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图腾与塔布》
写完这个题目，飘飘然好像到了大洋洲外某个叽哩咕噜国，那里住着一些原始部落，说着部落以外的人听不懂的话。想着想着，简直有点想入非非了。
想起了名叫《图腾与塔布》这部书。
这是弗洛伊德的一部名作。其所以有名，是因为作者创立了叫做精神分析学的科学体系；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把这体系应用到人类学和文化史的研究上。书成于一九一三年，作者五十七岁，他最初提出精神分析学的科学体系是在四十岁那年。这时，他已誉满欧洲了；而这“誉”，却是建筑在强大的反对力量上的。即如这本《图腾与塔布》，当年就遭到人类学家的激烈反对。反对图腾？反对塔布？不不，反对的是弗洛伊德用他的学说来解释图腾和塔布。
这本书，没讲力必多，或情欲；没讲意识，前意识，潜意识；没讲情意综，或情结；没讲伊底帕斯情结；但它诠释的图腾塔布用的武器却是性的原动力。
性？这是个禁区！——性爱的禁区。我们熟知这个禁区。近三四十年间，有过弗洛伊德禁区，有过马尔萨斯禁区，有过其他禁区。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把它称做敏感区，极度敏感区。
古人“谈虎色变”，今人则“谈性色变”。尽管圣人早就说过：食色性也，仁内也，义外也——但是一两千年来，圣人的子子孙孙却不听圣人的教导，始终千方百计不敢正视“色”或“性”这个可怕的字眼。色？性？尽管有些人三妻四妾，甚至男盗女娼，但却害怕说出一个‘色’字或一个“性”字。
食色性也，我们的圣人在文字世界争得了第一，世界第一！此话说过一千几百年后，西洋才出了个叫做蔼理士的，在他那本也叫君子不敢正视的《性心理学》中揭示了同样的真理。他写道：“人生以及一般动物的两大基本冲动是食与性，或食与色，或饮食与男女，或饥饿与恋爱。”(潘光旦译文)
说是这么说，其实古今中外，色呀，性呀，男女呀，都是说不得的。这是禁区！别以为西方就没有禁区。这个弗洛伊德一生就在禁区里打滚，以至他的同国人，大作家茨威格也不能不慨叹说：
他毫不动摇地、勇猛直前地向至今无人涉足却胆怯回避的那个人世间隐秘的性冲动世界，即当时正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进军。——自由世界无意之中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学者以其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自由世界的通过“理智”和“进步”逐渐抑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以其无情揭开面纱的手法，使自由世界回避难堪问题的研究岌岌可危。
茨威格说，正人君子们驳不倒他，就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的关于梦的理论。(见《昨日的世界》)
〔2－2〕图腾，塔布
“图腾”，“塔布”这两个似汉语又不是汉语却被收进现代汉语词汇库的名词，耳熟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前者源出美洲印第安人，后者来自大洋洲的原始部落。
在《图腾与塔布》一书中，作者有一段文字解释图腾是什么。他说，原始部落各各拥有一个图腾为民族、氏族、家族的名字。他说：
它多半是一种动物，也许是可吃的或无害的，也有可能是危险而且可怕的。较少见的图腾，可以是一种植物，或一种自然力量(雨，水)，它与整个宗族有着某种奇特的关系。大抵说来，图腾总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它的守护者；它发布神示，虽然令人敬畏，但图腾却能怜悯它的子民。同一图腾的人有着不得杀害或破坏其图腾的神圣义务，不得吃它的肉或用任何方法以它来取乐。任何违背禁令者，都将得到报应。(见第一章《乱伦的畏惧》，杨庸一译文)
在同一本书的第二章(《塔布和矛盾情欲》)中，也有一小段解释“塔布(禁忌)”：
塔布(禁忌)在我们看来，它代表了两个不同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崇高的，神圣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塔布即指某种含有被限制或被禁止而不可触摸等性质的东西。
图腾是一种符号，一种代码，一种神物，因而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塔布(禁忌)更是一种无形的法律。有图腾便有塔布；甚至可以简单地说，图腾与塔布是共生的。中年的读书人可能还会记得，四十年前一个作家在私人通信中把一部历史性的伟大著作称为“图腾”，由是有图腾崇拜，引发了一场牵连到成千人的灾难。说者谓那场灾难并不单纯由于使用了图腾和图腾崇拜这样一种合适的或不合适的、妥贴的或不妥贴的讽喻；是的，不单纯由于，但剖析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底层意识(或深层意识)，未始不是由某种塔布所引发的。我说是“引发”，而不是“导致”。那位作家如果明白人类学或民俗学上有图腾就必有禁忌，他就不会运用文学家美丽的想像力来使用这个讽喻了。这段故事已成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忘记——也是忘记不了的。
