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在体制上发生“激进”转轨的同时，思想史界却出现了“回归保守主义”的趋势。我们无意说这种思潮的对与错，但是循着《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的思路，回顾一下俄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革命后的保守主义回归，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后逐渐形成政治力量，在一九○五年起的政治动荡中，自由知识界(以后来的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自由派贵族(后来的十月党人)与工商界自由派(后来的进步党人)三股自由主义力量先后登上舞台，而自由知识界不仅在三者中为主流，就是在包括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等左翼力量在内的整个反对派运动中也执牛耳。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城市左翼“革命”的实际影响远没有后来所说的那样大，而真正产生影响的力量，一是杜马中以自由派为主体的反对派运动，一是乡村中的“农民骚乱”。就连列宁当时也讲过：俄国形势是“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的对峙，而当时只有“立宪民主党人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这是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都做不到的。自由知识界通过立宪民主党人占主流的杜马实际上主导着全国的反对派运动，为冲破传统公社世界、发展市场经济，为改革专制之弊，实行自由宪政采取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合法抵制行动。
自由知识界当时的激进姿态，是受两种因素决定的：第一，十九世纪末俄国农村公社、农奴制与中央集权专制政体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危机，已由“是否分家”的阶段发展到了“如何分家”的阶段。这时，自由知识界就不仅要为改革而呼吁，还要为改革的公正方式而呼吁。这种呼吁对“家长”的冲击力很大。当时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纲领实际上是要由国家以低价强制赎买贵族地产(其主体是一八六一年改革后贵族从农村公社中化公为私而占取的“割地”)并分给农民。这不仅迎合了“精英的良心”，也对大众形成了凝聚力，使其在杜马选举中大受人民的支持。但这种主张不仅触犯了传统的“家长”，更为改革中化公为私的权贵层所不容，于是双方的对立便难以化解。
第二，这种激进姿态也与当时政府的相对开明有关，一九○五年主持沙俄政府的著名开明政治家维特伯爵不仅对解散公社、而且对实行宪政有兴趣，在他的推动下沙皇于十月十七日颁布了行宪宣言。没有它也就不可能产生“立宪民主党人杜马”。显然，在自由派(而不是革命派)主导反对派阵营而开明人士主导政府的条件下，只要双方能达成妥协，一九○五——一九○七年之后的俄国将会走向另一条道路。然而政府的开明却使自由派书生们更加慷慨激昂，表示“不惜同政府公开决裂”，其结果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反对派与维特政府的谈判以失败告终。维特由于过分“温和”而被沙皇罢黜，主张警察统治的戈列梅金与斯托雷平相继登台。一年之内，第一、二届杜马先后被强令解散，立宪民主党一度被宣布为非法，该党的土地问题专家赫尔岑斯坦与活动家约洛斯惨遭杀害，米留可夫避难海外，参与了反对派杜马议员《维堡宣言》的立宪民主党人被交付审判。由于大批自由主义反对派人士被剥夺选举权，也由于修改选举法并动用“黑帮”极右翼恐怖分子进行威胁与控制，后来产生的第三、四届杜马完全成了御用的傀儡。“立宪民主党人杜马”变成了“黑帮杜马”。俄国进入了所谓“斯托雷平反动时代”。立宪民主党人φ.A.洛吉切夫所发明的悲惨的幽默：“斯托雷平领带”(指绞索)成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然而不久，“大家庭”，反而实行了彻底的“分家”。一九○七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并确立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用斯托雷平的话说，国家原先要“抑强扶弱”，充当“公社精神”的化身，而今不然了，“国家是为强者而存在的”！
不言而喻，用铁腕来“分家”是谈不上公正的，但一时看来，这样的“分家”倒也干脆利索。产权明晰、市场导向的农场经济毕竟比种“大锅”地，纳“大锅”税的村社经济有效率，而铁腕下的安定更有助于这种效率的发挥。于是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一九○七——一九一四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年，俄国粮食产量一举超过了当时西方三大粮食出口国美国、加拿大与阿根廷的总和，一九一三年的全俄粮食人均产量纪录甚至赫鲁晓夫时代才被打破。俄国成了“欧洲谷仓”、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由于农业的拉动，整个国民经济也出现繁荣，达到了沙俄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于是，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一九○五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人们关心的只是钞票。
