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即将到来的一九九六年，也许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从“文革”爆发的一九六六年算起，正好是三十周年。然而，又有多少人会真正地感到它的分量呢？尽管巴金老人在十余年前就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尽管“文革学”的创立也不时有人提及，但是，我们的现状却是不容乐观的。当年像大山一样把许多弱者压迫得痛苦不堪的恶谥“黑五类”，变成畅销食品的品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歌曲，在沉寂了二十余年之后，又被“红歌黄唱”的歌星唱遍大江南北。在当年蒯大富、迟群等发迹的大学校园里，我给今天的大学生讲授当代文学，讲到写“文革”的作品，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讲述“划清界限”、“牛鬼蛇神”这些特殊的词汇，只恨那听说了几次出版消息的《“文化革命”大辞典》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空欢喜。我这种感觉，还来自我对国内外的有关“文革”问题的出版物的有限浏览和比较。
中国人是极善于归纳的，于是就有“墙里开花墙外香”和“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俗语。对“文革”的研究，就又一次让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感到尴尬。比较起来，外国学者似乎是领先于我们的。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有关“文革”回忆的文字就不断地出现在国内的报刊上。最初问世的，基本是一些揭发控诉的材料，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老一代革命家和普通民众的罪行的批判，以“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张志新烈士被害案件的披露为其中的两大高峰，前者牵涉面甚广，后者发人深省。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其顺理成章的发展。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则是作家们自觉介入“文革”题材，——“伤痕文学”是浩劫过后的直接的本能的反馈，是压抑过久的情感的自然迸发，是社会的群体性的行为。八十年代中期，叶永烈、冯骥才、师东兵、林青山、胡月伟等人的“文革”题材写作，则是具有个人性、自觉性的对历史负责的目的的。叶永烈一口气推出《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给发迹于上海的“四人帮”立了一个个历史的耻辱柱，史海钩沉，披沙拣金，图书馆里苦读，南下北上采访，可谓是劳苦功高，功莫大焉，在对“文革”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做系统深入研究上，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尤其是考虑到进行此类题材创作，一是当时仍然有种种禁箍，能否出版都是一个未知数，没有相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无法进行那样一项巨大的工程，二是及时采访某些人还有着抢救活资料的意义，像陈伯达、王洪文、江青，现在都已不在人世，叶永烈的工作就更令人敬佩。冯骥才的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在表现普通人的“文革”经历上，用了力气，开了先河。可惜他牵挂的事情太多，半途而废，未能善始善终，令人为之遗憾。胡月伟的连续性长篇小说《疯狂的节日》、《疯狂的上海》，在展示“文革”期间大上海的动荡和沉浮，展示一代青年人由迷失到觉悟的心路历程上，都具有开阔的视野和较大的深度，可读性和思想性兼而得之。
随着图书市场的活跃，图书商品化的趋向，在鱼龙混杂的出版界，近年来关于“文革”题材的书籍，也一直是受到关注的热点。其中有两套书值得一读：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的《昨夜星辰》系列丛书五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梦魇》系列丛书四种。它们都采用了畅销书的作法，但是在选材和编辑上是很严谨的。前者为丛书组织了编委会和写作力量，后者则较为集中地选收了回忆“文革”的纪实文章多篇，使发表在各报刊的零散文字得到整理和保存。此外，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三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张涛之著)和团结出版社出的《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也对“文革”史料予以相当的注意。