但是弗洛伊德《图腾与塔布》这部书，并不因为这两个本身有点神秘感的词儿才在过去一段不短的时间内本身成了“塔布”的对象。这样的书是不能随便看的——连想也不要随便想，因为作者是一个禁区的闯入者和破坏者，因为这部书把图腾和塔布现象通通归结到性压抑上。谈性色变，何况又是毕生在这禁区打滚并且全力要冲破禁区的性学鼻祖！
〔2－3〕力必多
我今天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准备谨慎地把这些理论粉饰一下，把“性欲”说成“情爱”，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不要总是毫不留情地明说那些最后结论，而仅仅作出暗示，那么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而能把自己的五分之四的理论发表出来。
这是弗洛伊德同时代人——朋友，犹太人，作家——茨威格说的。说得真好，如见其人；不，仿佛他活在我们现在的世界，活在我们当中。
上面引句中的“性欲”就是本文题目里的“力必多”。这个怪字是弗洛伊德创造的字。力必多！利必多！里比多！汉语有多种写法，都是由拉丁文转来的1ibido的音译。究竟它是什么东西呀？
这个词的词义从它出生之日起，各有各的说法，一天比一天扩大，各有各的理解。一般地说，就是“性欲”，就是“情欲”，就是“性冲动”。据说这是人的原动力，是一切一切行动的推动力。四十年代潘光旦索性把它译作“欲”。
这位科学家发现了力必多。于是迷上了力必多，然后把一切精神病的起因都归结到力必多受压抑上，然后他，他的门徒，推而广之，把一切的一切几乎都还原为性冲动，归结到与生俱来的性压抑。这一点很难为人接受，甚至引起科学同道的抨击。但是后来的普通人，很容易接受这位迷上了力必多的科学家所发现的“潜意识”。世间许多本来不易解释的现象和过程都可以用潜意识来说明。不幸的是，潜意识与性冲动联在一起，使这位严肃的认真的科学家形象——至少在世俗社会中——被扭曲了。他所迷上的“力必多”，挽救他的“力”却“不多”，绝对很少。他几乎被目为禁区中的怪人——几乎被认为是不科学家，是个狂人，性狂人。然而他本人却几乎像个苦行僧。一个心理学史家(D.Schu1tz)说，“弗洛伊德虽然这样热烈地强调性在我们情绪生活中的作用，但是他个人对于性则坚持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他一贯提及性的危险，甚至对非神经病者来说也是这样，他劝告人们必须努力克服一般动物的需要。”他甚至说，“性的行动是会使人堕落的；会污损精神和肉体的。”这就是严肃的科学家弗洛伊德。
〔2－4〕弗洛伊德与命运搏斗
弗洛伊德生于一八五六年——今年是一百四十年华诞。命运捉弄他，但他却勇猛地、毫不畏缩地向命运挑战。他给这个世界揭示了人世间某些潜在的奥秘，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至少是可供研究的财富，但他在每一个阶段都被人误解，被人歧视，被人嘲讽，被人抨击。完全可以不接受他的学说，可以批评他这种或那种论点，可以惋惜这个“迂夫子”那份执着，那份迷恋——迷恋他所“发现”(或他所“创造”)的力必多，他迷失并被困在片面性的迷宫——，可以笑他迹近“迂腐”，但是决不能无视这个科学家，不能轻视他，漠视他，蔑视他，更不能敌视他。
命运捉弄他：有时那么宽洪大量，有时又那么残酷无情。弗洛伊德的名字传遍各大洲；自从上个世纪末，他四十岁时(一八九六)开始把他所创立的心理学－神经医学－病理学的交叉学科，命名为“精神分析学”以来，许多追随者，真心的或半心半意的，甚至冒牌的心理学家／医生，都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他的或改造他的精神分析法，或挂着他的名而贩卖自己的疗法，到处(特别是在新大陆)开设心理诊所，替由于社会生活日益繁杂而引起心理失调(甚至失控)的男男女女治疗，难道有比这样无形的荣誉更美好的命运么？然而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受到命运的折磨。当他的理论逐渐形成体系时，很多真诚的学者跟他一起工作，依附他，称赞他，但不久，由于理论观点上的纷歧，一部分他最信赖的学者和合作者与他分手，另立门户；世纪交叉之际(一九○○)他发表了《释梦》，将潜意识上升为理论，对诠释正常心理和变态心理都很有裨益时，又有一部分追随者骇于这“潜意识”的怪影，离开了他；十三年后(一九一三)，当他第一次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人类学和文化史学的研究，发表了上面提到过的《图腾与塔布》时，又招惹了许多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的抵制和抨击——他们斥他为荒诞无稽，但几十年后，这些学科的后来者却又不能不部分或全部承认他为这个领域的先行者——。