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倒也不错，只不过眼睛还得往自家这摊子上瞅瞅，看看都是些什么货色，若说市场经济，从比喻的角度讲，文学恐怕倒是第一个抢摊儿的，摆弄批评的人往俗里说也差不多是些做生意的，当然，生意做得有大有小，贩子有一道二道三道，走在前列的只管将西方的理论改装一下搬来中国，然后又有人再拆零了批发，于是，文场上便此起彼伏响起了吆喝声，而且，上下一条龙硬是炒起了一拨又一拨的流行色，先是西方古典人道主义思潮，接着是随着新三论的方法论，然后是相当密集的现代主义，再后便是本体论，最后一茬就是后现代了。批评的摊上一拨一拨地出现这么多日新月异的新货色，确实吸引了相当多的围观者，大约是在贩到本体论左右的时候吧，围观者开始渐渐散去，他们失去了对这些洋货的欢心，而最要命的是，到了九十年代，货源发生了危机，后现代的后面又是什么呢？据说人家那儿后现代也还风头正劲，暂时还没有新的替代产品(新历史主义？)，我们这边只好再撑一撑再说了。终于弄得沉沉寂寂。大家抱怨现在写作批评的越来越少了——货源单一，练摊儿的也只得作鸟兽散了。
在方法论刚热的那一阵就该冷静地想一想，问题是否出在方法上？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层面上讨论批评？仅仅从方法上讨论批评够不够？早就应该认识到批评是一种相当独特而敏感的人文学科，对它本质的理解恐怕不能从它现代的似乎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形态出发，而应溯源到它未成年时代、作为其他学科的从属的时期去理解。譬诸中国而言，孔子时代有独立的文学批评学吗？孟子时代有吗？没有，但我们却不能说那时期没有文学批评活动，孔子评《关睢》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整个诗经也是思无邪。孟子还谈到文学批评的途径，他认为一篇作品的语义及作者的写作目的是可以弄清楚的(以意逆志)，但他强调读一个人的作品必要了解他的为人和生活环境(知人论世)……所有这些一方面可以算作孔孟的批评实践，但另一方面又应该认识到它是孔孟哲学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他们的哲学对“文学”这种与人的精神关系极大的生命活动的言说。文学，还有艺术，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鲜活而自然地反映着人的内心世界，它是自古以来所有的以人的整体活动作为对象的哲学所不能视而不见的。好象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标准和试金石，看一种哲学能不能涵盖人类的生命活动，到最后总要看看它能否解说了一下文学。这一现象到了十八世纪以后更加明显，德国古典哲学大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吧？古今中外，之所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文学批评，从深层次上讲，乃是因为有那么多不同的哲学之故也。孟子认为作者的意图是可以搞清楚的，因为孟子哲学的根本是普遍人性论，人心是相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命题拿到二十世纪就行不大通，一个人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根本就不具备通约性，因此，相对于读者读到的文本，作者早已死去。哲学背景实在大异其趣。
看来，重要的就是认识到文学批评与哲学的这种一体化的关系，文学批评到近现代虽然似乎是独立出来了，技术操作的特点比较突出了，其实它们仍然不过是哲学的延伸和代言人，在本质上，文学批评的终极目的不在于对文学的技术评判，而在于通过对文学的分析和判断从这一特定的精神领域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因此，流派的涵义也随着被看作是我们从不同角度和命题出发，经由相同或不相同的文学对象对世界的多层面的解说。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流派纷呈，学说并列，实际上是哲学的同步反映，比如，心理批评与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批评与结构主义哲学，接受美学与阐释哲学等等，前者无不是自觉地不自觉地为后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话语背景和发言领域，无不是后者的似断实续的延伸。当我们从西方横向移植众多的文学批评流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从方法的角度移植一下批评并不费事，或者，对移植的批评作一点过细的梳理，推究一下它的来源流变，也并不是什么十分费劲的事，关键是将它的背景与它自身作一体化的考虑。我们总是舍本而逐末，求流而遗源，所以，我们的批评才是那么肤浅，才是那么苍白，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哲学作为后盾，我们的批评本质上是没有生命的木偶和摹仿。这样的批评除了在圈子里面作技术的游戏外，还能怎么样呢？
