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胡塞尔身上体现了一个真正德国学者的许多优良品质。他不问世事，埋头于自己的研究，以期为处于危机之中的哲学重新打下可靠的基础。他有勇气随时站在科学的入口处，接受他人的批评，重新开始或不断修改自己的研究。他去世后留下大量手稿、速记稿等，体现了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当二十年代末社会状态变得不能容忍时，他开始反思欧洲科学盲目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不忘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他虽然有不少弟子和追随者，但一生都不屑于创建自己的学派。今天人们纪念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不倦的探索者，更多地要提到他的思想帮助了许多当代有影响的哲学家们创立了自己的现象学理论，或者说，促使他们在背离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基础上创建了多种多样的学说，由此走上超越现象学之路。
所以，要讲胡塞尔及其现象学，有两大基本问题非涉及不可，一是他本人创立现象学的过程及其基本理论，二是现象学对本世纪哲学界的影响，借用解释学的话说，第一是“本文”问题，第二是“效应”问题，这正好是《现象学及其效应》的基本结构。书的上半部分有重点地介绍了胡塞尔在《逻辑》、《观念》、《沉思》和《危机》这四本主要著作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它们应该能够代表他思想中早、中、晚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后半部分围绕胡塞尔对海德格尔、舍勒、伽达默和哈伯马斯的影响展开，分析了他们思想中的异同。这四位都是本世纪哲坛上当之无愧和世人公认的大师，由此而见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解释学和法兰克福学派这些曾红极一时，或至今仍兴盛不衰的学派与现象学的渊源关系。
《现象学及其效应》一书的一大特色就在于运用了范例性学习(examplarisches Lernen)这种方法，这是西方人文科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方法。面对浩瀚如海的史籍，面对现代旗帜如林的流派，一个初学者往往茫然不知所从。中国“头悬梁、锥刺股”的传统古训在此显然失效。范例性学习的方法是，选取某一阶段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或某位大师的几本主要著作，或某本经典中的几个重要段落，逐字逐句，读通读懂，由此获得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理解，把这当作安身立命的基本知识，然后举一反三，推而广之。记得八十年代中我在德国留学时，在一次研讨课上跟着导师珀格勒教授只读《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一章，当时对导师逐字逐句地反复讲解甚感惊奇，奇怪他作为黑格尔研究专家为什么不讲大的理论或者前沿难点问题。数年过后才明白导师的良苦用心，只有先通过范例性阅读获得正确解读古典本文的基础知识，才能把知识的雪球越滚越大。
在国内提起现象学，略知一二的人都能说到“回到现象学本身”这句口号，知道还原、直观、悬搁这些词。但是现象学方法究竟是什么，怎样达到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描述性的现象学分析如何进行，等等，这些在口号之后的问题则鲜为人知。《现象学及其效应》上篇的第一章第四节用较大篇幅专门介绍了胡塞尔现象学分析的一个范例：对感知与想象这两种意识行为的描述分析。其中涉及到一系列现象学专有名词，不仅从概念、特征等方面，还从时间意识对感知和想象作了区分。第五节对本质直观方法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作了详细介绍。可以说，不了解胡塞尔的意识分析和本质直观这些基本东西就不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就中文出版物来看，这几章节的内容是全新的。
本书后半部分阐述和分析了胡塞尔对当代德国哲学的影响。书中还提到当代几位著名的现象学家，引证过不少他们的观点。有幸的是，我八十年代在德国波鸿大学留学时，书中提到的珀格勒、瓦尔登菲尔茨、霍伦斯坦等人都在该校的哲学系任教。记得瓦尔登菲尔茨有一学期开设讲座课，专讲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第五研究，“论意向性的体验和它的内容”，他对胡塞尔意向性、体验、目的性等理论的分析，真是细致入微，淋漓尽致，吸引了不少学生，大讲堂里总要提前去占座。珀格勒力图把现象学与哲学史传统、解释学等结合起来，他开设的课大多与黑格尔、海德格尔和现代德语著名诗人，原罗马尼亚籍犹太人P.策兰(Celan，一九○九——一九七○)有关，涉及实践哲学和艺术哲学等领域。霍伦斯坦既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又讲语言哲学、人的行为理论等，亦颇受学生欢迎。当时这几位教授计划将波鸿大学哲学系办成一个以现象学研究为中心的学科。不过所谓中心并不是另成立一个行政组织，或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他们只是实实在在地做点促使现象学传播的工作，例如在假期和晚间举办一些与现象学有关的专题讲座，邀请一些著名的法国学者来波鸿作报告，这些在三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思潮下成长的法国人，无论是他们报告的内容和题目，还是他们的举止做派，都令学生们眼界大开，看到德国学术的严肃性与法国思想的灵活性之间的鲜明对照。书中提到的海尔德教授，一九九四年十月曾来我国南京参加了第一届现象学研讨会，他在题为《代的时间经验》报告中，从时间分析入手，阐述不同代的人对人的生死这一最基本生命现象的经历和理解。他对现象学方法的运用令听众为之振奋。
胡塞尔常常要求学术研究要少付大纸票，多拿小零钱，就是说不要多说空话大话，未经证实的话，而就某个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争取有所创见。学术界常见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可能阅历并不丰富，知识积累也未见长进，提起笔来开宗明义上下五千年：有些书的书名大得令人瞠目，但细读起来并没有什么独到的创见和新东西，只不过对目前已有的东西重新进行一番外在的排列组合而已，该下功夫研究的问题仍是一片空白。德国教授常常要求学生做论文时题目要选得小，抓住一两个理论问题，把它们的历史背景和迄今为止的研究进展，还留下什么问题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看法写清楚就行了，这就是一篇不错的论文。对作者自己来说，从小范围着手查阅资料和下笔都较为容易，从而慢慢掌握写论文和搞科研的基本方法，今后再扩大范围则易如反掌。对于读者来说，他若想了解某个问题，找一本有关的论文或专著，对此就一清二楚了，他不必再在浩若烟海的故纸堆中扒来扒去，他可以对此进行批判性考察或借鉴，然后谈出自己的观点。这就体现了人文科学研究中科学的创新与进步。《现象学及其效应》看来对这种治学方法是比较推崇的。本书的题目确实订得过大，现象学的两大基本问题都包罗在内。但作者在每章之中并没有过于铺陈，也没说什么“伟大”之类的俗话，而是马上抓住问题实质。在对胡塞尔进行评论时，基本上都是引用八十年代以来较新的专家学者之见，反映了世纪之交对胡塞尔及其现象学的新理解。
