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一个近三十的女人，对于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的相貌，还肯说好，对于二十三四的少女们，就批判得不留情面了。
钱钟书在《写在人生的边上：读伊索寓言》里的这句话，大概也是属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之列。有一天，在《写在人生的边上》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中国和日本的文字缘。古文大家、翻译大家林琴南对日本的文字，似乎就颇有些不留情面地一概批倒的严厉。据说，林琴南极其厌恶与汉语相似、却不是地道汉语的“东洋俗语”。不过，据钱钟书考证，在林琴南自己的翻译和写作中，他所厌恶的东洋俗语随处可见。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在林琴南生活于其中的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世界已经不是秦、汉时代的世界，也不是唐朝韩愈的丰赡的词汇、句法所足以描写的了。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来自东洋的时髦新词(neologism)满天飞，好似北京与春俱来的风沙，像春色一样关不住，细细地与空气搀和在一起，朝书桌上落，往鼻孔里钻，能让日月或日光灯为之变色，门窗和口罩都挡不住。“民主”、“科学”、“社会”、“主义”、“军事”、“技术”，这些一百年前弥漫于汉语之中的新词绝大部分来自东洋。因此，生活在空气中的林琴南落笔、开口便俗，此亦颇合人道。
有文字缘的中日两国有史以来一直和平相处，除了明代闹了几回“倭寇”之害。但从历史上看，那些都可以算是小打小闹。到了林琴南时代，在“军事”、“技术”流行于汉文之后，中日两国便开始交恶。却说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初，交恶的时代可以说终于成了过去。因此，一位中国领导人当时大度地对到中国访问的一批日本人说，中日两国在历史上都给对方带来过麻烦，比如说，中国传给日本的汉字就给日本带来很大的麻烦(大意如此)。这位领导人的意思当然是高尚而友好的，无非是表示中日两国要忘掉过去的恩恩怨怨，共同开创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未来。这段外交辞令，也可以算是对中国和日本文字缘的一种见解。
不料，二十世纪下半叶，“技术”、准确地说是“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给上面那段外交辞令造成了一个不小的技术问题。计算机文字处理技术，使拼音文字对方块汉字的优势至少是大大缩小，假如不说汉字反劣为优的话。“重要”一词，按照不算先进的输入方法，在计算机键盘上顶多击打八下，Z-H-O-N-G-Y-A-O，计算机就把“重要”显示出来了。假如在计算机上做好字典，只要轻敲两下或三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至少坚持五十年不动摇”之类的一大串汉字就会争先恐后地跳到计算机显示器屏上。而英语的important(重要)一词，反倒要在计算机键盘上敲打九下才能完成。“洋为中用”、“以夷制夷”的伟大战略思想又一次获得辉煌胜利。由此可见，祖宗的家传小视不得。中国人现在可以喝着麒麟啤酒、听着索尼音响，带着万物皆备于我的轻松自得来玩味“望尘莫及”、“以逸待劳”之类的成语。而且在打啤酒嗝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吐一口气：我们当年传给你们的汉字是真正的财富，“尔等谢恩，来日方长”。
中国文人对日本文化的态度历来十分有趣。两千多年前的方士徐市(音福，亦作徐福)照理说也属于文人，因为据人类学学者说，巫师是文人的祖宗。直到今天，有些文人还是能够“呼风唤雨”、“用软刀子杀人”，可见巫师和文人(还有科学家以及所有的“知识分子”)一脉相承。据太史公司马迁报道，徐市当年带着数千童男童女乘“楼船”远航东瀛，为始皇帝寻求长生不老药，结果一去不返。后来，有人说徐市是去了日本，还有人说是去了墨西哥或者是美国。幸好当时的海关制度不严，这批中国船民没有被“东瀛”移民局或海上保安厅抓获遣送回国，让秦始皇腰斩车裂，或送去修长城做苦力累死。不过，后代的中国人也因此无法查找这些非法①移民的档案，对他们不能有确切的了解，结果肯定使一些想靠攀亲戚出国做移民的人断了一条路。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徐市一行当中肯定没有人心怀探寻日本文化的打算。
日本人倒是很有探寻中国文化的计划和行动。在徐市之后约一千年，有诗为证曰：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秋色满苍梧。
这动人的悼诗是李白写的《哭晁卿衡》。日本奈良时代的阿倍仲麻吕(Abe on Nakamaro，六九八——七OO)在将近二十岁的时候随日本遣唐使公费公派到中国留学。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持J－1签证之公派留学生在学习实习期满之后必须回国服务至少两年、逾期不归即被视作非法移民并不得在寄居国正式就业”的严格规定，因而阿倍仲麻吕得以在唐“学有成就，任于唐，累进到秘书监兼卫尉少卿(从三品掌权管器械文物政令)。唐玄宗赐名朝衡(号晁卿)。七五三年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拜会鉴真，求教回日之路。七五四年随藤原清河归国，遇风暴，漂流到安南<SPS=0896>州海岸，七五六年六月再返长安，被任命为左骑常侍与镇南都护，去越南河内。后以七十高龄殁于中国。工诗文，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交往深密，友情很深。”②
