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人虽然不足四百万，但是天性幽默，生来就爱好文学。他们喜欢读书，手不释卷，平均每人所读的书比英国人多三倍以上。因此按人口统计，它是世界上作家最多的国家，其中有两千人被列入极为严肃的《爱尔兰作家传记辞典》之中。在公共场所碰到作家和哲学家已是司空见惯，所以爱尔兰诗人协会的主席认为：“我们用不着像美国人那样听写作研究班的课程！”
爱尔兰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可是面积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不到与它为邻的英国的三分之一。它在十七世纪中叶被英军入侵以后，本土的盖耳语便只在民间通行，作家们纷纷改用英语写作。爱尔兰是个大西洋中的岛国，只有东北角与英国相连，作家若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到伦敦文坛上一显身手。此外，爱尔兰人大多信仰天主教，家庭观念极重，直到现在才勉强承认离婚合法。因此在天主教会的控制下，作品稍有出格即遭查禁，要创作《包法利夫人》那样的小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作家们为了争取创作自由，只得怀着对祖国爱尔兰的爱之深而责之切的复杂心情前往英国。可以说三个世纪以来，英国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大部分都出自这些爱尔兰新教徒之手。其中最早赴英国的是乔纳森·斯威夫特，他不仅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而且参与了英国的政治斗争，发表了许多文笔犀利的政论。他在《一个使爱尔兰的穷孩子不致成为他们负担的温和建议》一文中，模仿谋臣策士的口吻，提议将穷人的孩子卖给有钱人作菜肴，以解决贫民人口过多的问题，可以说达到了讽刺文学的顶峰，也是后世黑色幽默的先声。
继斯威夫特之后出走的著名作家中，有哲学家和散文家乔治·贝克莱，开感伤文学之先河的小说家斯特恩，喜剧作家谢里丹等等。尤其是两位同在二十岁时离开都柏林的幽默大师：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和杰出的剧作家萧伯纳。到二十世纪，流亡海外已经成为爱尔兰作家共同的命运。即使是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中心人物、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叶芝，也曾在国外长期居留。詹姆斯·乔伊斯是这批作家中唯一的天主教徒，却在二十二岁时就永远离开了爱尔兰，因为它是“一头吞食自己孩子的母猪”。二次大战以后，贝克特成为法国作家，是作家们的流亡达到顶点的标志。
流亡的作家大多客死异乡。贝克莱、萧伯纳和其他许多作家被安葬在英国；王尔德死于巴黎，葬在拉歇兹神甫公墓；乔伊斯安息在苏黎世；贝克特于一九八九年去世，被埋葬在蒙帕纳斯公墓。叶芝的棺木在被运回国内之前，曾在法国的蓝色海岸停放了十年之久。他们虽然至死不归，但是内心深处却始终眷恋自己的祖国。王尔德谴责英国对爱尔兰的掠夺，萧伯纳讽刺约翰牛的野蛮；乔伊斯宣称“对我来说，爱尔兰的一枚保险别针比英国的一首史诗更重要”。从《都柏林人》到《尤利西斯》，他的作品都是在颂扬故乡这座城市，以至于令人怀疑他是否是为了保持距离进行观察才出走的。贝克特是乔伊斯的知交，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有典型的爱尔兰姓氏。当天真的人问他是不是英国人时，他总是简洁地回答说：“恰恰相反”。
直到现在，爱尔兰的状况仍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今年六十一岁的小说家约翰·麦盖恩，第一部小说《兵营》(一九六三)大获成功，被授予爱尔兰当时仅有的两个文学奖，但两年之后，他的小说《黑暗》就因涉及性的内容而被禁，他也因此丢掉了教授职务，被迫在国外流亡了九年。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虽然不再受到如此严厉的查禁，但是囿于传统的家庭观念，他们只能写些无伤大雅的短篇小说，不可能像从斯威夫特到乔伊斯等在国外的前辈那样，创作气势雄伟、反映社会现实的长篇小说。何况爱尔兰的出版社很少，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由政府补贴的出版社，其规模与国外也无法相比，所以一些年轻作家仍要移居国外，或者在国外发表自己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作家要想超越声名显赫的前辈真是谈何容易！因此，在山姆斯·希内作为自叶芝以来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家们都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不分年龄大小，无论是来自城市或乡村，全都致力于振兴爱尔兰的文化，希望能像叶芝的时代那样，再来一次爱尔兰的文艺复兴。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