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段讲的是蒲柏和“蒙塔古小姐”的恋爱恩怨，以及他如何因此愤而写出优秀的讽刺诗。这节“逸事”虽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其中不少描述很有点离谱。首先，并不存在一个什么“蒙塔古小姐”。这里我们不妨摘录《牛津英国文学辞典》中的一些有关介绍文字：
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一六八九——一七六二)，原姓彼埃尔蓬，为金斯顿公爵之女，少年时开始写诗，并自学了拉丁文。一七一二年和爱德华·蒙塔古秘密结婚。四年后蒙塔古先生赴土耳其出任外交使节，她随之前往，并在那期间写了著名的《土耳其信札》(她死后于一七六三年出版)。她一七一五年不幸染上天花，一七一八年回国后把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引入英国。此后二十年里她在社交界十分活跃，以机智闻名，写了很多诗歌，还给杂志写稿。一七三九年后她再度随丈夫出国，在法国和意大利度过约二十三年时光，并给她的女儿陆续写了许多信件。她的作品得到了伏尔泰的称赞，其中尤以书信流传最广。她和蒲柏之间的纠葛也很出名。在她居留土耳其期间以及此后一段时间里他们关系密切，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反目成仇。
也就是说，蒲柏先生成名时，这位女士已经出嫁——蒙塔古就是她丈夫的姓氏。这时他们的关系很好，就蒲柏这一方说，还很“热”(蒙塔古夫人在土耳其期间他写了感情外露的信件，以及他的唯一的以热烈情爱为主题的诗《埃洛莎致阿伯拉尔》)。《大观》中“求婚”一幕(蒲柏是天主教徒，不会打让她离婚的主意；且不说当时非天主教徒离婚也不易)从何而来、又如何会有“蒙塔古小姐坐在椅子里的身体向后一仰，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之类的生动场景，实在让人不得其解。
至于他们为什么交恶，打开了笔仗，其中缘故世人并不了解。有人猜想是蒲柏曾表示想把友谊上升为某种更深的恋爱关系；蒙塔古夫人企图以玩笑方式轻描淡写地对付过去而没有成功，于是引起怨恨。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大观》却把猜想乃至“演义”当史实、讲得有鼻子有眼。(其依据是什么？)更何况由于基本事实有出入，使蒙塔古的形象完全被歪曲，仿佛她是个极为轻薄虚荣并毫无同情心的小姑娘。但实际上，两人关系破裂时，她已为妻为母多年，并因患天花破了相，是很有阅历、博学多才而又极为机敏的先驱女作家之一。
蒲柏虽然曾写过“宽恕最可贵”的名句，却并不以开朗厚道著称于世。他后来对蒙塔古一直耿耿于心，屡屡借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之名骂她。但是，说他“最优秀的诗作都来源于爱情的失败”，却未免太过分。蒲柏曾在《批评论》、《人论》等名篇中探讨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和文学问题，曾讥讽文坛上许多人物和现象，也曾专拣议会开幕的日子发表诗文几乎是公开点名地抨击政界和商界的权势人物以及当时搞得沸沸扬扬、连累千家万户的股票丑闻(那时股票在英国尚属新生事物，搅得人心浮动，如在前两年的中国)等等。就蒲柏的艺术成就来说，女人实在不见得是头等重要的促因。
顺便说，十八世纪英国的民风和文风都还的确有几分“野蛮”。文化教养优良如蒲柏，在诗里骂起“萨福”来不惜刻毒地把她的爱情和“p-x”(指梅毒)联系起来，颇有人身攻击意味；而身为贵妇的蒙塔古也毫不“笔软”，回骂时甚至残酷地指涉对方的生理缺陷(如驼背)。这些不免有点骇人听闻。但转念想想那时的人倒也不失为率真痛快：男人可以不那么绅士，女人也可以不那么淑女。而且也不是动不动就因“诽谤”上法庭、打官司、讨赔偿，把一切人际关系，一切爱和恨都化为某个数量的钱。
蒲柏和蒙塔古夫人身后多年被莫名其妙地拖进一出二十世纪人编造的恋爱肥皂剧。我猜不出两位善骂的讽刺高手若是有知，对此当做何反响。也不知《大观》中别的名人景况如何，但愿他们的逸事“逸”得没有这么远。
读书献疑
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