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便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海外“政治侨民”日久无聊，内讧成习，而俄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更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九○九年出版的《路标》文集就是这一潮流的代表。正如书名所暗示的，它体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路标”转向。
《路标》文集的七位作者都曾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反传统的“西化”论者，一九○五——一九○七年间大多以立宪民主党人或同情者身份参与政治。但现在他们要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布尔加科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过于认同，而格尔申宗更尖刻地说：“别林斯基以来我们的政治史完全是一场恶梦。”其结果是使激进思想发展为激进的社会运动，这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道义上的错误”。
文集对刚刚过去的“革命”表示了否定与忏悔，司徒卢威说：“反动”的胜利不应使我们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而“革命的错误”不仅包括罢工、武装起义等“挑衅”行为，甚至也包括“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和解散杜马后引起的抗议活动这类合法行动。文集的作者继续了以往自由主义者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但过去这种批判针对的是民粹主义以整体(“人民”)名义压制个人自由的专制倾向，而如今这种批判则变成了以“拜官主义”反对“拜民主义”的另一种极端。格尔申宗宣称：“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这就完全背离了维护个人自由反对整体主义的自由派的初衷，而沦为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秩序主义”了。
《路标》从形而上层面总结了俄国知识分子“激进错误”的根源，司徒卢威指出：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这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切实际。而“叛逆性”的消除、世界观的重建与“精神的再生”都要求回归传统，回归东正教、回归斯拉夫文化之“土壤”并放弃对“西方化”的追求。于是，《路标》的反思便由政治保守主义走向文化保守主义，以译介西学而成名的这七个作者，此时又成了宏扬“国粹”的一代宗师。
这样，在斯托雷平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化出了三种趋势：
一是“寻神派”或东正教文化运动。它主张回归传统，整理国故，脱离(或曰超越)现实社会的变革，从事“心灵”的“拯救”，进行文化寻根活动，以求实现俄罗斯文化、斯拉夫文化或曰东正教文化的复兴。《路标》作者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与弗兰克等一头扎进了东正教经卷之中，从“俄罗斯人民心灵之根”即神秘主义的东正教哲学中寻求一场克服俄国人价值危机的“精神革命”。他们被称为“寻神派”，其文化研究活动从斯托雷平时代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后的白俄侨民生活中。他们把传统东正教神秘主义与欧洲新兴的非理性思潮如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等结合起来，建立了一整套以现代世俗社会为批判对象的哲学体系，从而成为后来的白俄文化中对欧洲影响最大的一支，其影响至今不衰。从“后现代”的角度看，应当说“寻神派”对现代世俗社会的批判颇有深刻之处，因此毫不奇怪，像米留可夫这样的正统自由派思想家在后来的白俄文化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而寻神派却超越白俄群体，影响遍及西方，在当代日益引起人们注意。而在当时的俄国，这股“国学热”在学术上也成就斐然。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二十世纪初俄国出现了真正的文化、宗教、哲学、艺术的复兴，出现了对伟大的俄国文学与俄国宗教哲学思想传统的回归。”
然而作者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复兴”在当时的俄国却已失去了土壤，“开始失去与社会运动的联系，越来越失去广大的社会基础，形成一个对俄国人民与社会广大范围毫无影响的文化上层。”以至到一九一七年“激进主义”之潮铺天盖地而来时，俄国根本没有人还记得他们仅仅在八年前对“激进主义”作的那些阳春白雪式的批判。
二是马克拉科夫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路标》发表后，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不愿钻入象牙塔去整理国故，仍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们的姿态比起一九○五年来也大为改变了。其中以著名律师、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B.A马克拉科夫为代表。与《路标》的作者一样，马克拉科夫也严厉批评了立宪民主党人在一九○五——一九○七年间的“激进”行为，不同的是《路标》的批评主要在哲学和形而上层面，而马克拉科夫则集中对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立宪民主党犯了“最高纲领主义”即不妥协主义的错误，立宪民主党只知利用杜马作为反对派的讲坛，而不知用它来进行“建设性合法行动”。而《维堡宣言》更是铸成大错：“它基本上是个革命的行动。”