但是，检讨起来，国内的“文革”类文字，离我的设想，仍然有较大的距离。其一，目前所见，大多为资料性的发掘整理，很少进入理论研究高度。在编年史方面，先后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广西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但是，二者都是有史料而无史识，谈不到研究的深度。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似是国内仅见的兼有史实和史论特点的一部专著，作者说，这本书讨论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偶然的吗？它是怎样形成的？毛泽东是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功绩，无出其右，如此伟大的人物何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个人的错误吗？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是切中要害的，但是，要回答这些问题，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见识，都还没有具备，很难设想，在“文革”研究尚未形成气候之际，靠个人的勤勉和才思就可以回答这样宏大的时代命题。叶永烈亦表示，要以写出历史学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为榜样，研究“文革”，就此而言，他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呢！其二，在史料的钩沉索隐上，还有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要去做，对于许多年事已高的当事人的采访，成为当务之急。写作中的不慎重，道听途说，歧义横生，则又在增加新的混乱。比如，受张春桥控制的特务组织，以游雪涛为首的“四二二”小组，其活动范围和危害所及，便是众说纷纭。他们是仅限于上海，还是伸手到北京？在一部纪实小说中，就有该小组在谢富治的物质支援下，对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跟踪、窃听直至企图绑架的描写。再比如，云南的军政一把手谭甫仁被暗杀，原由何在？在张涛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年广为流传的“迫降周恩来专机”遭致杀身之祸的故事，但是在另一纪实文字中，作者断然否定说，“迫降周恩来专机”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于理不合，于事无征，而是另有隐情。类似的歧见，在以纪实文学为旗号的“文革”题材写作中，屡见不鲜，至少表明，此类文字未必纪实，未必可信，任其发展，只会使本来就扑朔迷离充满疑团的“文革”历史更加混乱，贻误匪浅。
相对而言，我对于出诸几位外国学者之手的“文革”研究著作更感兴趣。从外部世界考察中国的“文革”，他们比我们的困难要大得多，许多我们认为是习以为常、无须多言的“文革”词汇，和见多不怪的事件，比如“牛鬼蛇神”，“夺权”，他们都要反复地理解和阐释，在掌握史料上，他们也有更多障碍，细部的错误时有所见。但是，令我感到很受启发的，一是他们的研究方法，二是他们的治学态度。他们是把“文革”作为学术研究去做的，严格的科学理性的逻辑，脉络分明。为了了解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更不可理解的东方古国发生的大震荡大动乱，他们花费的心血可谓大矣。写作关于红卫兵研究的重要著作《毛主席的孩子们》的美籍华人学者阿妮达·陈，为了自己的课题，在香港结识了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红卫兵，并且跟他们建立朋友式的联系，通过教他们学习英语，与之进行了深入的谈话，据作者自己的介绍，每一次谈话大约持续二到三小时，平均每人都有八到十次谈话，然后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和翻译成英文。出自威廉姆·辛通之手的《百日战争：文化革命在清华大学》，出自戈顿·本尼特和罗那德·蒙特培多之手的《红卫兵——戴小皑的政治传记》，也都是经对当事人的多方采访而完成的。与求实精神相联系的是他们的学术眼光。他们往往是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为自己建构一个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学术框架。《文化大革命在各省》是一部出自多人之手的论文集，分别叙述了上海、黑龙江、武汉、四川的“文革”运动。粗看起来，这四个省市，似是信手拈来，编者在前言中却论述了进行选择的确凿的理由——这四个省市，分别是其时各中央分局华南局、东北局、华中局、西南局的所在地，是各地区的运动中心，此其一。这四个省市在“文革”进程中，又有各自的代表性意义：上海和黑龙江都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由造反派夺权的，武汉和四川则是在进行过军管之后，才建立起新政权的。就前二者而言，又有各自特色，上海的夺权是有中央文革成员直接介入，但上海公社的模式却未能得到毛泽东认可，未能推广开来；黑龙江所创造的三结合(其要点是对旧领导干部的新作用)及“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却成为了全国模式——这样的理性的爬梳，开人心智，令人信服。再如，阿尼达·陈在对十余名前红卫兵的深入采访之后，依照社会学的座标分析方法，从中选取了四人，分别界定为“有纯正癖的积极分子”，“反抗的积极分子”，“顺从的积极分子”，“讲求实用的积极分子”，追踪他们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文革”中的表现和思想，探究他们何以纷纷卷入动乱狂潮中，从他们的中小学教育和性格特征两个方面论证了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必然性，立论严谨而富有说服力。此外，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和由他与费正清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九六六——一九八二》，都是篇幅浩大、规模宏伟的力作。
