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怀旧也好，说纪念也好，原本比较狭窄的单一的内涵，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扩展和延续。“三家村”，再也不会被人忘却，不仅仅因为他们的特殊历史作用，不仅仅因为他们的悲剧命运，也不仅仅因为他们的作品在，也因为新的生活也接纳了他们。
把“三家村”严肃、沉重、甚至悲痛的历史名词，与消费文化联系起来，的确可以生发出不少很有意思的话题，生活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的种种过去，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无法想象也不愿意去想象的事情。同样，三十年前，又有谁能想到曾经令人谈虎色变的“三家村”这个名称，居然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酒店的招牌，堂而皇之地悬挂起来，在京城的商业大潮中，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景点？
一切似乎都已久远，但又离人们很近。
我有时设想，如果邓拓吴晗健在，他们该用什么样的神情打量新的一切？他们是否也会同廖沫沙一样欣欣然走进以他们命名的酒家，或者同样挥毫题词？我怀疑，他们的性情，他们永远庄重地拥抱政治的习惯，都不可能使他们这样做。
廖沫沙却不然。他们三人中间，他能够坚强地活下来，成为劫后“三家村”中唯一迎来平反的一人，绝非侥幸，也非什么人的特别恩典，而在于他能够极其平静地面对一切苦难。他从事政治，但却又不像邓拓那样不能走出政治，在一个荒诞的时刻，他能够透过一些庄重的表层，看到背后的可笑和荒谬。在针砭现实上，他可能没有邓拓的那种清醒和敏锐，但在对个体生命与政治的关系的把握上，他却远比邓拓要透彻和清醒。
产生这样一些想法，是在读了廖沫沙的《瓮中杂俎》之后。读他写在文革中的交代，读他在和吴晗一同被批斗时吟诵出来的打油诗，我不由得用一种钦佩的目光注视他。他和聂绀弩有所相似，那种情形下，玩世不恭，或者说含着泪的笑，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对丑恶的轻蔑与讽刺。他们都将自己的这种面对苦难的态度，戏说成“阿Q精神”的遗风，可今天，再读他们的诗文，却不得不令人感叹他们玩世不恭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同样深沉的东西。
当风暴和磨难来临时，廖沫沙表现出和吴晗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
在朋友的眼中，吴晗尽管做过多年的副市长，可仍然是一介书生。他单纯而天真，虽然热衷于政治，却既没有邓拓的那种政治经历和政治经验，也没有廖沫沙的那种将政治“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潇洒。他把一切都看得很重，无论被欣赏，或者被批评，都不例外。当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涌来时，当一日日非人的抄家和批斗进行时，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廖沫沙那种“举重若轻”的坚毅。他忧心忡仲，他唉声叹气，他为自己也许真的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惶惶不安。
廖沫沙却不，他同样一起被批斗，同样一起开始过一种非人的生活，但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冷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随遇而安，在苦难中自寻解脱。他这样做，也许是性格使然，他比别人有更多的对现实怪状的轻蔑。
当惩罚刚刚开始时，他们这些“黑帮”被派去劳动，他没有为此感到压抑和难堪，而是从锻炼身体的角度来接受，甚至来“礼赞”它。他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写的《思想汇报》中写到：“这两天劳动，虽然浑身出汗，但是出汗以后身体反而感到舒畅，精神也觉得愉快些。我自己定下这样一条，从此以后每天早上打扫院子，既能改造思想，也能锻炼身体。”这里，那些表面上严肃、庄重、认真的表述，却明明透出了调侃、幽默。后来，他和吴晗不断地被揪斗，被强迫做“喷气式”姿势，但唯独他在那种情况下，依然保持一种乐观，并以自己的调侃来感染心情沉重的吴晗。他当时吟诵出的那首《嘲吴晗并自嘲》的打油诗，便集中反映出他的这一特点：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廖沫沙后来回忆，当时一次次的批斗，越来越让他看到所谓“大革命”的滑稽感：
我的罪过，至多不过是多写几篇杂文，写得不好，或许还有点小差错。而那些“帮们”却越批越离奇，给我戴上大而高的帽子，高冲云霄，戴上一顶，被风吹落一顶，总套不住我这个小小的脑袋；等到他们动手扭胳臂，迫使我低头弯腰撅屁股的时候，我就更觉得，这哪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在开玩笑，耍恶作剧。当我一想到这些，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在低头弯腰的时候，我默念起：“大慈大悲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用这样的咒语来分散肉体的不舒适和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与快乐。可见阿Q精神人皆有之，我也未能免俗。