李白与阿倍仲麻吕一定脾气很相投，两人都属于不能让皇上陛下放心的人。李白有流放夜郎的经历，阿倍仲麻吕似乎也没有担任过什么要职。被派遣到越南河内，在当时怕是比去夜郎也好不了多少，因此他的情绪也不会好，除非阿倍仲麻吕当时已经掌握了“离京城越远，跟皇上越亲”的辩证法。不过，与李白相比，作为外国人的阿倍仲麻吕显然在中国还多了一重苦恼，这就是周围没有人完全理解他的文学才能。好朋友李白虽然至少精通一门外语，以“李白醉酒下蛮书”名世。但李白对他的母语日语一窍不通，而且好像也不屑打听，李白只知道阿倍仲麻吕汉诗写得不错，不知道他还能更自如地写日语的“和歌”。李白十之八九也是一个典型的大唐中心主义者，认为长安是宇宙的中心。从《哭晁卿衡》的第一句就可以约莫看出，李白似乎不太理解日本是阿倍仲麻吕的“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故乡。阿倍仲麻吕还有另一位精通外语的好朋友王维。但据说王维精通的是梵语，对日语也是一窍不通。跟这些天才朋友在一起，就是听到他们夸赞自己“工诗文”，阿倍仲麻吕肯定也不会感到多少满足。就像当今的中国人夸赞一个能分辨四声的外国人“汉语讲得好极了”，这受夸赞的外国人当然感到高兴，但对中国人以汉语来判断自己的口才，这外国人肯定不会感到自我实现的满足，或感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所说的“高峰体验”。
日本人对中国、对中国文化细心研究，中国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一窍不通、不屑打听的一边倒局面一直持续上个世纪下半叶很晚的时候才开始出现改观。那个时候，中国顶着泱泱大国的虚名，被世界列强逼到家门口，一个劲地割地赔款。蕞尔东洋小国日本却在一八六八年实行明治维新，结果很快面目一新，跻身列强。中国人到这时候才有点返过神来：原来日本人除了学中国国画，写汉诗、汉文之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别的地方偷学了好些厉害的招数。一时间，“日本能，中国为什么不能”的呼声甚嚣尘上，中国人于是满脑子振荡着这种呼声，开始研究日本，探寻富强之道。明治维新时期实施了“富国强兵”战略国策的总工程师伊藤博文(Ito Hirobumi，一八四一——一九O九)，据说一度也被从日出之国恭请到日没之国①察看形势，向大清国传经送宝。可惜，到目前为止的历史事实相当无情：日本能，中国就是不能。即便到了今天，看来也不能说中日两国在认真研究对方方面有了平衡。日本人对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所有文化典籍了如指掌，研究国学的中国人不时要参考日本文献或依靠日本校勘的中国古典典籍版本进行研究。然而，相当多的中国文人乃至普通的中国人对日本文化并不了解，却对日本文化抱有自视甚高、莫名其妙的鄙视。或许，此乃脑振荡后遗症亦未可知。
自然，鄙视比不屑打听应当说是一个进步。不屑打听是无知，鄙视毕竟是有所知，只是所知的有些问题而已。就鄙视的问题似乎可以说，“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比如说，林琴南对来自日本词汇的态度就很有趣。是民族主义在作怪？是对后来居上者的不服气？是因为觉得用了日本词有损于自己的文名？是因为对日本加入列强欺辱中国因而感到愤恨于是恨乌及屋？对于这些涉及中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现在不是也可以列入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研究计划么？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中国似乎也没有人就这些重大问题写一篇博士论文，或出一本书。
这里不妨就鄙视问题，提出一点填补空白的卑鄙(卑者低也；鄙者不登大雅之堂者也)愚见，聊博各方大家一笑，大笑最好。说起中国文人鄙视日本文化，可能有一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中国文人一直没有像小野妹子③的上司那样清醒。中国和日本是两个国家、各自具有独立的文化，这个比任何秃子头上的任何虱子都大的事实，在中国人的眼里却不知何故一直不明显。英文和法文字母相同，英文里的法文和法文词根多得是。但是，没有学过英文的法国人一般不敢自称通英文。可是，很多中国人连一个日本字也读不出，却相当自信对日文和日本文化了如指掌。当然，使中国文人乃至一般中国老百姓糊涂上千年，日本文人亦难辞其咎。在这件事情上若是打官司，中方打赢并拿到赔款是可以肯定的。
