究论文算起，到书稿完成，中间经过了大约整整十年光景。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作者说，他是“怀抱着同情，怀抱着理解”，“走向每一位已经逝去的批评家”的。总观全书，你就会发现，此言不虚。因为这并不是一纸空洞的声明，而是作为一条实实在在的重要学术原则，被认真地贯彻到作者的研究实践中去了。在这里，无论是同情，还是理解，都包含了对研究对象的尊重：首先是人格上的尊重，同时还有学理上的尊重。由于有了这种尊重，研究者就有可能从各个批评家所处的具体情势和具体文化历史环境出发，把全部有关的因素都过细地加以考虑，然后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与判断。
以对周作人的评价为例。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对他有了一些研究，且呈逐渐深入之势，但也颇有争议。从本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作者但对有关的情况和问题都了若指掌，自有不同的招数，即把政治的评价和学理的评价进行了区别。比如，在五四时期周作人的评价上，他既充分肯定了这位批评家提倡“人的文学”，标举人道主义的历史功绩，又从学理的角度对其人学所包含的两重二元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至于后来周作人的失节，他当然无意于回护，但在学理上却没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决不轻易地因人废言。尽管他的某些具体结论未必都能站得住，但作为一种顾及全人的建设性研究态度与方法，却是有意义的。
能够作到对笔下六位批评家的理解与尊重，作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护短，也不苛求，是因为作者在方法论上有一种可贵的多元意识。多元，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观念，是对着独断说的，对着各种形态的文化专制主义说的。在刘著中，多元精神既表现为作者心目中的批评格局，批评方法，批评观念、理论，批评模式，批评标准，批评流派，批评风格等，也表现为作者本人的研究角度、心怀、态度等。比如，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他就是着眼于六种互不相同而又各具特色的批评模式的。按照他的划分，“周作人代表着‘人的文学’，茅盾代表着‘人生文学’，李健吾代表着‘纯美文学’，梁实秋代表着‘古典文学’，周扬代表着‘政治文学’，胡风代表着‘主体文学’。”他高度评价了周作人批评思想中的宽容主张，而他自己也正是以这样的心怀对待他笔下的每一位批评家的。他不仅超离了人们在历史上的宗派、纠纷、对立乃至仇视，而且也绝少以自己的主观好恶而感情用事，抑此扬彼，轻率褒贬。有了这种多元意识，就有可能对于研究对象作多角度、多层次的剖析，就有可能顾及到多方面的因素，从而避免极端和片面的结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胡风悲剧的分析。作者认为，胡风的悲剧既是时代造成的，也同时是他个人造成的。胡风的理论主张，在总体趋势上，必然有意无意地把别人的和他自己的思想引向不自由的境地。作者说，当胡风“极力促成一种不宽容的文化思想氛围形成时，他就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无以摆脱的绞索，这样除非他放弃思想的自由与独立，否则，他会像一切要求思想自由的人一样，要在这根绞索之中丧失他思想的自由与独立”；“而那些批判胡风加固这条绳索之强度的人，如何其芳、周扬等，也都或先或后终于未能逃脱这根绞索”，成为牺牲品。这是让人震颤的分析，显得冷峻，但却是事实。作者是严谨的。
(《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刘锋杰著，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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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