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第四期中有三篇文章，各从古今中外谈到刚成历史的那些历史。王蒙的《想起了日丹诺夫》，拿苏联做镜子，虽顾左右而并非言它。汪子嵩的《海阔天空自我飞》谈冯友兰，语气殊自平缓，护人责己，都有种“俱往矣”的冷静。第三篇是李辉的《走出历史的影子》，所涉红卫兵问题之大之深之切，远胜于前二者，因而拘谨直如火中取栗。也难怪，巴金老的“文革博物馆”，究竟该装些什么？罪与罚，还是忏悔录？伤痕反思了二十余年，反倒越来越搞不明白，“恍如隔世”的说法成了<SPS=1699>避乃至粉饰文革的借口。但文革何其远？君不见现在社会各阶层的中坚实权者，不都是文革中人么！且不论那时是当权还是失势，也不管现在记恩还是怀仇，文革作为中国人性史上的空前的失控状态，谁又能逃脱它的影响，谁又能洗刷干净！李辉把这些“历史的影子”总结为无奈的尴尬，矛盾的多重性格。总之更多地把红卫兵性格看成客观存在，虽提请注意，却又无奈之何。这显然是不够的，难道因为痼疾与健康交结，就不忍刮骨？难道因为权势地位的成就，就淡化了芜杂的灵魂？这不是苛求，新时期的无数成功，这一代人功不可没，但同时出现的诸多社会毒瘤，这一代人又怎能逃脱干系？因为他们以年富力强承担了时代的重任。但“如履薄冰”者有几许？自我拷问曝光者有几许？也许正是由于这代人现在的势权地位，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对文革的漠然化程度，就连《走出历史的影子》本文也不得不处在这种阴影之中，无法作更多正视和拓展。
　　三个人三篇文章，实出同一心。比较三文三人，虽各有好恶深浅的不同，相同的却是对历史的不依不饶的追问中的对现实的责任感。在这样疾速变更的时代，我们已无所取法也不敢取法，唯有历史余留在我们心中的伤痛，可以稍稍激发我们的聪明。
　　说《读书》
　　西南师范大学附中　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