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标准”的最高境界是一个时代的整体学术氛围，学界中不以时风热闹为是，而以创作和发现为学术根本。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学术精神下，“客观标准”常表现在对真正学者创造力和才能的准确判断上，这种判断依靠的是对学术的忠诚，而不是外在的一些表面形式，如写了多少书，在那儿留过学之类。现在学术史上这样的事很多，足以见出一个时代的学术精神。一九二五年，清华设国学研究院。据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清华还是聘了陈寅恪。(黄延复《陈寅恪事略》，《清华人物志》一，第170页，清华大学版)虽是学林掌故，但也见出当时学界的风气，是着重创造性和才能的。陈寅恪“寥寥数百字”，搁在今天，只能坐冷板凳。还有梁漱溟。梁能受聘于北大，是因了他在《东方杂志》上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是蔡元培看见了，请他到北大教书，梁当时二十四岁。(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27页，漓江版)钱穆的情况也一样。钱是小学毕业，在苏州中学教书时，写成《先秦诸子系年》，被顾颉刚偶然看到，遂推荐他到燕京、北大教书，顾见到的还只是手稿。(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128页，台湾东大公司)虽不是制度化的“客观标准”，但至少有一定的规矩，不然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如果不是抬杠，我们得承认，我们过去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有“规范化”和“客观评价标准”的，有了这个共识，我们再说，它是靠什么存在的？
学术的发展有几条是要命的东西，没了这几条，所谓的学术也就打了折扣。这就是：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形成。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研究机构。三、教授的自由流动(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自由)。这三条是体制化的硬东西，无大学，无研究机构，学人则无归宿；无流动自由，学人即为死人，谈何学术发展。光有硬的不行，还得有软的。这也有两条。一为学术自由，二为教授治校。这两条的核心是自己管自己，不用别人操心。试举一例。新诗人陈梦家初到西南联大时还是讲师，他研究考古学，很有成绩。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要提陈为副教授，给聘任委员会写一信：“敬启者：查本校章程规定，教师‘于所任学程有重要学术贡献者’得聘为副教授。本系讲师陈梦家先生研究甲骨铜器文字及相关问题，成绩卓著，历年所撰论文十余篇，释疑解惑发明甚多，拟请升任为副教授，以示尊异而符校章，敬希贵会审议裁夺，是为至荷。”(《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371页，湖北人民版)陈梦家就成了副教授，非教授治校，哪能这么痛快。王力当年初到清华，有一段时为养家糊口，翻译了许多东西，还给万有文库写有《希腊文学》、《罗马文学》、《伦理学》等小册子，但这却影响了他由专任讲师升为教授，朱自清就给他说，干这些与本专业关系不大的事不行。这就是“客观标准”，大家心中有数。
说来说去，大家心里都清楚“规范化”是怎么一回事，让学术回到学术，为学术而学术，这是好事，但谈何容易。“规范化”有许多层面，有浅的，有深的。像论文的规格，注解如何做，这是技术性的，好办，个人努力就能办到。现在难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些硬东西，这是关键。梁启超论清初学术“极绚烂”之原因有四。其四为“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研究之精神特盛。”(《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我们就不具备。我们想有“自由研究之精神”，但这由不得自己，所以所谓“规范化”，浅些说，容易，往深里想，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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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