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地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作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就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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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评述东方大事，写《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胡适那时在青年人心目中，包括在青年毛泽东心目中，恐怕也属于“思想界的明星”。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坦然承认，他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这个情况，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有所反映。
据汪澍白《毛泽东思想的双重渊源》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的分析，毛泽东同斯诺的这段谈话，把时间说得稍早了一点。毛泽东心目中楷模的转换，当在他从湖南一师毕业以后。一九一八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八月第一次前往北京。这一次北京之行，对青年毛泽东眼界的开阔和思想的变化，影响极大。他和他的新民学会会友们在北京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风云人物，曾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到北大文科大楼同会友们各谈话一次。“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见毛泽东所撰《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据胡适晚年同他的秘书胡颂平谈话：“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京，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里写了些什么，胡适没有谈，信也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胡适说，他曾把此信交给一位姓竹的保管，抗战期间放在上海，那人“怕生事，把它烧掉了”。不然的话，《早期文稿》中该可以又增加一篇。
居京半年多经沪返湘后，毛泽东很快在湖南投入五四爱国运动，并于七月十四日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湘江评论》明显地受陈独秀、胡适所办的《每周评论》的影响。《湘江评论创刊宣言》，讲浩浩荡荡的新思潮，“见于思想方面”的，就举了“实验主义”，这是胡适宣传实验主义的一个反响。《湘江评论》出版后，《每周评论》在“新书评介”专栏作了介绍，视之为兄弟刊物(“我们新添的小兄弟”)，赞扬其长处在议论，尤其称赞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这篇评介末尾署名“适”，许多书籍迳称其作者为胡适，有的叙述得谨慎些，不管怎样这些评介总是代表“我们”(《每周评论》编者)的观点吧。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引起了一场大论战的文章。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湖南订定和发布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洋洋洒洒列举了大小一百四十多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虽然这只是一纸章程，并没有形成组织和开展活动，但这章程至少可以算作一篇很花了力气的文章吧。写这样一篇文章，当然是对胡适文章的一个响应，尽管毛肯定不会完全同意胡此文的主张。至于李大钊八月十七日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驳胡适，毛泽东在发布这个章程之前，是否读到过，现在不可考了。毛泽东选定马克思主义，主张新民学会要成为“主义的结合”，认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那是他在一九一九年底第二次赴北京以后的事情。
第二次赴北京之初，毛泽东自知：“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这是他在一九二O年三月十四日给周世钊的信中所说的。收入《早期文稿》的这封信，两处提到胡适。一处是说毛泽东自己认为求学实在没有必要非得“出洋”不可，“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一处是说“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非留学篇》是胡适一九一四年发表在《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本上的文章，估计毛泽东不易读到，很可能是胡适自己告诉毛泽东的。自修大学一事，胡适晚年日记中(一九五一年)曾有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O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演讲，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在胡适著作目录中，查不到有“一个自修大学”的演讲，主题相近的演讲，则是这年一月一日在天津觉悟社谈工读问题，强调实行工读的人应该注重自修的工夫。胡适当时的日记，记载有一九二O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湖南事，当指湖南人民发动的驱逐军阀张敬尧之事。毛泽东这一次去北京，首先就是为了“驱张”之事。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也讲到这次他去北京，“还见过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谈政治(“驱张”)，又谈求学之道(留学和办自修大学)，大概是毛拜访胡所谈的范围。
《早期文稿》中有一封一九二O年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这是一张明信片。据白吉庵所著《胡适传》(人民出版社)，此信乃“胡适存件，1584号”。存件中只有此件，则“在沪上一信”，或者是没有达到，或者是没有保存了。
毛泽东这次居京四月又经沪返湘，在上海见到陈独秀，曾经同陈讨论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和湖南自治之事。在北京同胡适谈话，不知是否谈过这个问题。毛泽东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讲这个问题的文章，确曾说过：“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后来，毛泽东向斯诺回忆起当时的思想，也说过：“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驱张”与“自治”，是政治活动。学问之事，在船山学社把自修大学办起来，是一九二一年八月的事了，毛泽东回到湖南不久，于一九二O年八月先发起办文化书社。这是一个以传播新文化书刊为宗旨的书店。《早期文稿》中有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营业报告》和《通告好学诸君》，所列举的重要书籍，有胡适作译员的杜威演讲集，还有“胡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反映出来的胡适的影响，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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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确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从事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以后，就政治立场和道路来说，同胡适就分道扬镳了。
但是，分道扬镳，并不意味着完全敌对。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写了一篇《外力，军阀与革命》(此文已收入前年新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之中)，分析中国各派政治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那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进行民主革命，是革命的民主派。胡适，则和黄炎培一道，被当作新兴的知识阶级派的代表人物，被归之于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期望并且预言，革命的民主派和非革命的民主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正好发表在胡适关心过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的创刊号上。
同中间派包括“非革命的民主派”合作的主张，可以说，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贯穿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之中。