为了把精神分析学应用于更广阔的文化领域，他创办了《意象》杂志(Imago)，这又导致与他的一些合作学者的矛盾。他应邀赴美讲学，是与他的合作者容格同行的(一九○九)，但四年后与容格发生学术观点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一九一三)，于是发表了《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一九一四)，尖锐地批评容格。容格与他分手了。其时，弗洛伊德其人及其学说几乎陷入一种四面楚歌的地步。以致国际上一些善良的，与他的观点相同的学者成立了一个叫做“委员会”的机构，来“保卫”这个被命运冲击的科学家及其事业，在这些学者中有兰克和琼斯——当他七十岁时(一九二六)，兰克“背叛”了他，走开了；而琼斯这位英国科学家却在危急时候设法从纳粹魔爪下营救他出险，流亡英国。(琼斯为弗氏作了三卷本的评传，读书界认为这是一部最可信赖的权威著作——今日过份忙碌的读者，可以看同一作者战后为美国百科全书所写的词条《弗洛伊德》，这一条不到万字的词条，正是那三大卷评传的浓缩版，要言不繁，没半句废话，史实是可靠的，剖析是比较客观的——当然是站在弗氏及其学说这一边。)
六十岁以后，弗洛伊德仍然接二连三地向命运挑战；或者反过来说，命运接二连三地捉弄他。此时，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基本已成型，他的《精神分析学引论》和《精神分析学引论新讲》相继出版，他的学说渐渐被人接受，或部分地接受，或利用其中某些部分疗病，他在人世间不再是魔影了，但是他又向“死亡学”进军。他提出了新的论点，那就是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九二○)一书中提出的“死亡的本能”——说性的欲望和死亡欲望，是人类心理状态的两大对抗力量。这又是一场悲剧性的演出。琼斯说，这是“心理方面的一种革命性新理论，使他的门徒感到吃惊”。人的一生只有性欲和死亡！活着就是性欲在作怪，要不就把生命化成无生命！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恩格斯不是说过吗？“今天，不把死亡看作重要的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不管怎样，在二十年代发表死亡本能说，是够震撼世界的，难怪那时人们以为这个老人发疯了。(时至今日，还有人说这个学说是某些邪教集体自杀的理论根据。不知是弗氏荒唐呢，还是今人荒唐呢。)
七十岁(一九二六)那年，他声明从精神分析运动引退。他没有“退”，他换了方向，他向文明，文学，文化和宗教进军。然而命运仍然跟他过不去。七十三岁，发表了《文明和对文明的不满》，向今日的文明，今日人类的文明提出挑战。琼斯说得很正确，他这篇论文已经不是要解决什么心理学的问题，而是提出一种哲学性质的结论。看来，那时他跟罗曼·罗兰讨论过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如何能达到这个目的的问题，罗兰说，要靠宗教；弗洛伊德说，不！宗教始终是“一种精神麻醉的典型代表”；他说——在这篇论文里——要靠恋爱！人生最终追求的是欢乐和幸福，而幸福乃是暂时的，是过渡性的，“用宗教来追求幸福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恋爱能解决这个难题。多么可爱的老人的青春的心啊！而难道这能让人人接受吗？我看不。
然而悲剧性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写下那部唯一使他懊悔不已的著作：《摩西和一神教》。正如茨威格说的，他以丝毫站不住脚的论证企图证明摩西乃是埃及人，而非犹太人。这样，他既大大地伤害了那些虔诚的犹太教徒，同时又大大地伤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那本书恰恰又是在法西斯党徒全力迫害犹太人的关键时刻出版的，他伤心地失去了他同族人的同情和关注。他为此十分自疚。他对人说，“现在有人夺走了犹太人的一切，我又把他们的最优秀者夺走了”。
悲剧收场了。他活了八十三个春秋。
〔2－5〕《昨日的世界》
如果说琼斯写的传记是对弗洛伊德这个伟大的科学家进行理智的分析和解剖，那么茨威格笔下的弗洛伊德则是活生生的可爱的充满高尚感情的凡人，有血，有肉，有笑，有哭，有苦恼，有懊悔，有傲慢，有愤怒，有坚强意志，有克制能力。《昨日的世界》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些段落，是多么动人啊。他写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弗洛伊德，同时也通过他的带着深厚感情的笔，写出了他的学说。琼斯写他的理论，而字里行间却写了他的为人；茨格威则着重写人，而凭着他的敏感和直觉描述了他的学说。真是妙不可言！在茨威格笔下，这个科学家是执着己见的，是自律甚严的，一丝不苟的，狂热的真理追求者。