马克拉科夫承认立宪民主党其他领袖与他本人一样既不希望革命也不相信革命，但他觉得，他们与自己不同之处在于不“害怕”革命，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革命会胜利，或者说是相信革命会在它的最初阶段就被停止，因此他们便以革命来吓唬政府：“由于革命的威胁迫使政府作了让步，他们便继续打(革命)牌，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玩火。”由此他实际上得出了与《路标》中某些作者一致的结论：“不希望”革命还不够，还应当“害怕革命”；置身革命之外还不够，还应当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与政府合作来制止它。
三是米留可夫派，即立宪民主党原方针的支持者。该党领袖、历史学家米留可夫在与马克拉科夫的论战中为立宪民主党在一九○五年革命中的做法辩护。他认为，党并不是“生活在抽象的安乐椅中去进行老谋深算”的，它必须“和俄国的社会生活在一起”忽左忽右地变化，在一九○五年的巨大的社会情绪波动下，党如果无动于衷，社会就会将它抛弃，而那样的话，“革命”还是照样会发生的。为了使党能在动荡中“保持中心地位”，它就必须“被迫向它的许多追随者的更为急躁的情绪作临时性的让步”。他指责马克拉科夫“把捍卫法制与捍卫某一给定的法律混为一谈。”米留可夫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一个自由派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不能要求自由主义的政治行为不但符合法制，而且符合任何统治者给定的任何一道法律。
显然，米留可夫仍想保持反对派立场，然而面对如此“彻底”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立场的基点何在？米留可夫似乎仍然把沙皇与农民的关系看成传统的“父子”关系，耽心“不受限制的专制制度同农民在宗法制关系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然而“家长”却比米留可夫更讨厌“宗法制关系”了。当自由派仍在进行种种论证以说明应该从公社的束缚中解放农民的时候，“大家长”们已经解散了公社。
这里的问题在于能否坚持“公正的自由”立场。如前所说，立宪民主党在一九○五年时之所以众望所归，原因在于她不仅主张“分家”，而且主张“分家”的方式必须公正。然而在一九○九年米留可夫可以仍然坚持“自由”，却很难坚持“公正”立场了。因为，这时被不公正的改革所激怒的社会下层已经涌起了重建“公社世界”的改革运动。而这与自由派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一边是“改革的”专制政权，一边是“复旧”的“民主运动”；一边是不公正的“自由”，一边是反自由的“公正”，叫米留可夫们表个什么态好呢？
因此，米留可夫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的无所作为，与其说是出于苏联官方史学所称的“软弱性”，勿宁说更多地出于斯托雷平式改革中自由主义者所处的尴尬境地。而另一个情况又使得米留可夫们的反对派立场更加模糊，这就是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传统时代，以“公社之父”面目出现的沙皇以“抑强扶弱”的“俄罗斯独特的公社精神”作为凝聚国民的精神支柱。“宁可一切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是俄国人忠君思想的现实基础。斯托雷平改革摧毁了“公社精神”，使这一支柱不复存在。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斯托雷平政府的办法是极力强化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斯托雷平提出了“俄国是俄罗斯人的俄国”的口号，并一手扶植、建立了鼓吹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党”。他一向以“你们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为号召，攻击反对派企图涣散俄罗斯民族。他还在其任内多次出镇芬兰等地，亲自主持强化俄国的殖民统治。而俄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颇有些人很吃这一套。于是随着俄国在民族主义的膨胀中一步步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米留可夫们也在向后转。到开战后他更宣布“放弃内部斗争”，全力支持政府，不要触动“国内生活的敏感问题”。于是民族主义淹没了自由主义。
就这样，俄国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在斯托雷平时代逐渐从历史舞台上“缺席”了。这倒不是说俄国不再有“自由派”。相反，由于斯托雷平式的“分家”对传统体制起着强烈的腐蚀作用，到一九一七年前夕这部貌似庞大的统治机器已经“自由”得松松垮垮，仍然具有忠君报国传统信念者已如凤毛麟角了。但是，那种作为社会公正象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那种在变局来临时“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理性力量，却已然消失。这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与一九○五年最大的不同之处。或许可以说，俄国那时就已差不多注定与自由宪政无缘了。
一九一七年初的俄国虽然处于战争危机之中，但在精英中并没有多少“革命”情绪。然而意外的惊喜从天而降：革命爆发了，而且转眼便胜利了！正身居瑞士的列宁甚至来不及回国，只好在瑞士连呼：“料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