尽管我们对此感到惭愧，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局面，业已形成。朱多锦在一篇名为《“文革”研究在国外》的文章中比较中外的“文革”研究状况说，国外的“文革”研究是学术研究，是其研究本身，不管其所达到的深度如何，都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过程，都是其研究侧重点或阶段过程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其研究过程正不断地推向一种新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其所谓‘文革’研究总是很难做到是‘文革’研究本身，表现为‘文革’问题至今还不是一种学术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中国国内关于‘文革’的反思虽已经过若干阶段，但每次都是在某种政治意图的限制下以掩盖、躲闪、辩护的手法和寻找替罪羊的形式把‘文革’研究推至一种禁区，最后是宁可把‘文革’的历史交给所谓‘纪实文学’而至于变成传奇资料，也不愿意交给学术研究而显其共象。其所谓研究总是表现出一种工具性”。在思想方法上，该文指出，中国的“文革”研究，总是在意识形态里绕圈子，总是在人的头脑中寻找事变的根源，总是用文化传统解释发生的一切……这就是由“文革”所固定下来的那种“人论”、“文化论”的模式。这模式又被用来反思“文革”，形成一种自我循环。我们可以说，朱多锦的观点有其偏颇之处，从政治的需要去考察“文革”，同样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我们可以分辩说，“文革”学研究，并不能只从客观环境找原因，但是，他所指出的对于“文革”的学术研究的阙如，及思想方法的陈旧，却是切中时弊，令中国学者汗颜的。
因此，当我见到一家没有显赫名声，没有自我吹嘘，没有哗众取宠，甚至没有激烈宣言，而是真正把“文革学”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并且为它的建立做着默默的工作的刊物，不禁为他们的学术态度和实干精神而深深感动。这就是由山东济南一群青年学者主办的《青年思想家》。在这份思想活跃、时代意识浓郁的刊物上，专门开辟有“‘文革’学术研究”的栏目，而且已经开办数年，发表了一批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前述朱多锦的文章就刊登在该刊)，团结了一群有志于“文革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像张宝明的《失掉砝码的天平——就本世纪两次“文化革命”问题致林毓生教授》，就是一篇很有见地很有分量的文字。林著《中国意识的危机》，在大陆学界影响甚大，追随者甚众。但是，恕我直言，它在开阔大陆学人的思路的同时，也造成了某些思想混乱。这当然怨不得林先生，而是我们自己根基太浅，见识不高，找不到自己的思考角度，盲目地作了人家的应声虫。其实，作为过来人，以我们的亲身经历，我们是不难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的内在区别的，后者是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前者却是开创和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文化格局，产生了一批思想文化成果、一代继往开来的文化大师的。可惜，林著在大陆只是获得掌声一片，却很少有不同的声音。张宝明的文章，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从几个方面对林著提出质疑：五四与“文革”的内在运作方式，一是自下而上，一是自上而下，两者的来龙去脉不可同日而语——五四的开放性和加入世界文化潮流的迫切性与“文革”的自我封闭、自我禁锢，正好是相逆而行。对待传统文化，五四反对的是它的专制、僵直和封闭，“文革”在反传统的背后一心一意地培植传统的封闭专制之文化精神，“‘不破不立’不过是反传统文化口号下‘立’传统文化精神的一块遮羞布。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五四’，传统与西方这两种文化精神处于同一平面，而且在相反方向的同一直线上形成矛盾张力，具有实际冲突的价值。而在‘文革’，文化发展的动力规律发生了根本性错位，‘破’与‘立’的内蕴根本不在一个属性领域，构不成双方对立作用的张力场，从而就失去了破与立的实际意义”。“‘五四’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文革’悲剧正是对它的最好说明”。我以为，这是国内学术界对林毓生教授之持论的最有说服力的回答和对话。值得推荐的，还有《红卫兵狂飙》一书的作者江沛有关红卫兵研究的系列文章，《红卫兵心态探微》，《红卫兵大串联述略》，王静的《“文革”与大字报》等。尽管它们的理论色彩有浓有淡，但它们的共同特点，却是如朱多锦所提倡的那样，是在做实实在在的学术文章。比之于我们见惯的政治批判，它们的感情色彩让位于理性思考，为中国的“文革学”建设做了确实的工作。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1971；Red Guard－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ai，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71；Hundred Day War：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阿妮达·陈著，史继平等译，渤海湾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张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