这里可以拿来作证据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许多文人崇尚中国文化，把中国典籍搬到日本进行研究，但他们几乎不对中国典籍进行文字处理，或者说处理的方法具有地道的日本特色。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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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论语》正文旁边的小字以及小点、小钩，是日本人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在全世界，这种称做“训读”的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对原文最尊重、最经济的翻译，尽管这样的翻译很难读，可以让大学日语专业四年级的学生甚至研究生晕头转向，不知道该添加什么，该先读那个汉字，后读那个汉字。但是，认真而且肯用功的日本人不怕苦不怕难，就这么读了上千年，而且读得不错。有很多熟读中国典籍的日本文人对训读规则烂熟于心，也记住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典故、汉文行文规则，因此，能直接仿照汉文进行写作，供其他能够训读中国典籍日本人阅读。即使在明治维新之后，大气候虽然已经由崇拜中国转变为崇拜西欧、美国，日本一大些饱学之士或半饱之士仍然大量用汉文或“汉文调”进行写作。为鲁迅所崇敬的明治时代大文豪夏目漱石，其正业先是教英文，后来是写小说。曾留学英国的夏目漱石在其不算长的一生中写出大量脍炙人口的地道日本小说，如《哥儿》。据精通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周作人说，《哥儿》的江户味儿十足，连它的题目“Botchan”都难翻译成中文。但是，夏目漱石业余时间也从事汉文创作，有汉文文集《木屑录》行世，这里抄一段在下面(原文无标点或分行)：
余长于大都红尘中，无一丘一水足以壮观者。每见古人所描山水幅，丹碧攒簇，翠赭交错，不堪神往。及游于东海，于房总得穷山云图吞之状，尽风水离合之变，而后意始降矣。赋一绝曰：
二十余年住帝京，／倪黄遗墨暗伤情。
如今闲却壁间画，／百里丹青入眼明。
很多汉学半饱之士常常写出一些显露出明显的日语影响的蹩脚汉文。与此相比，夏目漱石的汉文无疑算是好的。但是，不管是日本人做好汉文还是坏汉文，抑或汉文调日文，都把中国人给蒙了，而且蒙得不轻，使中国人真心以为人家用外语进行的外语创作就代表人家用母语创作的最高水平，人家的木屑就是人家的大梁。到现在还不断听到有中国文人以至其他有识之士十分真诚认真地议论说，“日本人的作品太小家子气”，哪知道日本人在《三国演义》之前将近四百年就写出了洋洋大观的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国人要等过了将近一千年后才参照着多种英文译本把这富丽豪华的日本古典杰作全文翻译成中文。
中国当然有人早知道《源氏物语》的存在。但是，这些人往往强调《源氏物语》如何如何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受《白氏文集》的影响，作者紫式部如何明里暗里使用汉文学的词语、典故。这样说来说去，说得让大多数中国读者以为这《源氏物语》恐怕是一部不值得翻译的二流习作或仿作，谁想得到原来是中国学日语的没有出息，学了一百多年还没有把日语学通，没有金刚钻，不敢揽这个既巨且细的瓷器活，怕揽来砸在手里。中国人这种喜欢在人家的家里数自家家珍的习气，不得不用“奇怪”二字来形容。诸位看官有一天假如在自己家里接待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往椅子上一坐，就说这椅子的靠背基本接近自己家正宗明朝靠椅后背形状；给他端上一碗茶，他说这茶碗的花色与他家家传宋景德年间官窑出品仿佛，但图案没有那么工细；让他吃饭，他说这牛肉颇有点他家按照西太后真传菜谱做出来的味道。有这么个朋友，奇怪不奇怪？或者，中国人听印度学者喋喋不休地说，从刘义庆到鲁迅都深受印度文学影响，他们的作品如何如何明里暗里使用来自佛经的词语、典故，俨然一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便是印度文学分支的语气，中国人听到这样的絮絮叨叨会如何感想？平心而论，中国的日语学者当中也有人大声疾呼国人注意独特而丰厚的日本文学，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刘振瀛就是一个。但他的声音在苍茫中国文化大地上显得十分细微。说不定还有人心里暗骂，“这老头子肯定是变着法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享受了(或曰，蒙蔽于)方便的日本汉文、又听惯自己絮叨的中国人，很多早就对日本文化失去了感想的意识。聪明过人的梁启超据说是“和文汉读法”的集大成者。所谓“和文”就是日文。所谓“和文汉读”，类似于上面说过的汉文和读，即训读。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正好汉文还没有过时，所以梁启超、康有为们就是不懂日语，他们在日本能够阅读的当地读物倒也还不少。阅读办法是，颠倒原文次序，连猜带蒙地对夹杂着大量汉文的日语原文增添删减。这样，他们居然能把汉文调的日文读个八九不离十。由于“和文汉读法”表面上的成功，相当多的中国人认定了日语不难学。比如说，“军事”之类的日本造汉文词汇，虽不见于中国典籍，但是，这样的词一看就明白；依此类推，日本文化也可以一目了然。于是乎，后来的中国人有不客气的，就直截了当地嘲弄说，“日本人竟然也好意思说有自己的本位文化”。客气一些的就说，到日本去如何如何觉得就像仍然没有出中国。几年前，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有一些著名日本学者和使馆官员参加的日本文化文学讨论会上，尽管参加会议的一位日本人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日本文化与中国的不同，但一位中国先生当着这些日本先生的面，大谈日本和中国文化是如何接近，访问日本走到大街上看到到处是汉字招牌感到如何亲切，云云。在场的这些日本人倒也没有露出感到奇怪的神色，大约他们像忍者神龟一样耐性好，或者是见怪不怪，也可能是汉语听力差，或者是翻译差，翻译不及时，或者是由于翻译学识渊博又聪明绝顶，把这些让人奇怪的宏论略去不译了。
