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发表于不同时期的有些同类文章，如能结合起来读，则能引起更多的联想。茅于轼先生的《何必较这个真》(《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二期)一文选取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案例，透视了被传统文化浸淫甚深的中国人无视“经济效率”一味“较真”讨说法而浪费时间的文化心态，并进而指出此乃中国贫穷之根源。此文对中国传统的“道德立国”的“泛道德主义”文化的大加挞伐，的确引入深思和警醒。而四个月以后，《读书》刊发的另一篇文章——《道德批评的错位》(一九九六年第六期)则对此持有异议，该文认为，目前中国现实中存在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泛滥、“道德真空”的出现等现象恰恰表明中国人目前缺少的正是这种“较真”精神。两种观点孰是孰非，读者自有公论。而笔者的思路并未就此中断，而是又联想起《读书》上刊登的另一篇文章——《道德主义的代价》，该文以美国为例论述了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代价和成本，而中国与美国相比，其转型的方向正好相反，即从“道德主义”转向“经济原则”。笔者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中国在转型过程是否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国民的思维方式总是简单的“二元判断模式”——“非左即右”，中国的文化转型是否会在从“泛道德主义”的泥潭中走出时又滑入“泛经济原则”的深渊中去，还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经济原则”对中国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的冲击，读者在日常生活中肯定会有深切体会，笔者不准备在此细述。文化学科领域中出现的“泛经济学原则”现象则引起笔者的注意和思考。这主要表现在新经济学科的创立以及其它学科与经济学的横向联姻上。君不见现在“××经济学”满天飞，令人目不暇接，似乎只有与经济学攀亲才能显示其真正的价值。使笔者大惑不解的是：倘若以经济学原则来处理文学问题是否会造成色情文学的泛滥？以经济学原则处理法律问题会不会损害法律的公正(目前“法经济学”的兴起在西方国家已引起争论)？以经济学原则染指艺术会不会造成艺术的大众化媚俗之嫌？一言以蔽之，这种经济学的“一夫多妻制”是否会生产出一些病态的产儿呢？尤其荒诞不经的是，一些学生在学过西方经济学之后，活学活用，以其原理分析“爱情”问题，竟也头头是道。倘若以此推论，由经济学中的边际效应递减法则和无差异曲线原理便可推知，要想在爱情中获得最大满足，只须对恋爱对象进行多样化组合使无差异曲线向右移动即可。在这里，经济学原则的应用已使爱情这个文学表现中的永恒主题变为自私和算计，一切神秘感和美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文化学科中的“泛经济学原则”现象只是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侧面，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整体上的文化变迁——“经济原则”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渗透和冲击。美国在其文化转型过程中曾因“道德主义”思潮而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中国的文化转型是否能逃此厄运，恐怕还是未知数。
说《读书》
河南大学　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