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萌《也谈“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九五年九期)，是一篇好文章，它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了所谓的“光明梦”是怎么一回事。但李先生介绍苏联文学、苏俄文学的眼光是向前的，没有再往后看一看，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他是以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印象中的苏俄文学介绍和研究状况为判断尺度的。这样他才敢说：“我们讲勃洛克写于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几个月的长诗《十二个》，强调它表现革命，却回避或不理解它末尾出现的耶稣基督形象，因为从未把它放到勃洛克的创作生涯中作一总体的考察、更不用说介绍诗人在俄国象征派诗创作中所处的突出地位了。”我与苏俄文学绝非外行，但我在近年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时，谈到过储安平发表在《北新》第二卷第十三号(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出版)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布洛克及其名作——十二个》。储安平就是从对勃氏的总体考察中来评价这首诗的，也注意到了“耶稣基督形象”，并说：“于是他们都一个个鼓着全身的勇气，在血路上前进，而即由手执红旗的耶稣，作为前导，可说是一个世界革命的象征。”同时又进一步论证：“然而《十二个》并不是一首革命诗，只是一首抒情诗，叙事诗，甚且可以说只是个个人主义文学国里的天鹅啼鸣，而想飞到革命的一边去。自然，布洛克的虚幻的歌咏，将成了他的过去，而且也不能再生；而《十二个》则将遗留下了他的忧愁的情绪，睡在雪里的Kafka革命的过程，及有如生着癣疥的人的旧世界。”为写这则小文，我找出了《十二个》的节选本看了看，觉得储安平的分析是很深刻的。储是留英的学生，年轻时做过小说，介绍过俄国革命后初期文坛的情况(见《真美善》七卷三号403页)，与文学绝对不外行，说有易，说没有难，学界规矩，还得牢记。
　　说《读书》
　　山西作协　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