天知道这位发出宏论的中国先生确实不是在撒谎，尽管日本的大街上让中国人一个字也不认识、不明白的招牌比比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大量的试验心理学、新闻学的研究试验已经证实，人类有对自己不了解或不喜欢的东西视而不见的现象。也就是说，人眼与照相机不一样，因为人眼里面有个筛子，能自动地把自己不熟悉或不喜欢的东西筛出去，不让它进脑子。有了这个理论，那位中国先生说出让人觉得不中听的话也就好解释了。否则，倒是可以问一问那位中国先生下面这个汉字招牌是什么意思(谜底放在后面，不敢劳看官多费周折也)，他给不懂日语的中国人解释起来肯定要费一番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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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好直译。姑且意译为：保持青春的面容、坚挺的乳峰、匀称的体态。若是直译成英语倒相对简单：For a Youthful Face，a Firm Bust，a Toned Body)
假如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最明显的体现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说，这九十年代的招牌，反映出日本文化在一百多年来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屁股早已经搬到西方文化的板凳上了。关于“外表＝灵魂＝屁股”的伟大理论(theory)，杨绛的小说《洗澡》是非常精彩的艺术论述。这里先继续谈日本招牌。在这种日本司空见惯的招牌上，表达“面容”、“乳峰”、“体态”的词全是来自西文。剩下的几个汉字也不是汉文，所以中国人虽然识字，却不容易明白它们的意思。现在，日本公司做广告，也往往是这种非日本即西方的路子，除了用日本国产美人之外，更经常用金发碧眼、鼻尖能够扎人的西方美人，而不请浑身圆润富态的长安贵妇。向来强调“见微知著”的中国人面对这些显著的潮流转换，很多人似乎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以静制动，守株待兔。
① 此处“非法”之“非”，乃“non-existent，不存在、无”之意。因为有史以来的绝大部分时候，世界各地是根本不存在界线分明的国境，也没有限制人“出国”、“入境”的法规。但是，在这里若说“无法”，就容易让人理解成“没有办法”，或“无法无天”的无法。权且在这里写下这个别扭的片语，以就教于高明。
② 见《日本知识辞典》，李德安主编，湖北辞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版。这是一本难得的很有用也很有趣的辞典。可惜，辞典不标明所收的日本人名、地名的原文发音，不交代所依据的参考书书目，不能不说是缺憾。
③日本使节小野妹子(Ono no lmoko，是男子，不是“妹妹我爱你”的妹子。当然，男子也可以爱。但在爱一个人之前，知道其性别似乎没有大害处。)六O七年向中国隋炀帝当局提交有史以来日本国家元首致中国国家元首的第一封国书，里面有“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语句，据说使以暴虐出名的隋炀帝很不高兴，但看来他老人家并没有龙颜大怒，小野妹子于是得以全身而归。过了两年，这个名为“妹子”的日本男子再次对“日没处”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并满载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返国。到码头参加送行的有谁暂且按下不表。不过，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当时日本方面使用“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语句，除了现今的标准日本历史教科书所说的“体现了当时日本当局在对外交往时注意强调日本的平等、独立地位”之外，日本还有没有用“日没处”来戗中国真龙天子逆鳞、挫折其大国气焰的意思？或者，当时日本的汉文水平不高，不知道“日没”暗含有对皇帝很不好的意思？反正到了后来，日本人对太阳位置的象征意义变得非常敏感。曾经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太宰治(Dazai Osamu，一九O七——一九四八)给他一部绝望情绪强烈的长篇小说名作取名《斜阳》(一九四七)，“斜阳族”的说法于是在日本风行一时。由此用“族”造词之风开始流行。“暴走族”是骑着震天响的摩托车横冲直撞的团伙。用“族”作后缀的用法早就进入汉语。“上班族”、“恋爱族”、“考试族”之类说法，现在中国人大概也都一看就懂、一听就明白了。
丁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