的确，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来得很“突然”。它起因于一件“小事”：俄历二月二十三日彼得格勒“由于运输设备不足”使得商店里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变成“自发性罢工”。沙皇根据一九○五年的经验怀疑杜马中的“自由派”捣乱，于二十六日下令解散杜马。不料次日便局势突变：派去镇压骚乱的首都卫戍部队有几个团率先哗变，迅即引起全面倒戈，已遵命解散的杜马见状便反过来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调兵遣将却无人理睬，终于被迫于三月二日下台。历经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仅仅在几天之内便几乎未经流血就土崩瓦解了！
这样的剧变令人头晕目眩。事实证明，这次革命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任何一个左派政党有计划地组织发动的。中派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则说：“革命犹如晴天霹雳，不仅使政府惊慌失措，也使杜马与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它也是一件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兴的事情。”正如苏联早期著名革命史作者H·苏汉诺夫所言：“没有一个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几乎谁也没有把二月二十三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种事情看成是革命的开端”。反对派是如此，沙皇一方亦然。当尼古拉二世读完杜马主席关于首都开始发生革命的电报后，他说了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须回答他。”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剧变仍然发生了，而且一旦发生便一泻千里，不可遏止。苏联时期一般把这年二月与十月(公历为三月到十一月)之间的变革分成两次革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但近年来有人认为它们实为“一次革命的两个阶段”。实际上，“两个阶段”倒还是过于清晰的划分。从二月到十月，俄国社会几乎是处在一个急剧“激进化”的连续过程中，不想被大潮所淘汰的各种政治力量不管原来信奉什么“主义”，此时都卷入了一场“激进比赛”之中。正如卢森堡所说：沙皇的傀儡“最反动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个革命机关”。为了抢占滩头，这个右派比重很大的“黑帮杜马”不但抗旨逞强，而且竟在沙皇尚未退位时就宣布接替沙皇政府，代行其职能。从国家杜马临时执行委员会到后来的四届临时政府，俄国政坛八个月内五易其主，一届比一届更“左”，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
最后在十月的冬宫之夜，后两派的最激进者(社会民主党(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又推翻了两派中较保守者(社会民主党(孟)与社会革命党)控制的末届临时政府。当时的人们对这一后来被称为“十月革命”的事件并未感到过于吃惊，以为不过是八个月来的第六次政府更迭罢了。直到次年一月立宪会议被解散、六月左派社会革命党被赶出政府，人们才恍然大悟：“人民专制”中更严厉的铁腕诞生了。
其实，早在一九○一年的一次自由知识界聚会上，有人便大声疾呼：自由主义者“终于不得不讲话，否则就永远不能讲了”。十六年后这句话变成了现实！
这是为什么？显然人们忘记了，“革命”并不是知识分子变的魔术，说句“我革命啦”它便从天而降，说句“告别革命”它便离地而去。俄国知识分子曾经颇为自负，而沙皇当局也曾经煞有介事地把自由知识界看得比芸芸众生更危险，甚至在一战期间米留可夫们已经宣布支持政府之后，沙皇的警察部门仍向各地侦察机关发布密令，要求重点监视那些“表面上不失忠顺，暗地里领导革命组织的”书生们。而二月二十三日的骚乱一发生，沙皇首先想到的就是解散杜马，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人们还往往忽视的是：当一个宗法大家庭面临解体时，最严重的冲突常常不是“要不要分家”之事，而是“如何分家”之争。使俄国社会的革命因素聚积致变的，既不是自由主义者关于解除公社束缚的宣传，也不是沙皇当局维护传统公社的保守企图，而是“父”夺“子”利、独霸“家产”的斯托雷平改革。不公正的“改革”引起反改革的“革命”，在历史上是并不罕见的。
更易为人忽视的是：在一个利益格局重构的变革时期，各种利益的冲突是可以疏导但不能回避的。在这个时期，“现代化多元主义”反对“传统专制”的斗争，有可能演变成“传统多元主义”反对“现代化专制”的斗争，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缺席”，常常意味着民粹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反对派的出席。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九○五年若不是那么“激进”，是有可能与维持政府达成协议而使俄国走上渐进道路的，然而他们在斯托雷平时代若不是那么“保守”，当变局来临时，他们就不会陷于“不哗众就不能取宠”的窘境，就会有足够的道义力量去呼唤理智。从自由主义的前途而言，他们应当在维特时期“保守”而在斯托雷平时期“激进”，然而实际上却相反。
这是人性的弱点？是俄国人或俄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还是自由主义本身的弊病？很难说，但有一点很清楚：这决不是批判“革命崇拜”所能解决的。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金雁、卞悟著，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6.50元)
苏文