对“非革命”的胡适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寄予期望的，不仅毛泽东一人。《周恩来早期文集》中收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上的《评胡适的“努力”》一文。周在文中称“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但对胡近来在《努力》上发表的政论表示非常失望。周的结论是：“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但又说，胡先生说过“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我们便因此假定胡先生确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真能做他所谓‘君期我作玛志尼’的玛志尼”。
毛与周，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法国，对“非革命”的胡适表达了几乎同样的期望。这恐怕是曾经对新文化运动明星胡适有过敬仰之情的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当时共有的期望。
但是，共产党人的这种多少带有一厢情愿性质的期望落空了。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时期，国共同胡适的合作，始终没有成为现实。
国民党“清共”“剿共”以后，胡适尽管同国民党也有过龃龉，在根本的政治立场上，是明确地站在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一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不可能说胡适的好话，这是很自然的。“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这是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中痛斥胡适的一首杂文诗。鲁迅帮他化名发表，并把它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中，以广流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很能代表那时左派对胡适的态度。
近读《胡绳文集》，青年胡绳一九三七年写了一篇《胡适论》，一开头列举了胡适向溥仪跪拜的故事，他的“中国的五大仇敌”(否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说法，他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他对于李顿调查团的歌颂，他在两广异动、陕西事变中发表的言论……认为这些都使他这位五四时期的明星在历史的实践上成为褪掉颜色的人物。“‘胡适’两个字，在现在已被看做是保守的、中庸主义的、绅士派的学者的代名词了。”
这篇文章值得注意之处，不在它对胡适作了这样的描述，而是在于它明确提出，在即将爆发的中国的民族解放的抗战中间，“布尔乔亚也可以有它的一个哨岗”，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的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然是我们的战友，“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意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这里实际上讲到了抗日战争中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战线。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讲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要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高度。
至于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毛泽东书信选集》收有一九三六年九月给蔡元培的长信。一开头就回忆旧交：“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然后提出：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最后归结到希望蔡先生“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信末列了一个从宋庆龄到舒新城共七十人的名单，“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这个名单中，当然不能没有“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中毛泽东结识的“学术师友”胡适之。胡不是为长城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写过一篇白话、标点的新式碑文，刻在石上，后来又被害怕“刺激”日本的当权在势者用砂土给埋没了么？他为此不还写过“雾散云开自有日，暂时埋没不须悲”的诗句么？胡适如果读了毛泽东此信，也该考虑“何以处此”吧。
抗战期间，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论》，讲到五四运动时有左中右三派，讲到欧美派文化人参加过文化“围剿”，都没有提胡适的名字。一九三九年二月毛泽东有三封长信给陈伯达所写关于诸子哲学的论文提意见。有一段话说：“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和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章，是章太炎，梁，是梁启超，冯，是冯友兰，胡，就是胡适。毛泽东要求作者申明：“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这里还是两分法，有肯定，有否定。说明对胡适的肯定方面的事例，还可以举出一九四二年春陕甘宁边区编印的《文化课本》。这课本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几位同志编的，毛泽东给写了个序，两册七十八课中，有一课是：胡适的《黄梨洲论学生运动》。
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竟然也讲到了胡适。这是新近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提供的信息。那是在毛泽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党的老干部要尊重抗战时入党的大批新干部，不要使他们感到老干部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谈话的，要谈话的时候，先要想几天几夜。“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胡适的名言，见之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尝试集>自序》，说的是不用典故、不用套语、不重对偶的白话文和白话诗。毛泽东显然是信手拈来，别作他解。不是讲如何写白话，而是讲要让人家没有顾虑地说出自己心中想说的话。信手拈来，一下就拈出胡适的一句话，可见毛泽东早年读过的胡适的一些话，在他那里印象如何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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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夕，一九四五年七月，六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来延安访问，其中有傅斯年。傅斯年也是毛泽东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的旧识，毛泽东给蔡元培的希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中也曾提到他的名字。《胡适传》据杨向奎的述说写道，毛泽东曾请傅斯年回去后，“代问老师胡适好，代问同学顾颉刚好”。(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也曾提到顾颉刚，说他参加了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签名。)这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希望同胡适这一派知识分子在抗战和建国中合作的意向。
八月日本投降，国民党邀毛泽东到重庆去谈判。国民党的目的，是用谈判和武力这两种手段来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从而消灭中国共产党。胡适在八月二十二日从美国打来电报，请王世杰转交毛泽东。电文开头是：“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然而，胡适陈述的意见，是要求“中共领袖诸公”“放弃武力”，“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只要“放弃武力”“公等二十余年的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请看，这里用“内战”、“毁灭”、“完全消灭”来威胁共产党，且把内战的责任从一心想发动消灭共产党的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身上卸脱下来，加到共产党的头上。胡适后来说他始终没有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不回答，不正是还对胡适留有余地吗！
不久，国民党撕毁同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重庆签定的政协协议，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在攻下张家口之日，决定撇开共产党和多数民主党派，于一九四六年底单方面召开所谓“制宪国大”，一九四八年又召开所谓“行宪国大”，胡适都参加了。在“行宪国大”上，由蒋介石提议，经胡适应允，几乎还演出了选胡适当总统的一场戏。