当然也有苦衷，好移植的自然好移植，不好移植的移植过来也是枯掉，死掉。这里面涉及到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哲学这东西说玄了还就是玄，既然将哲学定位在主体对世界的解释、对人的生命活动的言说上，那它便不是随随便便拿过来就能用的，这里面首先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文化的认同问题。我们时代的尴尬局面表现为，我们既不满足于过去的哲学解说方式，同时又不可能轻易认同于西方的诸多学说，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我们实在有点狼狈。
批评的命运自然也是如此，批评既然是哲学的延伸，批评也就成了哲学的晴雨表，新时期批评的花样翻新正反映了哲学上无所适从，当我们不断地、急不可待地将人家的胡乱抢过来的时候恰好暴露出我们的一无所有，说到底，新时期批评表象的繁荣和现在的沉寂只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所映照的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即哲学的贫困。这一困境迟早要被人们意识到，作为哲学和批评之话语主体的知识分子更应有切肤之痛。
我们近期读到一本专著《否定本体论》，作者将这种哲学的贫困称之为“失语”。不管如何的众声喧哗：“当一个人在某个问题上认同另一个人的时候，前者就可谓‘失语’了。‘失语’就是丧失了自己对世界理解的能力。”而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状况乃是因为我们丧失或者遗忘了理应与“人”俱在的“否定的冲动和能力”，我们先是重复古人的话，接着又重复西人的话，虽然表面上话语之间的区别构成了否定，但那是一种表象的话语间的更换，而不是来自本体的否定，在这样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之中是诞生不出我们自己的声音的，因此，“只有在对既定的所有话语结果的‘否定’中，才能将真正的本体性的‘我’逼现出来，这种‘否定’面对的是整个文化成果，改变其结构，予以零散化，材料化，最终诞生新的成果。”
按否定学说，美是不可言说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内涵是批评的概念、语言难以描绘与把握的，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一部作品表现出来的内容总是与该作品可以达到的表现性内容有不同程度的距离，因而，作为否定的文学批评学，只能依据从一部作品中得到的审美体验来分析该作品的不美与丑的部分，文学是对现实的否定，批评将依据文学对现实的否定特性来臧否没能实现这种否定的作品，依据作家想达到的存在与没能实现这种存在的间距来进行否定式的表达。我们由此想到时下许多自炫自恋式的“批评之批评”的文字，以为不要轻言批评的风格。其实风格并不是靠技术操作和表达的修辞色彩建立起来的，对于一个批评家而言，风格的首要应在于他的理论特色。
从学术人格的角度讲，我们更倾向于将否定理解为一种姿态，一种我们目前的人文工作者和批评家们应该具备的姿态，否定是一种前提，其接续自然是重建，为了重建，我们必须否定。我们以为，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写作者来说，我们缺少强有力的文化传统、理论勇气和人文激情，学术的否定倒在其次，重要的和首先的是将自己从非个性化的复制状态中否定出来，我们反对将知识分子技术化、职业化和边缘化的提法，在现代理性社会，知识分子理应将自己凸现出来，提出自己对世界的新理解，以续接人类精神之火，因此，至少在目前，我们对批评的兴旺不抱乐观态度，批评的繁荣从任何时候讲都是哲学繁荣之后的事。在一个尚无新颖之哲学建树的时代(李泽厚先生最近有文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可能出现学问家而不可能出现哲学家的时代)奢望批评是不可想象的。现在，虽然大有批评冷寂之说，但心平气和的估价倒可能是，相对于荒芜的哲学，批评倒是太多太烂。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六如皋
(《否定本体论》，吴炫著，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五月版，9.00元)
汪政/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