当弗洛伊德挣脱纳粹的铁蹄，流亡到英国，定居伦敦一年便接受死神的召唤那一段日子里，茨威格曾不止一次与他相聚：两个犹太人，两个闻名世界的大学者，两个逃脱纳粹迫害流亡他乡的欧洲文明代表，有着说不完的话，那是可想而知的。书中记叙了弗洛伊德最后的时刻，记叙了这巨人从不屈服的那股精神：
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阴影越来越清楚地投在他面上，死神使他的面颊枯瘪干瘦，使太阳穴从额角绽出来；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无法说话；可是死神对他的眼睛却无能为力，那是一座无法破坏的灯塔，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从这里观看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最后时还是那样明亮与清醒。
书中还记述了茨威格同达里往访弗洛伊德的动人往事。达里是超现实主义画家，那年(一九三九)三十五岁，却已在欧洲大陆红极一时；他崇拜弗洛伊德，他信服《释梦》的理论，和所有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样，都是以潜意识活动作为构思的根据的。达里一九三一年作的油画《记忆的永恒》(记忆的残骸？)，与精神分析理论实际上可说异曲同工：达里认为精神病患者在某种状态下的言行，是感情与愿望最坦白最真诚的流露，最适宜于作艺术的表现。——这幅画，我看不懂；确实看不懂；但是看着画面上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却也唤起许许多多的联想，想什么，恐怕因人而异，也许这正是艺术的奥秘之处，因为它能召唤失去了的记忆。
这是一次难忘的会面。一个科学家，一个作家，在热烈地交谈；一个画家什么也没有说，他在一旁为弗洛伊德作速写像。“他已经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出来了，”茨威格这样说。他画了什么？他画了弗洛伊德的头像，那头盖骨是一只蜗牛的残骸！已经把死神画出来了，难道不是吗？可惜我的一本达里画集在那疯狂的十年间消失了，不记得那里面有没有这幅死神附身的名画。
这次会面给达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自不待言，因为年轻的画家早就迷醉于这位年纪比他大几乎半个世纪的大师；想不到这次会面也给弗洛伊德很大的愉快。会面的第二天，弗洛伊德给茨威格去了信，感谢他把这个年轻画家带来见面，信中写道：“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些把我当成偶像崇拜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是道地的傻瓜(我可以说他们起码像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那样，百分之九十五是傻瓜！)，但那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以其敏锐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技巧改变了我以往的看法。如果仔细地研究他的构思和绘制那幅素描的过程，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昨天我看了看达里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时绘制的《内战的预示》，如同看毕加索描绘同一题材的《格尔尼卡》一样，似懂非懂，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联想，不能说完全唤不起一点感情来。唉唉，超现实主义！唉唉，潜意识！
顺便说一下，《昨日的世界》这本书，有个副标题：《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这是茨威格流亡南美洲自杀前完成的最后一本重要著作，是在没有一点参考材料的情况下写成的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写的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文化史或欧洲文明史；记述了这些年代欧洲许多文化大师的言行，真是一本动人心弦的力作。
〔2－6〕图腾与文明人
