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关于建筑和文物建筑的论述，并不是空泛的舞文弄墨或者借题发挥，而是很有见地、很有学术价值的。这是因为，他们发现，建筑和文物建筑中的文化含量十分丰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心善于感受，他们的笔善于表达。
中国历代的文人似乎对建筑很少有见识和理解。那些汉晋大赋，铺张扬厉，热热闹闹，其实是在恭颂皇帝的非凡伟大，并不在议论建筑。杜牧的《阿房宫赋》，凭空虚构，别有所指。引用最多的《洛阳伽蓝记》，也不过夸张地把些庙宇记叙个大概。倒是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议论了一番造园艺术，还有些见地。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人一向只看重感兴，不大注意观察和思考。近代中国文化发生了大变化，现在才有些作家提得起兴致看看建筑，邓友梅写北京四合院，就很见功力。
叶廷芳先生向来关注建筑和文物建筑保护，经常做建筑学术会议的座上客。前些年曾经写过文章，对北京市的规划建设提出大胆的设想。他对于圆明园遗址的意见，大致有两条：一、遗址就是遗址，要保存原状，不要画蛇添足，或改或造；二、废墟有废墟的美，要学会欣赏，这也是文化素养。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圆明园遗址是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的价值，就在于它携带着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等等的信息和寄托着人们的感情。因此，文物的生命就在于它的真实性，也就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失去了真实性，文物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保护文物，第一重要的就是保护文物的“本原性”。圆明园作为遗址，具有两种历史信息：一种是清代初年的宫廷园林的造园艺术，另一种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遭受的帝国主义的欺凌和掠夺。圆明园的造园艺术在中国园林史中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座集锦式园林，它大不同于身边的颐和园(清漪园)，而且创造了巧妙的布局。圆明园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者野蛮和贪婪的见证，也是独一无二的，它规模大、近在京畿，惨状毕呈，文献资料也齐全。无论从哪一种历史信息来看，圆明园的遗址都是应该小心翼翼地保存原状的。这原状，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皇家园林之一的原状和被强盗们劫掠后焚毁的原状。这样，它就保存了两种历史信息。具有这样两种历史信息的遗址是独一无二的。
遗址，或者说废墟，有它的审美价值。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宫殿可能是美的，而“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也有另一种美，它能给人一种深沉悠远的历史沧桑感。有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拨动人们的心弦，成为杰作，就是因为深刻地表现了这种历史沧桑感。作为唐诗开卷之作的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里什么也没有看见，而只有一“念”，这一念却是幽州台的景色和诗人的登临所引起来的。区区二十二个字的一首诗竟成了千古绝唱。圆明园的废墟，岂不是一个能使人百念丛生、百感交集的地方，所谓“铜驼荆棘”，曾引发了多少诗文，残山剩水，又曾被多少画家描绘。我到欧洲游历，最使我心潮澎湃、甚至怆然涕下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遗址、废墟。它们叙说着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和这个文明一去不返的毁灭。那个绝壑深涧的德尔斐，那个海角天涯的苏尼翁，能够向你提出多少宇宙、世界和人生的谜！即使铁石人，到了那里也会感念万千。我到了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的朋友们再三劝我到小亚细亚去看看，我却为了要参加一次在爱琴海上的游船里召开的会议而匆匆回了雅典。近日看了一本大开本精印的小亚细亚希腊化时期的遗址，才知道我损失了怎样珍贵的一次机会。
要懂得遗址中携带着的历史信息的价值，要感受破破烂烂一堆石头的遗址的美，需要一个有高度发达的文化的社会背景。这个条件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近年来席卷华夏大地的拜金主义和文化的粗鄙化、低俗化，更加使我们难以接近这个条件。
我们乡土建筑研究组里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学生，一次他见到几位某大学的教授，一听说他参加乡土建筑研究，深深表示惋惜。他们给他算了一笔帐，结论是：这一年亏大了。这个学生从此心不在焉，再也没有能像其他几位学生那样兴致勃勃地工作，深深被乡土建筑蕴含的文化价值感动。我自己也经常遇到同样的挑战，每年都有许多表格要填，有关于我们的工作的，有关于学生的成绩的。这些由堂堂国家教育主管机关拟定的表格，都有一个项目，叫做“经济效益”。不用说，我每次都空下这一格。幸而几年下来倒也没有出什么事。不料，今年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却被一位教授斥为“不务正业，误人子弟”。我们接到的忠告是，教学工作要跟建筑师注册考试接轨。虽然不是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却依然是眼前的经济效益。对完整的、还在正常使用的乡土建筑尚且如此，对遗址、废墟又会怎么样呢？作为知识精英的大学教授尚且如此，“芸芸众生”又会怎么样呢？
