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冬春之交，有机会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欧诸国小住数月。在享受发达市场经济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之余，在柏林、汉堡、哥廷根，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海牙，曾同客居海外的中国学生、学者几度畅谈。中国人聚在一起，话题主要是中国社会的现在与未来，其中自然也谈到市场经济大潮下的中国文化发展与知识分子命运。谈话者五色杂陈，境况不同，有客居海外十余年现在已有稳定职业、丰厚收入的老留学生，也有出国不久、尚在中餐馆、建筑工地苦熬的后来者；有热心政治、关心学术的人文学者，也有一心赚钱不问世事的打工族。好在无论境遇如何，大家对中国命运的关心是一致的，出国之前也大都曾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因而尽管观点不同、立场有异，却也大都言之有据、侃侃道来，更因久居市场经济之中，故常能现身说法、一语道破。同他们的谈话，长见识、开眼界，不少观点我亦深以为是。由此想到去年从俄国归国后发表在《读书》上的小文(《俄罗斯需要多少艺术家——俄罗斯归来答客问》，《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十一期)，有些看法，身在海外再看中国变得更清楚明确了，有些则可再做说明、引申。
如果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问题，论题可以归结为几点：一、市场经济本身是否有助于文化发展和“文化人”地位的提高；二、计划经济下的文化发展是否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带来的破“旧”(旧的文化发展模式)立“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发展模式)过程中，文化的困难和失衡是否正常现象。《答客问》中所要说明的意思，实际上并未超出这三点。
笔者当然不是市场万能论者，但却衷心拥护今天的市场化改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本身有一种使社会资源趋于有效配置的功能，这种功能正是通过价格信号对供求的引导实现的。市场机制要发挥这种功能，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诸如竞争市场的存在从而价格信号的准确，对价格信号足够敏感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自由等等。这些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别的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或因素。在这些条件之中，当然也就隐含了一些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如经济人假设、资源有限假设以及边际收益递减假设等等。虽然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肯定地证明了市场失灵从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并不能据此怀疑市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这一基本功能，政府干预也好，公共部门也好，都只是对市场功能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取而代之。按照一种形象的说法，市场调节是对经济的第一次调节，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次调节，是对市场调节结果的再调节，第二次调节的范围只适用于市场调节结果未能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或未符合政府经济政策目标的场合……好了，经济学理论就此打住。
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等部门是社会经济中的特殊部门，这些部门的特点是，其“产品”的个别价格往往低于社会价值，从而具有很大的“外部效果”。由于其具有“外部经济”的特性，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政府不加干预，投入这些部门的社会资源就会总是不足，这些部门的产出水平便会低于社会需求，因此，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是必要的。问题是，“投入这些部门的社会资源不足”究竟是什么意思？衡量“足”与“不足”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现实中，我们的社会是否正在经历前述这样的“不足”？如果是，政府应如何干预和调节来增加对这些部门的资源供应？