北京有个很可观的图腾岛。有好心人在圆明园里面的小岛上设了一个图腾陈列场地。图腾柱，刻在柱上的图腾，刻在面具上的图腾，还有原始人艺术造像和上面刻着的图腾。美洲的，大洋洲的，亚洲的，非洲的。好像没有欧洲的。欧洲没有图腾？不知道。——图腾柱，造像等等树立在小丘上，在矮树丛里，有着夸张的男性性器的造像，遍地都是。值得文明人去游一游。
我确实没找到欧洲的。我想起了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书中说澳洲原始部落说的“可朋”就是美洲印第安人说的“图腾”。作者说，
澳洲人的勇士和他的可朋动物的关系和欧洲骑士与纹章上的猛兽的关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纹章上的猛兽，并不像后来合理化的推测，它的原意并不是美德的标志，却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是一种保佑的力量或种族的祖先之意。这些观念的最接近而最自然的结论，就是把家族的动物放在武器上，作为一种灵物崇拜或保佑的力量；所以欧洲战士把熊或鹰画在盾牌上，澳洲人也把袋鼠或蛇皮的图形装饰在盾牌上。(见第六章)
绝妙的对比！第二国际的卓越战士罗莎·卢森堡在她死后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导言》(一九二五)中曾尖锐地批评格罗塞这部著作，说作者把家族类型和原始文化类型跟经济类型相联系和类比，是一种机械论。我以为不一定。而且这是一部第一次对艺术与社会相互关系进行剖析的艺术史著作，不能求全责备；后人不是也批评卢森堡的经济理论是一种机械论吗？
反正，无论如何，《艺术的起源》是值得一读的好书。读时你再判断罢。
此书有蔡慕晖译本，编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令人惊奇的是，原译在抗战前出版的，六十年了，而行文仍极可读。难得！
〔2－7〕蔼理士·潘光旦
上文云云，并非企图介绍或评论或批判这个“禁区”，或禁区中打滚的学问；不，我没有这个本领。无论是精神分析学，还是性心理学，还是性学，我都一窍不通，我花了那么多篇幅。只不过想抒发一下我关于禁区的压抑感情，其实与学说无关。
思想是长了翅膀的。既然讲到弗洛伊德闯禁区，就不免联想到英国的蔼理士；一讲到蔼理士，就不能不联想到潘光旦。蔼理士与弗洛伊德同一年在英伦去世(一九三九)，他比弗洛伊德小三岁。蔼理士那七卷本《性心理学研究录》，曾不得不在德国出版——世俗的英国人大都是“君子”人也，他们看不得这部大逆不道的书，这样的书英国出不得！是个禁区！我上面屡屡提到过，古今中外都会设置种种禁区的，大家切莫少见多怪。直到一九三三年，蔼理士七十四岁时才出版了一本通俗科学著作：《性心理学》。说来也巧，潘光旦移译此书却是从作者去世那一年开始的。蔼氏书原序中有一段说到弗洛伊德，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没翻译出来(译序所云怕不是真实缘由)，四十几年后重新出版这书，才由别的学者补上。删去的这段话是很重要的，足见两个大学者的品格和观点。蔼说，他从头就敬重弗洛伊德其人及其学说，而且率先把这学说介绍给英国读者，但他声明，“我对精神分析学说一向采取同情的态度，但又从来不是这个学派的同调的信徒。”更有令读者折服的是，他虽声明不是“同调的信徒”，可是他却诚心诚意地把弗氏的《精神分析引论演讲录》推荐给读者，他甚至说：
即使是对精神分析学说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人，要想把这部书里出自睿智卓识和丰富经验的研究成果搁过一边，完全无动于衷，事实上也是很难办到的。
这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说的真诚的话。我们就正缺少这样的话。
潘译《性心理学》一九四五年(费老说一九四六，待考)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那时，这家老字号，好像没怎么考虑禁区问题——蔼氏说的弗氏那本《引论》，是一九三○年由上海商务印行的，其时商务还未遭难。综观商务的历史，似乎张元济也好，王云五也好，都不怎样注意到禁区的问题——他们倒是很重视现实政治问题的。比如在天下大乱时，张就不愿或不想或不敢出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时期，王就不想印行马克思的书，后来至少也不热心出版《鲁迅全集》。
学术问题要和政治问题分开，说是说过几十年了，可是——那里分得开？一则两者确实难分难解，或者说，有时确实难分难解：有时人们往往想把他们拧在一起。唉，这也是古今中外如此，人们遇到这种事不必太过伤心或灰心，不会总是下雨天的。想想看：《引论》初版重版相隔五十四年，《性心理学》两版相隔四十二年，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历史老人从来不走直路，是之谓乎？
我这一段文字叫做非线性联想。
昨日和前日的书和人和我
章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