当今，报纸上每有新闻报道什么地方发现了古建筑，不论是庙宇还是民居，都说这是一笔可观的“旅游资源”。恕我孤陋寡闻，我还没有见到过哪一篇报道说它们是“文化资源”的。文化事业当然需要花钱，文化事业也有可能多多少少赚几个钱，但是，如果把拜金主义引进文化事业中来，把文物古迹当作摇钱树，让文化事业和文物古迹到市场经济中去闯荡，那是一定要毁了文化事业和文物古迹的。所以，这几年，人们一听到某处历史古迹被“开发”了，就都会摇头叹息它保不住了。
不久前在北京开了一个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国际会议。一位与会的朋友告诉我，外籍人士在会上谈的是如何“保护”，而我们的人士谈的却是如何“开发”。驴唇不对马嘴，满拧。这一条国际的“轨”看来不大容易接上。
“开发”文物建筑和园林，我们已经见到过不少例子了。在当今社会整体文化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情况下，在当今各种体制和规范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些“开发”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可以想见，已有的例子实在教人伤心。
我们今年春天刚刚到一个以民居闻名的地区去过。那里有一个“开发”得很成功、经济效益不错的村子。在村口，对着一座明代的石牌坊，造起了一幢钢筋混凝土的两层楼房，叫做“贵宾接待所”，里面不知都干些什么，但至少必有出售民俗文物这一项。进了村子，一二百米长的一条街，挨肩膀开起了一溜饭馆和小卖店，原来的古老房屋都被改造掉了，宁谧朴实的乡土气息再也没有了。旅游业的经营者干的是一锤子买卖，赚了这一拨人的钱，不指望他们再来第二次，旅客的失望和愤怒他们无所谓，文物保护更是扯淡的事儿，捞一把才是正经。
“开发”还有另一种情况。不久前报纸上说，苏州正在修复一百多个“微型”园林。但修复之后，将要标价出售五十至七十年的使用权。“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就是说，现在出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小公民，这一辈子将没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些“微型”园林，虽然倒也许有机会乘太空船去潇洒一回。这类园林都附属于住宅，出售园林的使用权，当然包括住宅。那么，这一批古老住宅为了适应大亨阔佬二毛子的现代化居住需要，将会被改造成什么样子，那就只好假装不去想它了。
话当然还得说回到遗址废墟上来。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中国文化报》上有一则消息，标题叫做“我国加强对大遗址文物保护”。这里面说：“国家和各地文物部门开始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这一保护工作的难点。”措施之三是“改变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动员鼓励遗址区农民参与保护。……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吸引当地乡、村和农民参与文物的开发利用、发展旅游业……。”
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多学科综合性工作，很细致复杂。至于遗址的保护，更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直到几十年前才认识到保护大遗址的重要意义的，至于保护原则，更是晚近才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制订了一个国际性文件。
保护大遗址和保护文物建筑一样，在发达国家都要由有专门学历、持有专门执照的专家负责。未经培训的建筑师没有资格主持。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考虑培养这样的专家。虽然我们曾经认为“劳动者最聪明”，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农民，目前大约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文化水平，可以参与大遗址的“开发利用”。这种“谁投资谁受益”式的开发利用，只能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最后是戏未必唱得好，台则难免要垮。看看甚至已经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长城八达岭段，那个“居庸外镇”，作为“投资得益”的热点，一派繁华景象，哪里还有一丝一毫能引起人们深沉历史感的边塞风光。而且岂止繁华而已，简直是一片混乱。陈子昂到了这里，大约会写诗曰：“前可见饭铺，后可见商亭，念文化之奄奄，独怆然而涕零”。
首都身边的长城的“开发利用”如此，“天高皇帝远”的那些大遗址，“开发利用”起来会是什么样子，还有什么难以预计的呢！
叶廷芳先生给我打电话为圆明园遗址的命运发急的时候，我告诉他，虽然近在咫尺，十几年前还天天去跑步，近几年却再也不去了，求个眼不见为净，免得伤肝又伤心。但是不去也不免伤肝又伤心。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三日看到《北京晚报》的一则新闻，叫做“神奇的世界图腾荟萃园”。这个园在圆明园的“海岳开襟”岛上，由门头沟区龙泉镇投资，园内仿制了“七十多个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不但有“妖魔鬼怪”的头，“狰狞可怖”或“莫名其妙”的面具，还有“原始部落酋长的座椅，若想体会一下酋长的威严，你可以在这座椅上坐一坐”。根据“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进这个荟萃园去看一眼当然要买门票，在酋长椅上坐一坐，更是要出血挨一刀宰。至于那些图腾嘛，只消想一想遍布全国的各种集景式公园和神怪园就能明白是什么货色了。不过，不得不佩服“原始图腾”这个选题，因为，从来是“画鬼容易画人难”，那些图腾，仿制起来更加容易，成本也低，而收益却不见得少。至于为什么圆明园里原有的住户外迁很难，而这个园却由门头沟区龙泉镇来投资，则是一件更叫人难以理解的怪事了。