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对我国目前文化发展状况的认识，即我国目前是否正在经历由于政府不加干预、任由市场作用造成的供给不足。我很同意李智明先生对拙文评论中的说法，回答这一问题“是需用统计数字来说明的”。可惜，笔者一时找不到中国需要多少艺术家和中国现有多少艺术家的统计材料，《读书》杂志也不是进行这类专业性统计计算的合适的地方。我只希望提供一种思想或思路，用若干最简单的事实来说明，经济理论所说的市场自发调节下外部经济部门的供给不足完全不同于中国目前的情况。我们刚刚离开计划经济没有几天，我们每天都在碰到计划经济留下的“遗产”(国有企业困难、社会福利包袱等等)，而计划经济的思想每每在寻找机会试图“回潮”。中国今天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的数量、规模、结构、特点绝不是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而是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遗产之一。十分明显，计划经济时期上述部门的发展规模、结构的形成，不可能是以市场需求为依据的，而是意识形态、长官意志、计划制定者个人偏好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目前中国上述部门的发展不符合社会的需要，超过了消费者的需求，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的“艺术家”。目前文化领域的某些“萎缩”或曰“调整”，也正是在上述畸形发展背景之下的调整。要证明供给超过需求至少是结构性地超过需求，可能用不着统计数字，只要回忆一下文革时期每省一个甚至不止一个京剧院，大演革命样板戏的情景就够了：有那么多人愿意自掏腰包看京剧吗？不考虑本地话剧观众的情况，每省办一个人民艺术剧院(这其中的含义是，话剧是革命文化事业的一个部分，无论有无市场，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如此。连北京、上海的话剧院都无戏可演，遑论边疆省份？这难道不是过剩吗？每所综合性大学都有庞大的哲学系、历史系，而市场给哲学家、历史学家提供的就业机会每年就那么几个，于是哲学家被迫改行，这还不是过剩？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领域的某些萎缩比之花大量的钱培养出来又无事可做要经济得多。就总体而言，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教科文总规模和结构是不适合今天这种市场化社会需要的，是过剩的，这点毫无疑问。
当然，由于其外部性特点，并不能完全由消费者的需求来决定这些部门的“产出”水平，政府的补贴和扶植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究竟能够和应该拿出多少钱来补贴给文化事业，或者说最终能有多少社会资源用于文化事业发展，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国力。把中国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都投入教育科学领域，中国也支持不了今天美国那么大的教育科学系统。这就是说，政府干预，当然是必要的，但政府也不能凭空地拿出钱来支付这些部门，尽管这些部门的发展“其意义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会太过分”。
说到这里，不由想起几月前欧洲之行侃谈中对教育、文化发展的感受。在西欧这个至少比中国市场化得多的社会中，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等等部门似乎并未感到不适生存，从事上述事业的文化人也并无“边缘人”、“失落者”的感觉，当然更无衣食之忧，倒是体体面面地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我曾走访德国汉堡大学、哥廷根大学、荷兰的莱顿大学等著名学府，参观了包括巴黎卢浮宫在内的一系列博物馆，在柏林的国家歌剧院欣赏了歌剧，初抵柏林之时又恰逢柏林电影节。这些典型的教育文化场所绝无(至少给我这个走马观花者的印象)经费困难、捉襟见肘、穷困潦倒的感觉，什么每年只演几场，越演越亏损，什么博物馆改成家具店、服装市场，什么教授卖馅饼、交响乐团演员“炒更”赚钱之类更是闻所未闻。倒是看见大学校区优雅宁静，绿草如茵，博物馆巍峨华丽，观者如云，歌剧院演季轮回，观众华服美裙，隆重如仪……凡此种种，不过说明，市场经济看来并非不适合文化的生存和发展。
这种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繁荣，除了得益于西欧诸国经济的高度发达之外，也同其文化的生存环境、文化本身的运作制度及政府对文化的扶植方式相联。举个例子，欧洲的交响乐团也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靠自己的演出收入不足以维持生存，政府对乐团的资助约占到乐团费用的百分之四十——六十。这一点同国内的乐团大同小异。但政府并非“撒胡椒面”式地“普降毛毛雨”，而是有严格的选择和限制的：政府的资助只限于被认可的少数高水平乐团，而支持的力度足够维持乐团的正常运转。条件是，乐团应按照演出季拿出高质量的节目。同我们的差异是，政府资助的乐团数目较少，数额较大，这样，乐团的乐手无需他顾，乐团的收入足够维持他的体面生活，但他必须参加规定数量的练习和演出，保持最高的训练水平，否则就会被淘汰。其结果是，乐团的数量从而古典音乐的“供应量”总是大致与现行票价下社会公众的“需求”相吻合，使票房收入(这里用“票房收入”代指乐团获得的除政府资助之外的全部收入)能够占到乐团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如果公众对交响乐的需求增加了而供给不变，则此时观众会愿意支付更高的票价，企业、基金会等会愿意拿出更多的钱支付交响乐的发展，乐团的票房收入会明显增加，就不用政府再提供那么多的资助，这时政府可用节省下来的钱支付新的乐团，增加新的供应。反之亦然。这样，供求总能大致维持平衡，有序运转。教育、科学、文化等等，仔细分析，莫不如此。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可否说，我们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太不够了，乐团、学校、医院、博物馆都必须自己动手，兴办产业，增加收入，只有这么做，才能维持文化人的起码的生活。