廖沫沙的调侃、乐观，毕竟只能属于他自己。虽然他一时能够让吴晗稍稍轻松一下，但他不可能改变吴晗的心情，更不可能改变吴晗的悲惨结局。
姚文元式的批判和文革中吴晗的遭遇，使人们都难以承认吴晗有丝毫影射现实的企图。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刚刚发表后，吴晗曾在一篇检讨性文章中，列举出自己写关于海瑞的文章的时间表。正是想证明《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罢官没有丝毫联系。吴晗的辩解应该说有他的道理。他的政治态度、他的性格，都不可能使他会“犯上”，对于他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他是不可能及时写出《论海瑞》的文章，从而，京剧艺术家们也就不会请他“破门而出”创作《海瑞罢官》。
吴晗是一个历史学家，文学从来没有涉猎过，这个剧从戏剧文学的角度来看，并不被认为是成功之作，而当时舞台演出的效果也不理想。但是，对于吴晗这并不重要。在他看来，他在履行一个革命史学家的职责，他在用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方式体现自己的现实作用。
张文松先生是吴晗的朋友，他说他当时曾对吴晗写这样一个历史剧感到不解：写历史和写历史剧毕竟不是一个行当，为什么一个历史学家偏要跳行呢？不过后来，另外一件事似乎让他对此有所明白。他发现在写过《海瑞罢官》以后，吴晗似乎对于写京剧更热衷了。有一次他去看吴晗，看到吴晗正在修改一本以《水浒》为题材的京剧脚本。“我问他写什么？他说是一个中央负责同志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在这个剧本中添写一个女角色，因为那剧中人物全部都是男角色，太单调了。我听了很诧异，难道剧中人物可以凭空添撰吗？但他却是兴趣盎然地接受了任务，居然添写了一个武旦的角色。这剧本的名目是什么，早已忘却了，此后也似乎未曾演出过。”
吴晗的身份，他的倾向和态度，都决定了他不会超越他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当然很难听到历史和现实在他心中的回声。
可是，我也不由产生疑惑，也不断地询问自己：如果没有了现实的影子，没有了影射的意味，《海瑞罢官》的价值，或者说吴晗的悲剧价值又如何体现？
文革中，把吴晗邓拓廖沫沙田汉孟超等人的作用，说成是有意识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当然是出于政治需要的一种诬陷。但是，把这些作品说成完全没有现实影射意味，则未必符合实际。
譬如田汉。一九六一年创作《谢瑶环》时的田汉，心境与创作《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时候显然有所不同。短短几年，人与事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从大跃进满天“卫星”的轰轰烈烈，到三年灾害的严峻，从政治情绪的高涨，到庐山会议的错综复杂和彭德怀的罢免，对于田汉和许多文人来说，很可能有一种梦境幻灭的感觉。信仰没有改变，对领袖的忠诚和崇拜没有改变，但面对现实诸多现象，他们毕竟有一些诧异，有一些疑惑。反右斗争留在心灵的阴影，政治环境的实际状况，已不可能使他们大声疾呼，发表批评性意见。但当时高层领导人一再强调，要改变思想领域的紧张状况，改变文艺创作的教条和公式化，这多少又唤醒他们心中的良知和艺术感觉，他们愿意以他们的方式，委婉、含蓄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经过现实变化的大起大落，一个空想的浪漫的民族，被拉回到严峻的现实面前，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不直面身边种种生活现象，不能不正视生活存在的某些缺陷。作为有见识有性情的文人，只要一旦拿起笔，他们就不会面对现实而无动于衷，不会是完全没有灵魂的躯壳。更何况，当年他们这样做，与党的号召并不矛盾。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政治修养和思想状况，在那种时候，既不可能使他们成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批判者，也不可能仅仅使自己只是庸庸碌碌的人。他们是在一个有限的天地里，做着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情，至于后来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恐怕谁也无法预想到。
承认“影射”，并不意味着赞同加在他们身上的批判，而是对他们的文化价值的肯定。说实话，从感情上我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创作《海瑞罢官》的人，只是在做遵命文章，没有丝毫自己的见识和思想，麻木的神经对现实也没有感应。如果真是那样，悲剧对于吴晗简直就是一场喜剧，而他所承受的所有苦难，便不会为他的整个人生投射耀眼的光彩。这对他岂不太冷酷无情？
把邓拓指责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实在是种误解或者冤枉。说实话，在他的同时代报人中，似乎还没有别的人比他更有资格称得上政治家。