面对着愚昧、无知、贫穷、贪婪和不负责任，以及自己套在脖子上的体制问题，圆明园和其他大遗址的保护，比家门口有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挡住去路更加困难得多。
过去，有人相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论出了什么问题，以为弄一些人来斗一场就可以解决。现在，有人相信“市场经济一抓就灵”，一切困难都归咎于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不论有什么问题，以为只要推向商品市场就可以解决。其实呢，就像在奴隶制社会里并不是一切劳动都由奴隶去做一样，在有几百年市场经济历史的国家里，也不是一切都市场化、商品化的。教育、学术和文化事业，就不能都推向商品市场。文物建筑和古迹遗址的保护，决不能搞商业性开发，那样做，对历史，对人类都是不负责任的。即使我们还不能懂得遗址废墟的历史、文化意义，即使我们还不能欣赏遗址废墟的审美价值，参照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也应该咬紧牙根，负起历史责任来，把有价值的遗址和废墟保护好，“传之永久”。一百多年前，意大利、希腊和小亚细亚诸国开始认真保护它们的古迹遗址的时候，经济水平远远低于今天的我们。今天，斯里兰卡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也很精心地保护着大片大片的遗址，其中有法显曾经在那里进修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僧院的遗址，这些遗址，废墟，跟所有文物建筑一样，都没有直接对它们进行商业性开发，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看了真叫人动心。我们常常以五千年的文明史为荣，但为什么我们不懂得爱惜我们文明史的见证？
古迹遗址当然不能保护起来不给人看。适度的开放旅游是应该的。但把它们作为旅游参观对象，应该是为它们的历史文化意义，因此，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前提，只有保护好它们的历史文化意义，它们才有旅游参观的价值。不这样认识古迹遗址的开发利用，就必定要坏事。
有不少人建议把圆明园当作爱国主义的课堂。这当然是好的。但这只说到了圆明园可能具有的价值的一部分，它的全部价值远远大于作为爱国主义课堂。我们要保护的，尽可能是它现在还有价值的全部。
曾经有过一个“圆明园学会”。记得它的成员名单上有一些很有名望的大人物。既然成立学会，想必是为了要干一些事。没有听说这学会被取消或自行散伙，那么，他们对圆明园的现状总是很关心、很了解的了。于是，我们可以有两个合乎逻辑的推论：一个是，他们满意这个现状和它可能的发展。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再提意见也毫无用处；一个是，他们不满意，但无可奈何。如果连他们都无可奈何，我们再提意见还有什么意义呢？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薄命的是我们的文化遗产还是我们的人民？
补记：
写这段杂记的时候，对圆明园的印象还是十几年前的，所以写了些关于遗址保护的话。十月底，我贾勇去了一趟，才发现原来那里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保护遗址的方法了。不仅目所睹的在恣意破坏这所世界闻名的园林的遗址，而且耳所闻的，竟是高速摩托艇和大锣大鼓的噪声，教人心烦意躁。大约是为了滴水不漏地获得门票效益，园里还纵横砌了不少道大墙，连圆明园的规模都已经无法领略了。
年轻人满有信心地告诉我，这就是市场经济下的民俗文化，必然的历史潮流，你那些“精英文化”已经过时，再也不要期望复辟了。
其实我从来不敢以“精英”自许，只习惯于说些平头小百姓的话。我到已经有几百年市场经济历史而且市场经济远远比我们发达的欧洲各地去，看到那里对遗址废墟的保护和研究，更加觉得我的文化素养根本达不到“精英”的水平。不知为什么，我们这里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连最初级的规范都还不齐全，我们的文化，包括建筑，却已经相当可怕地粗鄙化，低俗化了。更奇怪的是，竟天天可以拜读到一些名家的文章，论证市场经济下文化的走向就是如此，不必焦灼云云。或许我们都配备了神行太保戴宗的纸甲马，只消几步，便赶到老牌市场经济社会头里去了，在文化的粗鄙化和低俗化上超了前。然后可以像聪明而又糊涂的兔子那样，打个盹，讪笑欧洲人跚跚来迟。但是，如果欧洲人——其实也还有我们的近邻亚洲人，压根儿不走我们一些名家料定的“规律”性道路，那我们岂不是会太寂寞了？那时候，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来吹嘘五千年古老的文明呢？一本《易经》大概不免太单薄了罢，即使妙笔果真能生花，恐怕也生发不出多少新鲜玩意儿来了。
刚刚纪念过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那短短的几天里，倒是着着实实向人们灌输了一番爱国主义，有一句话说得山响，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几天热闹过去，又有什么东西能提醒我们记得前事呢？当年的侵略者倒是念念不忘抵赖甚至美化罪恶，而我们却眼珠子红红地望着人家的资本和商品。只海阔上才有的锦城丝管，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西湖风光，都能赢得游人沉醉。但沉醉了容易忘事，留一方遗址废墟，叫沉醉的人们也有机会清醒一下来回忆前事，岂不更好！
陈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