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先生从四川来信,对《读书》能够秉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态度表示鼓励,也说出了我们的心声。举世滔滔,奔走相竞,编刊物一如做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境界,但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今年对于《读书》来说是颇为特殊的也颇为困难的一年,新老交接,经验不足,工作中错误难免。幸而,海内外《读书》的作者、读者是理解的,他们用自己的坚实的劳动,为《读书》奠了基。值此新年到来之际,《读书》编辑部同人向《读书》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八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历史含义还有待展现。中国的学者和文化人以他们特有的热诚,关注和思考这种变化,同时也开始反思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框架和前提。可以说,“反思”在不同的领域都在进行。例如两年前,有学者介绍东方主义问题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引起了许多争议。从第五期起,《读书》陆续刊发了孙歌、黄平、刘禾、东来等学者的文章,试图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思考现代世界的关系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处境。也许有些文章不是那么易读,但这些思考澄清了一些理论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考领域,也提供了若干知识和信息。对于我们早已习惯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前提而言,这些文章提供了反思的视角。入夏以来,《读书》邀请了考古学、乡村社会研究、人文学术、艺术和建筑、科学和科学史、经济学和法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座谈,从各个具体的知识领域深入探讨我们在社会、知识等领域面对的问题。其中部分讨论已经陆续在《读书》杂志刊发出来。这些仅仅是初步的工作,《读书》编辑部将持续地展开这种讨论,目的是和广大的读者一道思考我们的生存境遇,思考当代世界的变化。这是我们的责任。
《读书》杂志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各种形式的书评文字构成了《读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庆幸的是,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许多学者为《读书》推荐、介绍了大量的书刊,他们经常放下自己手头的重要工作,为《读书》撰写书评,也使得《读书》的读者得以读到许多精彩的篇章。我们在此不用一一举出他们的名字和文章,广大的读者已经开始熟悉他们。我们希望更多的作者成为《读书》的朋友,也希望《读书》的视野因此更加开阔、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我们深知《读书》的编辑工作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读书》的内容和形式也并未尽如人意,但是,有广大的作者和读者的帮助、支持、鼓励和批评,《读书》编辑部同人有信心把她办得更好。我们也对那些经常给《读书》来信的读者表示感谢,你们的鼓励和批评是我们改进编辑工作的动力。
祝《读书》的朋友们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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