也许是关注重点不同，视域不同，或者是所受训练不同，我感觉《现象学及其效应》一书似乎在历史观点方面尚显不足。具体说，本书由一八七六年以后胡塞尔创立现象学运动开始，但对当时世纪之交的哲坛状况及其背景，除了在某些章节分析中谈到胡塞尔与笛卡尔和康德的相似与相异外，基本没有把现象学问题和哲学史中的类似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或者说现象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没有涉及，如何把现象学的产生归置到哲学史发展的长河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书介绍了胡塞尔几本主要著作中的现象学观点，但对胡塞尔思想的起源即他如何从数学、心理学、逻辑学转向哲学研究的内在思维变化过程揭示不够，只是在绪论中简略提及。八十年代以来，专家们日益重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认为它确定了胡塞尔作为现象学创立者的地位，代表了现象学的真正起源和精华。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是：大师们的思想起源和早期著作要比晚期的成熟思想和思想定式更为重要，这就是前几年为什么兴起早期马克思热，早期黑格尔热的原因。所以海德格尔要说：是道路，而不是著作。著作极易被僵化为干巴巴的教条，从而窒息和压抑人的精神与思想，唯有道路才为人提供永无止境地探求真理的可能性，即使误入歧途，还能转弯。
顺便谈谈现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其实现代哲学大家都十分注重把自己的开创性工作与哲学史联系起来。胡塞尔主要著作中的基本思想都是通过对笛卡尔、康德的批判性考察才得以形成和确立的。海德格尔三十年代后的报告和文章几乎都要回溯哲学的起源，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通过考察一些哲学基本问题在古希腊时代的原初意义，随后而来的误解和几千年的误传，即人为地突出某个方面，遗忘或遮闭那些根本性的东西，以使“存在的真理”重新得以显现。一个常为人忽视的事实是，三十年代以来海德格尔一反早期对以形而上学为特征的哲学的激烈批判态度，力求在与古典大师们的辩论和对话中寻求思想的碰撞。他开设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尼采等人的哲学史讲座，这是一个青年时代激进的哲学家在走向成熟后对传统的再认识，向自己源泉的回归。当然他的兴趣不在哲学史本身，他是借历史阐发自己的观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在海德格尔研究中太注重他的反叛性，忽视了他与哲学史的联系。其实只有把海德格尔与哲学史传统联系起来，这样的研究才会富有成效。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伽达默。他之所以能创立解释学，一方面受到现象学运动和海德格尔等人反叛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于他谙熟和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及其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特别继承了狄尔泰的许多思想。完全离开和割裂传统，纵能开出批判之花，也结不出有实之果。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教授讲席的继任者W·马克斯在八十年代相继写了两本书：《在地球上存在着一种标准吗？》(一九八三)，《伦理与生活世界》(一九八六)就在理性与反叛、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自由与伦理约束等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经常发生碰撞的问题上寻找对话和交流。这种积极的建设性态度在八十年代后期日益受到欢迎和重视。注重当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其实体现了由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开创的解释学传统。施莱尔马赫指出，解释实际是语法解释和技术解释的交替进行，前者重在所用语言中的共同性东西，后者则重视作者的个性，那些使他与别人相区别的特殊性。狄尔泰也认为理解是个体理解和整体理解的交互进行。
同样，也必须重新审视哲学史与所谓后现代哲学的关系。国内八十年代初曾掀起存在主义热，近年来后现代哲学又异军突起，哲学界的有些科研选题和报刊目录索引甚至在现代西方哲学之外单立“后现代主义哲学”一项，似乎后现代哲学是当代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后现代哲学和存在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反传统、反权威，提倡个性的独立解放是它们共同的特点。它们在中国的相继走红固然包含着人们反对教条主义、要求思想解放的社会实际需要，正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但从学术角度看，把存在主义和后现代哲学定格为历史、理性、社会的对立面，是值得商榷的。应该说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萨特等人并没有背离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传统，海德格尔也强烈关注人类和社会的命运。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法国哲学家，他们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批判现实精神，他们的理论建树更多是在与传统的激烈对话中实现的，截然划分出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两大阵营不太妥当。它们更像是同一时代思潮中并行奔跑的两趟车，车上的货物有相同之处，有时会在一些小站上交汇。这种情形与十七——十八世纪德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既对立又交缠的情况雷同。谁能想象到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和《精神现象学》中会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和文学口语式色彩呢？海涅在被问及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时，脱口而出：歌德和席勒。歌德不是一直被尊崇为古典主义文学的祖师爷吗？科学研究中最忌讳截然二分，非此即彼，贴标签的简单生硬思维模式，那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
(《现象学及其效应》，倪梁康著，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十月版，16.80元)
张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