试想，大学里的教师，如果他的学校不创收，个人不去兼课，他的三百多块钱的工资能维持体面或者哪怕是正常的生活吗？反过来，这也说明，在政府现有的能力下，政府要支持的文化项目太多了。再试想，如果政府把给五个乐团的经费拿来支持其中一个，情况将会完全不同：乐手们不用再去兼职炒更，团长不用再去抓钞票、办三产，专注于本身的职业、何愁演奏水平不提高，怎么会出现中央乐团上台走调的事呢？正是针对这种“谁也吃不饱、谁也饿不死”的局面，我们说，中国和俄国的“艺术家”太多了。无论我们怎么强调对雅文化的政府责任，也不能改变这一结论。我完全同意这么一个说法：政府应提高对文化事业的拨款在其预算中的比重而不仅是绝对额，但是，政府毕竟不能把钱都用于教、科、文上而不去修路，不去稳定粮价，不去搞菜篮子。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大量文化生产者在开工不足的状态下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的局面。
这种劣质而过剩(开工不足)局面的形成，如在《答客问》中已经提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长官意志、意识形态指导资源分配的产物，在人民基本生存需要大大未满足之前，文化的过分发展是没有经济基础的。计划经济时代文化艺术的表面“繁荣”是以牺牲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为条件的。更深一层说，它是决策者要“让艺术从艺术家的课堂上和乐团里解放出来，变为劳动人民手里的尖锐武器”的指导思想的产物。因此，这种“繁荣”不可能是真正的繁荣：发展哪个剧种，演出什么剧目，演出多少场次，都不是根据市场决定的，而是长官的意志。大家饿着肚子去听歌剧，这种“繁荣”只能是畸型的繁荣。如果谁还留恋那个时代的“繁荣”而一味指责今天的文化“衰落”、“萎缩”，就如同一味指责今天的通货膨胀而留恋半饥半饱的时代一样，只能沉默，无可争论。今天文化发展的困难，实在是过去畸形发展的后遗症，要调整这种畸形，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等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遇到的困难，不能记到市场经济头上……帐只能记到计划经济头上。”这大概同“对市场经济的过分热心的辩护”没多少关系。
至于为什么社会现在只需要较少的艺术家而不再需要较多的艺术家，这涉及到转型社会中大众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等，很多要由现在就业不充分的哲学家们去研究、解释，但其中某些，仍同向市场经济过渡相联、多、少都是相对的，仅就本来意义上的艺术(音乐、舞蹈、美术……)而言，以往是靠政府拨款过活，现在政府不能一如既往地拨款了，靠观众的门票又由于诸多原因而行不通。这些原因包括：普通消费者的收入不能承受日益上涨的票价，特别是对雅文化较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大多清贫，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由于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等又大多对雅文化不感兴趣，宁可在KTV包间中一掷千金；文化消费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电视的普及再加上交通拥挤等就把大部分观众留在了家里；西洋、古典剧目与观众文化偏好的差异以及物质享乐主义盛行对精神消费的冲击等等。广义的文化、科学、教育，仔细分析，也都可以开列出这样一个清单，如决策者的短视、急功近利的思想、决策机制不健全……
不过，既然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排斥文化发展而是有助于文化的持久发展，那么，向市场经济过渡，从长远来看，就应当有助于而不是有损于文化的繁荣，包括文化人地位的提高。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君不见，在经历了几年的困难之后，某些文化部门已经走出了谷底，走向繁荣。某些剧团，由于排演出了好剧目而连连爆满，票房收入不菲，剧团及演员个人也开始走上良性循环；电视剧的制片人，版权卖出好价，大赚其钱者不少；高雅的文艺团体，由于企业的资助或与企业联办，也开始找到了生路。如此等等，说明市场经济可以成为文化发展的适宜环境。但是，要做到这一步，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文化事业自身的调整、适应，也需要外部因素的成熟。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文化事业团体，如多年不排戏的剧团、几年前急急拼凑起来的三流大学、完全无市场的一般性研究机构，勉强靠政府的一点拨款苟延，未如像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一样关、停、并、转，拍卖破产，让出资金支持更有希望者。
最后附带提一句，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是需要很高天份和爱好才能有所成就的职业，从事这些职业的个人，不说献身也应当有一点愿意为她放弃些什么的精神。在域外，文化人也都不是富翁，倒是常能看到为艺术和科学而固守清贫的“殉道者”。
(拙文《答客问》在《读书》发表后，先后有李智明、顾因明两位先生予以评论，载《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三、五期，本文兼复两位先生的论说，原作不具引。)
王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