人们有充分理由将他看作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他自己时常的说法是“书生”。他擅长书画，对历史文物研究有精深造诣；他喜爱诗词，兴之所至，情之所系，时有绝唱；他独创“燕山夜话”杂文文体，厚积薄发，言简意赅，一时间风行全国，洛阳纸贵。有时，他显得飘逸，在与文人墨客的唱和中俨然其中一分子；有时，他又显得凝重，在文思泉涌中，履行着一个文人忧国忧民的天职。仅仅这些，他就足以在现代文人行列中，占据一个醒目的位置。
然而，这绝非邓拓毕生追求的目标，更不是他所希望的。相反，自投身于革命的那天起，他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在同时代的革命者中，他称得上一个具有很高理论修养和政治敏感的人，他真正喜爱的是历史，是哲学。正是出于一个政治家的高度和敏感，他才成为最早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人之一，并在极其艰难的战争条件下，主编出版了中共革命史上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然而，他的被误解、被指责甚至被嘲讽，恰恰因忠诚而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是因为在反右运动前后不能充分理解“阳谋”而开始受到批评和冷落。作为一个长期主持党的报纸工作的人，作为一个有高度党性原则和革命信仰的人，他不能赞同各种形式的对党的批评，尤其不能同意在党的自己的报纸上发表那些言辞激烈的批评。他的思路一直顺着历史脉络走着。他的才华和学识，他的性格，还不能使他灵活地理解“引蛇出洞”的真实含义。于是，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月，当别的报纸积极“鸣放”时，《人民日报》却与众不同地发表不赞同鸣放的文章，同时他还阻止了报社许多人的鸣放。后来，他默默地承受了“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批评，可更多的人却因为他而避免了成为右派的厄运，并为此而深深感激他。
他的政治家办报的素质和原则并没有改变，他对领袖的忠诚也没有改变，是他之外的东西发生了改变。政治操作过程不再同于从前，现实生活的形态也不再容易把握，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明白，在他这里，以往的种种对政治的理解，以往对原则的确定，居然一下子失去了效能。他的政治修养和素质，他的性格，不会使他成为一个被动地旋转的风标，或者索性变为一个浅薄的、毫无政治操守的政客。
他怀着难以言喻的心情离开《人民日报》，他在为自己的被误解而苦闷不已。邓拓会感受到精神之累。当更深的误解落在他身上之后，他的这种精神之累将使他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作为一个革命的“书生”所应尽到的历史责任。他离开了报社，却走进了他生命中的一个新的境界。
或许这是一个规律，人总是在遇到挫折遇到压力时，某种内在的却更本质的气质，会突然间激发出来，从而出人意料地构成另一番人生风景，使得人们不得不用一种与过去不同的目光来打量他，来审视他。如果沿用固定的色彩，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描绘出完整的他，真实的他。
当精神之累最终降临邓拓身上之后，当苦闷、困惑、忧郁的情绪几乎一夜之间占据他的内心时，他早年业已形成的气质，仿佛奔涌而至的激流，将他冲到一个新的境地。与过去相比，生存形态也许有所不同，但对于他，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必然。
他的经历，他的理想，他的地位，不会允许他退缩到一个狭小的天地。他可以搜集字画，可以与文人墨客们吟诗唱和，可以悠闲地浏览山水，但这远不是他所真正需要的生活内容，也不可能替代一切。他无法割断与现实的联系，无法改变一个政治家参与现实的本能要求。他的革命热情，他的人生态度，都决定了他必然会以他的方式在生活中发出声音。与众不同的是，他愿意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用自己的笔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彭真的老部下和朋友，邓拓属于具有务实精神的那种政治家。他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和接受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冒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的浮夸和狂热，更使他产生深深的忧虑。随之而来的全国范围的三年灾害，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政治、对经济的独立思考。
他忠诚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能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高唱赞歌。他不。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从来不把一己利益放在首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他责无旁贷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不是以权力，而是以笔，以思想。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在六十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会没有邓拓的声音，没有邓拓的身影。假如那样，历史该会是一个无法补救的缺憾。