然而，内战的进程，出乎发动内战的国民党的预料，当然也出乎拥护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胡适的预料。国民党的军事胜利没有持续多久，几百万大军很快就溃败了。一九四八年年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
对于围城中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还有争取他的打算？记得仿佛看到过一位民主人士的回忆文章，说他那时到了西柏坡，见到毛泽东，谈起这个问题。可惜现在遍寻不见，无法征引了。现在能够征引的一项文档材料，是有关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毛泽东年谱》记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给平津前线的一个电报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燕京是司徒办的学校，陆志韦当然和司徒有联系，但燕京教职员中左倾者不少，陆志韦态度亦较民主，我们应采保护政策。”另外，我清楚地记得北平解放后不久曾听说过，围城时地下党向胡适做工作，争取他留下，说他还可以做北平图书馆馆长。但这在当时就是随便听说，并非当事人提供的可靠信息。现在问当时的同志，问到的人没人有此记忆。倒是在《胡适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形势很紧张，有人传说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已经宣告任用胡适做北平图书馆馆长了。胡适听了之后，微笑地回答说：‘他们会用我吗？’”胡适认为共产党不会用他，而走投无路的蒋介石，这时派陶希圣到北平来，请胡适到南京去接替翁文灏当行政院长。胡适说：“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两三个教授的主张，那是万万做不得的。”胡适没有同意做行政院长，但表示“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坐派来接他的飞机飞到南京。十七日他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是办燕京大学的司徒)长谈。据后来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透露，胡含泪向司徒进言，想说服美国“帮助蒋氏进行战争”，因为蒋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他自己则“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
接着下去的事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中共权威人士声明，宣布了四十三个头等战争罪犯的名单。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电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这个电报中说：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电称：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讨论战犯名单，认为尚有许多战犯被遗漏。许多学生和教授认为名单中必须包括战争鼓吹者胡适、于斌和叶青。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发表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再评美国白皮书的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说到对于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胡适被指为这极少数人中的头一个代表。
这样，从当时来说，胡适自己和毛泽东在政治上都没有再给胡适留余地了。此后胡适来往于太平洋两岸的美国和台湾，在考订《水经注》之余，作过不少政治演说，俨然一个反共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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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就红楼梦研究问题写了一封信，发动了“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由此而开展了一场领域广泛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说过的，“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吧，当时说，这“须在另一时间去做”。此时，就是这“另一时间”了。在大书小识的前文中，我谈过对这场批判运动的看法。这里只想补充我记得的两件事。
一件事是：在批评开始以后，普遍提出了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怎么看待的问题，记得曾经听到过传达，说毛泽东说了，胡适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些以后可以说一说，现在不必多讲。这很像毛泽东关于陈独秀所说过的话。在延安整风时的《怎样研究中共党史》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说过：“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在七大回顾党的整个历史的时候，毛泽东又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毛泽东列举了陈独秀领导五四运动，主编《新青年》杂志，提倡作白话文，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党，这些功劳。然后说，“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另一件事是：有一篇批判胡适政治思想的文章，把改良同革命完全对立起来，对改良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毛泽东说，作者太年轻，完全否定改良，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中宣部就胡适批判的情况和问题给中央写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个缺点及其他一些缺点(如对胡适提倡白话文也加以批判)，毛泽东批转了这个报告。
我们这里大批胡适的时候，胡适在美国纽约正是很潦倒的时候。他很关注这个批判，常要当时他身边的青年学者唐德刚给他提供这方面的材料。胡适向唐德刚口述自传的时候，引用了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家协会开列的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影响、《红楼梦》研究等方面对胡适展开批判的计划，不无得意地说：“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有‘余毒’未清呢！”据唐德刚说，那时胡适还对他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又说：“我在这三十年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全国人知道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胡适回到台湾当中央研究院院长。在美国和在台湾，胡和蒋之间，由于同《自由中国》杂志有关的政治纠葛，发生过一些矛盾。比如，一九五六年这个杂志发表胡适为蒋祝寿的文章，要蒋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而能驭众的元首，蒋氏父子的人曾对胡适大张挞伐。台湾当局“国防部总政治部”在其“特种指示”中称：《自由中国》“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论调”；在其《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子中，还用“有一知名的学者”的语句不指名地攻击胡适是“共匪的帮凶”！
一九五八年秋天炮打金门时，我们同美、蒋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微妙。我要拉蒋拒美，美要压蒋就范，我与蒋的共同语言是一个中国。不久前出版的吴冷西《忆毛主席》，记载了炮打金门时我们同美、蒋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毛泽东当时指导这一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吴冷西回忆说，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拚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一点反美积极性。美国逼得急了他们还是要反抗的。过去大骂胡适，罢黜孙立人，就是例证，因为他们捣乱的靠山是美国人。
看来，怀疑胡适仗美反蒋，余威尚在，是海峡两岸当局此时此事上的一个共通的揣测。毛泽东当时还起草过一篇后来弃置未用的告台湾同胞书稿，其中写下了这些意见。这恐怕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写到胡适的地方。
至于谈到胡适，我知道后来至少还有一次，那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同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那一次我参加了，据我的笔记，毛泽东谈到红学时说：《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这大概是对胡适的贡献以后可以说一说的一点实践吧。
大书小识
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