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这样一个谜语，谜面为：传统经济学的教科书。谜底是：一本正经(“政经”的谐音，即指《政治经济学》)。我们无须否认，这一谜语真实地反映了传统经济学教材教学的情况，同时，也侧面地描绘了中国传统经济学的面貌。从做过传统经济学研究的研究者，到设计这种经济学教材、课程的教师，以及受过这种传统经济学教育的学生，都无一例外地曾将经济学简单化为两部论，即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由此而来的，是经济学研究停留于经典作家已有的理论上，不再有发展。当我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时，实际上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悲剧，因为在现实已经大为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僵固于几百年前的结论与预计上。
一场根源于现实经济矛盾而产生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中国经济学研究者们的目光从简单的诠释与批判调转向了现实经济问题。当研究者们面对活生生的现实经济变革时，大量的经济问题与新经济现象一时间使人眼花缭乱，无从辨析，人们很难从已有的经典理论里找到答案。于是乎，伴随经济的对外开放，经济理论的引进也骤然风起云涌，新学说、新观点、新方法，甚至于新的名词语句，迅速充斥了报章杂志，理论不再有西方东方明确的“阶级界线”，纵横坐标上加曲线的分析也成为时尚，当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还在被使用，但确实有了新的解释与内容。虽然说，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造就这样或是那样的经济学学派，但实实在在地创造了经济学的繁荣，就连大量的工科院校里也开起了经济或是管理课程，反映出这场经济革命对于经济理论的推动。同时，经济理论的繁荣又大大地促进了经济革命。
从经济理论的变革过程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给予的，是对中国传统经济学的历史性遗落的一次寻找与回拾。在这样的寻找与回拾中，我们离现实的经济问题与现象近了，离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也近了，离我们至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尊重、学习、继承、发展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科学研究方法也缩小了距离。
但是，毕竟我们所形成的历史遗落太多，寻找与回拾的路还很长也很曲折。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大大快于理论的准备时，人们也就开始有了理论无所适从的疑惑与不安，对所有理论总是带有审视与怀疑态度，传统的也好，引进的也好，包括土生土长的，似乎没有什么理论是真实可靠的。一时间，经济学理论很快被经济技术、经济管理和经济操作的研究所代替，理论家们也大量成为经济方案与经济技巧的设计者，我们很少看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探讨，也没有面对经济现实的新的经济学概念的产生，至于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的研究，更是少见不怪了。
这是中国经济学(或许还包括有其它理论学说)的缺憾，或者说，中国经济学在历史变革中的历史遗落大回拾中，还没有真正完成这种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任务，这就是对他种经济学理论中人类共同精神财富持久不懈的了解、尊重、信任和学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深入探索和继承、发展。说到底，我们对人类共同精神财富还不具足够的信任和信心。
高小勇这次“诺贝尔大追寻”完成了一次中国经济学人与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特殊联系。系统学里有一条规律：在系统内的研究者研究本系统，得出的结论必不完全客观，在系统外的研究者研究本系统，得出的结论必不完全真实。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得主们对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评论，自然落入到了这样的系统学的规律范围内。翻开手中这本“大追寻”，彼岸的经济学大师们对于中国经济现实的了解，对于中国经济学的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评说，其真实性是应当有折扣的，其具体评论的价值与可操作性是弱的；但是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对于经济学作为人类思想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认真态度与探索精神，尤其是在经济学理论到现实的发展与结合问题上，他们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对于中国经济现实的看法与评论，应当说是客观的。就此而言，这本“小小”的“大追寻”著作并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治理中国经济的良方，如果以为这次采访会得到直接处方，那就是对“大追寻”真正成果的忽视了，若是将一些大师即时即兴的评议作为政策设计的考虑，那也是对“大追寻”的误解了。在问答方式“采访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得到更多的，决不仅仅是这些文字所表达的直接意思，而是这些文字所提醒的、启示的思考、琢磨，以及不尽的探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消息报编，中国计划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8.50元)
品书录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