幸好有他。
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中间，我觉得邓拓的现实感最为强烈，也最有思想锋芒。
把邓拓和吴晗稍稍作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吴晗和邓拓有所不同，他曾经是胡适的得意弟子，后来是作为民主党派而投身于革命。他没有邓拓那种革命经历，也没有邓拓那种对党内斗争的深刻体验，他怀着透明的热情响应着来自上层的号召。自然，他缺少邓拓那种深邃的历史目光，也缺少邓拓发自内心的现实感应，即便同样论说一种现象，我相信邓拓对事物的了解和分析，更加准确，也更为入木三分。
譬如，在上下都一致将大跃进后出现的灾害叫做“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唯有早在三十年代研究过历史，撰写过《中国救荒史》一书的邓拓，才能对现实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他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三联书店重印该书时，在“绪言”中写到：“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资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干部学习会上讲话时他更为明确地说：这几年的毛病，要从生产关系的其它环节上去做文章，生产关系的其它环节该调整的没有调整，使生产力遭到了破坏。
更多的人，几乎要到文革后才能以如此清醒的认识面对中国的现实。
先知先觉者，历史应该记住他的名字。
我现在渐渐理解了为什么在文革骤起时，邓拓会被说成是“三家村”的“老板”。这不会仅仅是因为邓拓的政治地位比吴晗、廖沫沙高，而是邓拓的思想更深刻，目光更敏锐，手中的笔更有力。
“三家村”中，邓拓对政治生命的看重，他的执拗的书生气质，决定了他只能选择“玉碎”方式。
当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出笼之后，邓拓绝对没有预料到批判的火焰会很快集中到他的身上。和别人相比，邓拓更多一些政治经验和政治敏感，他曾对一位《前线》杂志的编辑发表过他的忧虑和困惑。他说上海也上演过《海瑞上疏》等海瑞戏，为什么要单单把吴晗的戏拿出来批判呢？其中肯定有别的原因。然而，已称得上丰富的政治经验，还不足以使他想象到，即将由此而到来的大革命，会以他所敬重的、思想上也比较一致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为主要对象，更不会想象到他和“三家村”的成员将是一场浩劫的最早牺牲品。
作为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他必须领导一场对吴晗的批判。对于他，这无疑是极为艰难的一件事情。他了解吴晗是一个对党对毛泽东无限忠诚的知识分子，把这样一个人出于良好愿望和热情创作的作品，说成是存心险恶的反党，是他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
他别无选择。他领导批判，却又不愿意随风飘荡，不愿意如同姚文元的文章所充满的火药味基调那样，把无情的火烧到北京。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真思考，他的文人骨气，他对吴晗的了解，都不可能使他做出另外的选择。他组织北京市对吴晗《海瑞罢官》的讨论，但尽可能地将之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畴，他甚至直接撰写长文，以“向阳生”的笔名发表文章，专门批评吴晗在封建道德继承方面所持的观点。他的所有行为与言论，后来非常自然地被斥责为“假批判，真包庇”。
他越来越难以承受全国上下齐声讨伐的巨大压力。当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批判文章，把“叛徒”的罪名加在他头上之后，他彻底地绝望了。
像他这样一个革命者，种种批判能够承受，但唯独这样的罪名他难以承受。最后一线希望被巨大的阴影笼罩了，他再也无法点燃起生命之火。
他要保持人的尊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做出这样的选择时，他最后一次表现出他对政治生命的看重。仕途不重要，所有的创作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和革命相依为命的关系。所有的痛苦和委屈他都能够承受，但唯一不能承受的是被革命、被党所摈弃。
邓拓最大的悲剧由此产生。谁能想到，他最终竟会用这样一个方式，将文人傲骨与政治家的责任感、名誉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邓拓得到了生命的平静，尽管灵魂并不会因此而安息。后来“三家村”招致的种种磨难，吴晗、廖沫沙各自不同的命运结局，他无从知道。当然，他更不会想到，对“三家村”的批判只不过是文革的序幕，他和他的文友们则将由此成为永久的历史话题。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